“蟋蟀皇帝”明宣宗朱瞻基玩过头闹出两条人命？
“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这个在明朝时期流传很广的俗语，记载着宣德皇帝朱瞻基的一段轶闻。
朱瞻基，明朝第五位皇帝，洪熙元年即位，年号宣德，享年三十八岁，庙号宣宗。有明一代，宣宗皇帝朱瞻基无疑是明史上为数不多的有为皇帝之一。他开创和成就了“仁宣之治”，被史学家誉为“守成之君”，就明代皇帝的素质而言他也算是一位比较贤德的皇帝了。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贤德君王，因沉溺小虫，劳民伤财，还造成基层官员家破人亡，被史家称为“促织天子”、“蟋蟀皇帝”，在历史上留下污点，引为鉴戒。
明宣宗落得这么一个不雅名声，笔记野史多有记载，较早的恐怕是明代皇甫录的《皇明纪略》了。书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宣庙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其价腾贵至十数金。时枫桥一粮长，以郡遣觅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跃去矣。妻惧，自缢而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缢焉。”
笔记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明朝的宣宗皇帝朱瞻基，特别喜爱斗蟋蟀的游戏，专门派人到江南去寻找能斗的蟋蟀，使得江南一带的蟋蟀价格突然飞涨，一只能斗的好蟋蟀价格非常昂贵。当时，江苏吴县的枫桥地区，有一位掌管粮税的粮长，奉郡守的差遣寻觅能斗的蟋蟀，他终于找到了一只最好的蟋蟀，于是用自己所骑的骏马把蟋蟀换了回来，这位粮长的妻子听说丈夫用骏马换一只小虫子，认为这只虫子一定与众不同，于是偷偷地打开盒子想看看，哪知盒子一打开，蟋蟀就跳出来跑了。妻子非常害怕，只好自缢而死。粮长回来后得知妻子为此死了，非常悲伤，他思念妻子，又害怕难逃官府惩罚，也不得不自缢身亡。
明宣宗痴迷蟋蟀如此，以致当时在朝野流传着“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的俗语。据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我朝宣宗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存。”对此，明代王世贞《王m州史料》中收录了明宣宗给况钟的这道密诏，全文如下：宣德九年七月，敕苏州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今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以敕他每于末进运，自要一千个。敕至，而可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一道短短的密诏，竟连用了三个“敕”字，疾呼“不要误了！”可见宣宗痴迷蟋蟀到了何等地步！
当朝皇帝开口要地方上交千头上好蟋蟀，于是，苏州一带便掀起了捕捉蟋蟀的“全民运动”。据明袁宏道《畜促织》记载：一敕至府，健夫小儿，常“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至于溷厕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试想，如此高压皇命之下，为进贡一头蟋蟀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肯定不止粮长一家。这段生生死死的故事，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明宣宗为此开创了中国斗蟋史上的“血泪篇”。
痴迷斗蟋蟀之戏并非明宣宗一个皇帝，从明人留下的《御花园赏玩图》来看，明宪宗也痴迷斗蟋蟀之戏的。说来好笑，从历史上看，养蟋蟀之戏竟是从宫中开始流传，后来传到民间的。蟋蟀，又名蛐蛐、促织、吟蛩、秋虫。因它的美妙叫声，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这种奇妙的小昆虫，在《诗经》里就有许多对它的描写。到了唐代，人们开始玩养蟋蟀，“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亦皆效之。”在饲养蟋蟀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蟋蟀好斗的天性，所以斗蟋蟀之俗也就慢慢产生了。唐代天宝年间起，斗蟋蟀蔚然成风。到宋代时，上到官宦豪门，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好之，以至成为民俗生活中的重要一景。
《御花园赏玩图》之明宪宗斗蟋蟀画卷
斗蟋蟀，作为用蟋蟀相斗来取乐的一种娱乐活动，爱好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国君主，个人爱好就并非是个人小事了，如果过了头，甚至影响到了国事，就会祸害国家百姓。纵观明史，不难发现，自成祖之后，多为庸君，或沉溺于酒香 *** ，或迷乱于法器术物，一心贪恋奇珍异宝，醉心稀禽罕兽。据史料记载，明代宦官机构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光叫“房”的就达几十个，如御酒房、弹子房、牲畜房、刻漏房、甜食房、更鼓房、汉经房、御药房、弓箭房、御茶房、猫儿房、鹰房、豹房、百鸟房等等。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大内自畜虎豹诸异兽外，又有百鸟房，则海外珍禽，靡所不备，真足洞心骇目。”明代宠物繁盛，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貌。
“蟋蟀皇帝”明宣宗的可悲之处，在于他的酷爱斗蟋蟀之戏，引发了大臣和地方官员为取悦龙颜，变本加厉地下达进贡促织任务，不仅给百姓造成了极大负担和深重苦难，也助长了上行下效的斗蟋恶劣风气。因此，明宣宗这样一个荒唐爱好，演变成为一桩恶政行为，给明朝带来了负面影响。其实，“仁宣之治”时期，在繁荣与平静的背后，社会危机正在滋长，流民问题也已逐渐形成。宣德三年，山西饥民流徙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余万。宣德五年，北直隶易州一州就有逃民一千二百二十九户，山东潍县有逃民三千四百七户。这些社会问题当时虽然未达到激烈的程度，但已埋伏着随时可能激化的矛盾。然而，君臣们却陶醉在表面的治平景象中，“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
这一点，明以后的蒲松龄倒是看得清清楚楚。众所周知，蒲松龄的《促织》就是借描写明朝宣德年间的征收促织的事情，来影射作者当时的社会现实的。《促织》是《聊斋志异》中的一篇精品，它通过描写主人公成名因被迫缴纳促织而备受摧残、几乎家破人亡的故事，反映了皇帝荒淫无道，巡抚县令胥吏横征暴敛的罪恶现实。故事影射什么呢？宣宗是个好皇帝，但宣宗喜欢促织之戏;康熙也是个好皇帝，但康熙皇帝也喜欢“斗鸡戏虫”。蒲松龄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康熙年间，他专注于明宣宗和康熙帝的业余爱好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目的无非是对最高统治者的劝喻。文章结尾异史氏的“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用语委婉，极尽规劝之意：哪怕是这偶尔玩玩的“促织之戏”，也会引发上行下效，危及百姓的生命安全啊！
《尚书》有言：“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尚书》又有言：“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所谓“禽荒”，就是迷乱禽兽、田游的意思。统治者应当怎样去治国，绝不是一桩能够随意的行为;领导者该有怎样的爱好，绝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小事。玩物丧志暂且不说，败坏风气、损害社稷事关重大。明宣宗朱瞻基被老百姓讥讽为“蟋蟀皇帝”，不就是一个最好的反面教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