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钱钟书议论性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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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供大家欣赏。
:谈教训
嫌脏所以表示爱洁,因此清洁成癖的人宁可不洗澡,而不愿借用旁人的浴具。秽洁之分结果变成了他人和自己的分别。自以为干净的人,总嫌别人龌龊,甚至觉得自己就是肮脏,还比清洁的旁人好受,往往一身臭汗、满口腥味,还不肯借用旁人使过的牙刷和手巾。当然,除非肯把情人出让的人,也决不甘以手巾牙刷公诸朋友。这样看来,我们并非爱洁,不过是自爱。“洁身自好”那句成语,颇含有深刻的心理观察。老实说,世界上是非善恶邪正等等分别,有时候也不过是人我的差异,正和身体上的秽洁一样。所以,假使自己要充好人,总先把世界上人说得都是坏蛋;自己要充道学,先正颜厉色,说旁人如何不道学或假道学。说到此地,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聊斋》里女鬼答复狐狸精的话:“你说我不是人,你就算得人么?”
我常奇怪,天下何以有这许多人,自告奋勇来做人类的义务导师,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人这畜生”That animal called man,居然未可一概抹杀,也竟有能够舍己忘我的。我更奇怪,有这许多人教训人类,何以人类并未改善。这当然好象说,世界上有这许多挂牌的医生,仁心仁术,人类何以还有疾病。不过医生虽然治病,同时也希望人害病:配了苦药水,好讨辣价钱;救人的命正是救他自己的命,非有病人吃药,他不能吃饭。所以,有导师而人性不改善,并不足奇;人性并不能改良而还有人来负训导的责任,那倒是极耐寻味的。反正人是不可教悔的。教训式的文章,于世道人心,虽无实用,总合需要,好比我们生病,就得延医服药,尽管病未必因此治好。假使人类真个学好,无须再领教训,岂不闲煞了这许多人?于是从人生责任说到批评家态度,写成一篇篇的露天传道式的文字,反正文章虽不值钱,纸墨也并不费钱。
人生中年跟道学式的教训似乎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单就作家们观察,也看得到这个有趣的事实。有许多文人,到四十左右,忽然挑上救世的担子,对于眼前的一切人事,无不加以咒骂纠正。像安诺得、罗斯金、莫里斯William Morris,以及生存著的爱利恶德T. S. Eliot、墨瑞J. M. Murry等等就是人人知道的近代英国例子。甚至唯美的王尔德,也临死发善心,讲社会主义。假使我们还要找例子,在自己的朋友里,就看得见。这种可尊敬的转变,目的当然极纯正,为的是拯救世界、教育人类,但是纯正的目的不妨有复杂的动机。义正词严的叫喊,有时是文学创造力衰退的掩饰,有时是对人生绝望的恼怒,有时是改变职业的试探,有时是中年人看见旁人还是少年的忌妒。譬如中年女人,姿色减退,化装不好,自然减少交际,甘心做正经家庭主妇,并且觉得少年女子的打扮妖形怪状,看不上眼。若南Jules Janin说巴尔扎克是发现四十岁女人的哥仑布。四十左右的男人似乎尚待发现。圣如孔子,对于中年人的特征也不甚了解;所以《论语·季氏章》记人生三戒,只说少年好色,壮年好打架,老年好利,忘了说中年好教训。当然也有人从小就喜欢说教传道的,这不过表示他们一生下来就是中年,活到六十岁应当庆九十或一百岁。
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古书上说“能受尽言”的是“善人”,见解不免庸浅。真正的善人,有施无受,只许他教训人,从不肯受人教训,这就是所谓“自我牺牲精神”。
从艺术的人生观变到道学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人生新时期的产生。但是每一时期的开始同时也是另一时期的没落。譬如在有职业的人的眼里,早餐是今天的开始,吃饱了可以工作;而从一夜打牌、通宵跳舞的有闲阶级看来,早餐只是昨宵的结束,吃饱了好睡觉。道德教训的产生也许正是文学创作的死亡。这里我全没有褒贬轻重之意,因为教训和创作的价值高低,全看人来定。有人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是戴了面具的说教,倒不如干脆去谈道学;反过来说,有人的道学,能以无为有,将假充真,大可以和诗歌、小说、谣言、谎话同样算得创作。
头脑简单的人也许要说,自己没有道德而教训他人,那是假道学。我们的回答是:假道学有什么不好呢?假道学比真道学更为难能可贵。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希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有学问能教书,不过见得有学问;没有学问而偏能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那就是艺术了。真道学家来提倡道德,只像店家来替自己存货登广告,不免自我标榜;绝无道德的人来讲道学,方见得大公无我,乐道人善,愈证明道德的伟大。更进一层说,真有道德的人来鼓吹道德,反会慢慢地丧失他原有的道德。拉罗斯福哥La Rochefoucauld《删去的格言》Maximes Supprimees第五条里说:“道学家像赛纳卡S n que之流,并未能把教训来减少人类的罪恶;只是由教训他人而增加自己的骄傲。”你觉得旁人不好,需要你的教训,你不由自主地摆起架子来,最初你说旁人欠缺理想,慢慢地你觉得自己就是理想的人物,强迫旁人来学你。以才学骄人,你并不以骄傲而丧失才学,以贫践骄人,你并不以骄傲而变成富贵,但是,道德跟骄傲是不能并立的。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没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还觉得是道德应有的代价。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基督教哲学以骄傲为七死罪之一。王阳明《传习录》卷三也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有我即傲,众恶之魁。”照此说来,真道学可以算是罪恶的初期。反过来讲,假道学来提倡道德,倒往往弄假成真,习惯转化为自然,真正地改进了一点儿品行。调情可成恋爱,模仿引进创造,附庸风雅会养成内行的鉴赏,世界上不少真货色都是从冒牌起的。所以假道学可以说是真道学的学习时期。不过,假也好,真也好,行善必有善报。真道学死后也许可以升天堂,假道学生前就上讲堂。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
所以不配教训人的人最宜教训人;愈是假道学愈该攻击假道学。假道学的特征可以说是不要脸而偏爱面子。依照莎士比亚戏里王子汉姆雷德Hamlet骂他未婚妻的话,女子化妆打扮,也是爱面子而不要脸God has given thou one face, but you make yourself another。假道学也就是美容的艺术。
写到这里,我忽然心血来潮。这篇文章不恰恰也在教训么?难道我自己也人到中年,走到生命的半路了!白纸上黑字是收不回来的,扯个淡收场罢。
:论文人
文人是可嘉奖的,因为他虚心,知道上进,并不拿身分,并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对于自己,有时比旁人对于他还看得轻贱;他只恨自己是个文人,并且不惜费话、费力、费时、费纸来证明他不愿意做文人,不满意做文人。在这个年头儿,这还算不得识时物的俊杰么?
所谓文人也者,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著书、写文章的人说。但是,在事实上,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就是。至于不事虚文,精通实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家,尽管也洋洋洒洒发表著大文章,断乎不屑以无用文人自居——虽然还够不上武人的资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许出于自知之明;因为白纸上写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讲到有用,大概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废物利用,譬如牛粪可当柴烧,又象陶侃所谓竹头木屑皆有用。第二种是必需日用,譬如我们对于牙刷、毛厕之类,也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无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之多,偏有文人们还顶着无用的徽号,对着竹头、木屑、牙刷、毛厕,自叹不如,你说可怜不可怜?对于有用人物,我们不妨也给予一个名目,以便和文人分别。譬如说,称他们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缩写,洽对得过文人两字。这样简洁混成的名词,不该让老妈子、小丫头、包车夫们专有。并且,这个名词还有两个好处。第一,它充满了民主的平等精神,专家顾问跟听差仆役们共顶一个头衔,站在一条线上。第二,它不违背中国全盘西化的原则:美国有位总统听说自称为“国民公仆”,就是大家使唤得的用人;罗马教皇自谦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 servorum;法国大革命时,党人都赶着仆人叫“用人兄弟”Frères servants;总统等于君,教皇Pope等于父Papa,在欧美都和用人连带称呼,中国当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已然,并非今天朝报的新闻。例如《汉高祖本记》载帝不好文学,《陆贾列传》更借高祖自己的话来说明:“乃公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 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开国皇帝的圣旨。从古到今反对文学的人,千言万语,归根还不过是这两句话。“居马上”那两句,在抗战时期读来,更觉得亲切有味。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排斥诗人文人,哪有这样斩截雄壮的口气?柏拉图富有诗情,汉高祖曾发诗兴,吟过《大风歌》,他们两位尚且鄙弃词章,更何况那些庸俗得健全的灵长动物。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在《奇人志》Les Grotesques里曾说,商人财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诗症”Po sophobie。病原如是:财主偶尔开启儿子的书桌抽屉,看见一堆写满了字的白纸,既非簿记,又非账目,每行第一字大写,末一字不到底,细加研究,知是诗稿,因此怒冲脑顶,气破胸脯,深恨家门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经顿成变态。其时此症不但来源奇特,并且富有传染性;每到这个年头儿,竟能跟夏天的霍乱、冬天的感冒同样流行。药方呢,听说也有一个:把古今中外诗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据云只要如法炮制,自然胸中气消,眼中钉拔,而且从此国强民泰,政治修明,武运昌盛!至于当代名人与此相同的弘论,则早已在销行极广的大刊物上发表,人人熟读,不必赘述。
文学必须毁灭,而文人却不妨奖励——奖励他们不要作文人。蒲伯Pope出口成章Lisp in numbers,白居易生识之无,此类不可救药的先天文人毕竟是少数。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只要有机会让他们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无不废书投笔,改行从良。文学是倒霉晦气的事业,出息最少,邻近著饥寒,附带了疾病。我们只听说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从来没有的。至傻极笨的人,若非无路可走,断不肯搞什么诗歌小说。因此不仅旁人鄙夷文学和文学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满了自悲心结,对于文学,全然缺乏信仰和爱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扬雄在《法言》里就说:“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可见他宁做壮丁,不做文人。因此,我们看见一个特殊现象:一切学者无不威风凛凛,神气活现,对于自己所学科目,带吹带唱,具有十二分信念;只有文人们怀着鬼胎,赔了笑脸,抱愧无穷,即使偶尔吹牛,谈谈“国难文学”、“宣传武器”等等,也好像水浸溼的皮鼓,敲擂不响。歌德不 *** 国诗歌,遭人唾骂,因在《语录》Gespraceche mit Eckermann里大发牢骚,说不是军士,未到前线,怎能坐在书房里呐喊做战歌。Kriegslieder schreiben und in Zimmer siteenl。少数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能谈战略,能做政论,能上条陈,再不然能自认导师,劝告民众。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们变换,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文艺,别干营生。
雪莱在《诗的辩护》里说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legislator,卡莱尔在《英雄崇拜论》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那些特殊材料的文人只想充当英雄,希望变成立法者或其他。竟自称是英雄或立法者,不免夸大狂;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那就是有志上进了。有志上进是该嘉奖的。有志上进,表示对于现实地位的不满足和羞耻。知耻近乎勇。勇是该鼓励的,何况在这个时期?
要而言之:我们应当毁灭文学而奖励文人——奖励他们不做文人,不搞文学。
:说笑
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著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
把幽默来分别 *** ,好象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他在《动物学》里说:“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近代奇人白伦脱W.S.Blunt有《笑与死》的一首十四行诗,略谓自然界如飞禽走兽之类,喜怒爱惧,无不发为适当的声音,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声。不过,笑若为表现幽默而设,笑只能算是废物或奢侈品,因为人类并不都需要笑。禽兽的鸣叫,尽够来表达一般人的情感,怒则狮吼,悲则猿啼,争则蛙噪,遇冤家则如犬之吠影,见爱人则如鸠之呼妇cooing。请问多少人真有幽默,需要笑来表现呢?然而造物者已经把笑的能力公平地分给了整个人类,脸上能做出笑容,嗓子里能发出笑声;有了这种本领而不使用,未免可惜。所以,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
笑是最流动、最迅速的表情,从眼睛里泛到口角边。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载东王公投壶不中,“天为之笑”,张华注谓天笑即是闪电,真是绝顶聪明的想象。据荷兰夫人Lady Holland的《追忆录》,薛德尼.斯密史Sidney Smith也曾说:“电光是天的诙谐Wit。”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著牙齿的光芒。我们不能扣留住闪电来代替高悬普照的太阳和月亮,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笑变为一个固定的、集体的表情。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种机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髅的露齿,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柏格森《笑论》Le Rire说,一切可笑都起于灵活的事物变成呆板,生动的举止化作机械式Lem canique plaque sur Le vivant。所以,复出单调的言动,无不惹笑,像口吃,像口头习惯语,像小孩子的有意模仿大人。老头子常比少年人可笑,就因为老头子不如少年人灵变活动,只是一串僵化的习惯。幽默不能提倡,也是为此。一经提倡,自然流露的弄成模仿的,变化不拘的弄成刻板的。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资料,这种笑本身就可笑。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假如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嗓子,约齐了时刻,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国货提倡尚且增添了冒牌,何况幽默是不能大批出产的东西。所以,幽默提倡以后,并不产生幽默家,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挂了幽默的招牌,小花脸当然身价大增,脱离戏场而混进文场;反过来说,为小花脸冒牌以后,幽默品格降低,一大半文艺只能算是“游艺”。小花脸也使我们笑,不错!但是他跟真有幽默者绝然不同。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
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决不能标为主张,更不能当作职业。我们不要忘掉幽默Humour的拉丁文原意是液体;换句话说,好象贾宝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当为一惯的主义或一生的衣食饭碗,那便是液体凝为固体,生物制成标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卖笑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德国人好讲幽默,然而愈讲愈不相干,就因为德国人是做香肠的民族,错认幽默也像肉末似的,可以包扎得停停当当,作为现成的精神食料。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提倡幽默作一个口号,一种标准,正是缺乏幽默的举动;这不是幽默,这是一本正经的宣传幽默,板了面孔的劝笑。我们又联想到马鸣萧萧了!听来声音倒是笑,只是马脸全无笑容,还是拉得长长的,像追悼会上后死的朋友,又像讲学台上的先进的大师。
大凡假充一桩事物,总有两个动机。或出于尊敬,例如俗物尊敬艺术,就收集骨董,附庸风雅。或出于利用,例如坏蛋有所企图,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幽默被假借,想来不出这两个缘故。然而假货毕竟充不得真。西洋成语称笑声清扬者为“银笑”,假幽默像掺了铅的伪币,发出重浊呆木的声音,只能算铅笑。不过,“银笑”也许是卖笑得利,笑中有银之意,好比说“书中有黄金屋”;姑备一说,供给辞典学者的参考。
:谈教训
嫌脏所以表示爱洁,因此清洁成癖的人宁可不洗澡,而不愿借用旁人的浴具。秽洁之分结果变成了他人和自己的分别。自以为干净的人,总嫌别人龌龊,甚至觉得自己就是肮脏,还比清洁的旁人好受,往往一身臭汗、满口腥味,还不肯借用旁人使过的牙刷和手巾。当然,除非肯把情人出让的人,也决不甘以手巾牙刷公诸朋友。这样看来,我们并非爱洁,不过是自爱。“洁身自好”那句成语,颇含有深刻的心理观察。老实说,世界上是非善恶邪正等等分别,有时候也不过是人我的差异,正和身体上的秽洁一样。所以,假使自己要充好人,总先把世界上人说得都是坏蛋;自己要充道学,先正颜厉色,说旁人如何不道学或假道学。说到此地,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聊斋》里女鬼答复狐狸精的话:“你说我不是人,你就算得人么?”
我常奇怪,天下何以有这许多人,自告奋勇来做人类的义务导师,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人这畜生”That animal called man,居然未可一概抹杀,也竟有能够舍己忘我的。我更奇怪,有这许多人教训人类,何以人类并未改善。这当然好象说,世界上有这许多挂牌的医生,仁心仁术,人类何以还有疾病。不过医生虽然治病,同时也希望人害病:配了苦药水,好讨辣价钱;救人的命正是救他自己的命,非有病人吃药,他不能吃饭。所以,有导师而人性不改善,并不足奇;人性并不能改良而还有人来负训导的责任,那倒是极耐寻味的。反正人是不可教悔的。教训式的文章,于世道人心,虽无实用,总合需要,好比我们生病,就得延医服药,尽管病未必因此治好。假使人类真个学好,无须再领教训,岂不闲煞了这许多人?于是从人生责任说到批评家态度,写成一篇篇的露天传道式的文字,反正文章虽不值钱,纸墨也并不费钱。
人生中年跟道学式的教训似乎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单就作家们观察,也看得到这个有趣的事实。有许多文人,到四十左右,忽然挑上救世的担子,对于眼前的一切人事,无不加以咒骂纠正。像安诺得、罗斯金、莫里斯William Morris,以及生存著的爱利恶德T. S. Eliot、墨瑞J. M. Murry等等就是人人知道的近代英国例子。甚至唯美的王尔德,也临死发善心,讲社会主义。假使我们还要找例子,在自己的朋友里,就看得见。这种可尊敬的转变,目的当然极纯正,为的是拯救世界、教育人类,但是纯正的目的不妨有复杂的动机。义正词严的叫喊,有时是文学创造力衰退的掩饰,有时是对人生绝望的恼怒,有时是改变职业的试探,有时是中年人看见旁人还是少年的忌妒。譬如中年女人,姿色减退,化装不好,自然减少交际,甘心做正经家庭主妇,并且觉得少年女子的打扮妖形怪状,看不上眼。若南Jules Janin说巴尔扎克是发现四十岁女人的哥仑布。四十左右的男人似乎尚待发现。圣如孔子,对于中年人的特征也不甚了解;所以《论语·季氏章》记人生三戒,只说少年好色,壮年好打架,老年好利,忘了说中年好教训。当然也有人从小就喜欢说教传道的,这不过表示他们一生下来就是中年,活到六十岁应当庆九十或一百岁。
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古书上说“能受尽言”的是“善人”,见解不免庸浅。真正的善人,有施无受,只许他教训人,从不肯受人教训,这就是所谓“自我牺牲精神”。
从艺术的人生观变到道学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人生新时期的产生。但是每一时期的开始同时也是另一时期的没落。譬如在有职业的人的眼里,早餐是今天的开始,吃饱了可以工作;而从一夜打牌、通宵跳舞的有闲阶级看来,早餐只是昨宵的结束,吃饱了好睡觉。道德教训的产生也许正是文学创作的死亡。这里我全没有褒贬轻重之意,因为教训和创作的价值高低,全看人来定。有人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是戴了面具的说教,倒不如干脆去谈道学;反过来说,有人的道学,能以无为有,将假充真,大可以和诗歌、小说、谣言、谎话同样算得创作。
头脑简单的人也许要说,自己没有道德而教训他人,那是假道学。我们的回答是:假道学有什么不好呢?假道学比真道学更为难能可贵。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希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有学问能教书,不过见得有学问;没有学问而偏能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那就是艺术了。真道学家来提倡道德,只像店家来替自己存货登广告,不免自我标榜;绝无道德的人来讲道学,方见得大公无我,乐道人善,愈证明道德的伟大。更进一层说,真有道德的人来鼓吹道德,反会慢慢地丧失他原有的道德。拉罗斯福哥La Rochefoucauld《删去的格言》Maximes Supprimees第五条里说:“道学家像赛纳卡S n que之流,并未能把教训来减少人类的罪恶;只是由教训他人而增加自己的骄傲。”你觉得旁人不好,需要你的教训,你不由自主地摆起架子来,最初你说旁人欠缺理想,慢慢地你觉得自己就是理想的人物,强迫旁人来学你。以才学骄人,你并不以骄傲而丧失才学,以贫践骄人,你并不以骄傲而变成富贵,但是,道德跟骄傲是不能并立的。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没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还觉得是道德应有的代价。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基督教哲学以骄傲为七死罪之一。王阳明《传习录》卷三也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有我即傲,众恶之魁。”照此说来,真道学可以算是罪恶的初期。反过来讲,假道学来提倡道德,倒往往弄假成真,习惯转化为自然,真正地改进了一点儿品行。调情可成恋爱,模仿引进创造,附庸风雅会养成内行的鉴赏,世界上不少真货色都是从冒牌起的。所以假道学可以说是真道学的学习时期。不过,假也好,真也好,行善必有善报。真道学死后也许可以升天堂,假道学生前就上讲堂。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
所以不配教训人的人最宜教训人;愈是假道学愈该攻击假道学。假道学的特征可以说是不要脸而偏爱面子。依照莎士比亚戏里王子汉姆雷德Hamlet骂他未婚妻的话,女子化妆打扮,也是爱面子而不要脸God has given thou one face, but you make yourself another。假道学也就是美容的艺术。
写到这里,我忽然心血来潮。这篇文章不恰恰也在教训么?难道我自己也人到中年,走到生命的半路了!白纸上黑字是收不回来的,扯个淡收场罢。
:论文人
文人是可嘉奖的,因为他虚心,知道上进,并不拿身分,并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对于自己,有时比旁人对于他还看得轻贱;他只恨自己是个文人,并且不惜费话、费力、费时、费纸来证明他不愿意做文人,不满意做文人。在这个年头儿,这还算不得识时物的俊杰么?
所谓文人也者,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著书、写文章的人说。但是,在事实上,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就是。至于不事虚文,精通实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家,尽管也洋洋洒洒发表著大文章,断乎不屑以无用文人自居——虽然还够不上武人的资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许出于自知之明;因为白纸上写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讲到有用,大概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废物利用,譬如牛粪可当柴烧,又象陶侃所谓竹头木屑皆有用。第二种是必需日用,譬如我们对于牙刷、毛厕之类,也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无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之多,偏有文人们还顶着无用的徽号,对着竹头、木屑、牙刷、毛厕,自叹不如,你说可怜不可怜?对于有用人物,我们不妨也给予一个名目,以便和文人分别。譬如说,称他们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缩写,洽对得过文人两字。这样简洁混成的名词,不该让老妈子、小丫头、包车夫们专有。并且,这个名词还有两个好处。第一,它充满了民主的平等精神,专家顾问跟听差仆役们共顶一个头衔,站在一条线上。第二,它不违背中国全盘西化的原则:美国有位总统听说自称为“国民公仆”,就是大家使唤得的用人;罗马教皇自谦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 servorum;法国大革命时,党人都赶着仆人叫“用人兄弟”Frères servants;总统等于君,教皇Pope等于父Papa,在欧美都和用人连带称呼,中国当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已然,并非今天朝报的新闻。例如《汉高祖本记》载帝不好文学,《陆贾列传》更借高祖自己的话来说明:“乃公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 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开国皇帝的圣旨。从古到今反对文学的人,千言万语,归根还不过是这两句话。“居马上”那两句,在抗战时期读来,更觉得亲切有味。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排斥诗人文人,哪有这样斩截雄壮的口气?柏拉图富有诗情,汉高祖曾发诗兴,吟过《大风歌》,他们两位尚且鄙弃词章,更何况那些庸俗得健全的灵长动物。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在《奇人志》Les Grotesques里曾说,商人财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诗症”Po sophobie。病原如是:财主偶尔开启儿子的书桌抽屉,看见一堆写满了字的白纸,既非簿记,又非账目,每行第一字大写,末一字不到底,细加研究,知是诗稿,因此怒冲脑顶,气破胸脯,深恨家门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经顿成变态。其时此症不但来源奇特,并且富有传染性;每到这个年头儿,竟能跟夏天的霍乱、冬天的感冒同样流行。药方呢,听说也有一个:把古今中外诗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据云只要如法炮制,自然胸中气消,眼中钉拔,而且从此国强民泰,政治修明,武运昌盛!至于当代名人与此相同的弘论,则早已在销行极广的大刊物上发表,人人熟读,不必赘述。
文学必须毁灭,而文人却不妨奖励——奖励他们不要作文人。蒲伯Pope出口成章Lisp in numbers,白居易生识之无,此类不可救药的先天文人毕竟是少数。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只要有机会让他们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无不废书投笔,改行从良。文学是倒霉晦气的事业,出息最少,邻近著饥寒,附带了疾病。我们只听说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从来没有的。至傻极笨的人,若非无路可走,断不肯搞什么诗歌小说。因此不仅旁人鄙夷文学和文学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满了自悲心结,对于文学,全然缺乏信仰和爱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扬雄在《法言》里就说:“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可见他宁做壮丁,不做文人。因此,我们看见一个特殊现象:一切学者无不威风凛凛,神气活现,对于自己所学科目,带吹带唱,具有十二分信念;只有文人们怀着鬼胎,赔了笑脸,抱愧无穷,即使偶尔吹牛,谈谈“国难文学”、“宣传武器”等等,也好像水浸溼的皮鼓,敲擂不响。歌德不 *** 国诗歌,遭人唾骂,因在《语录》Gespraceche mit Eckermann里大发牢骚,说不是军士,未到前线,怎能坐在书房里呐喊做战歌。Kriegslieder schreiben und in Zimmer siteenl。少数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能谈战略,能做政论,能上条陈,再不然能自认导师,劝告民众。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们变换,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文艺,别干营生。
雪莱在《诗的辩护》里说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legislator,卡莱尔在《英雄崇拜论》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那些特殊材料的文人只想充当英雄,希望变成立法者或其他。竟自称是英雄或立法者,不免夸大狂;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那就是有志上进了。有志上进是该嘉奖的。有志上进,表示对于现实地位的不满足和羞耻。知耻近乎勇。勇是该鼓励的,何况在这个时期?
要而言之:我们应当毁灭文学而奖励文人——奖励他们不做文人,不搞文学。
:说笑
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著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
把幽默来分别 *** ,好象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他在《动物学》里说:“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近代奇人白伦脱W.S.Blunt有《笑与死》的一首十四行诗,略谓自然界如飞禽走兽之类,喜怒爱惧,无不发为适当的声音,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声。不过,笑若为表现幽默而设,笑只能算是废物或奢侈品,因为人类并不都需要笑。禽兽的鸣叫,尽够来表达一般人的情感,怒则狮吼,悲则猿啼,争则蛙噪,遇冤家则如犬之吠影,见爱人则如鸠之呼妇cooing。请问多少人真有幽默,需要笑来表现呢?然而造物者已经把笑的能力公平地分给了整个人类,脸上能做出笑容,嗓子里能发出笑声;有了这种本领而不使用,未免可惜。所以,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
笑是最流动、最迅速的表情,从眼睛里泛到口角边。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载东王公投壶不中,“天为之笑”,张华注谓天笑即是闪电,真是绝顶聪明的想象。据荷兰夫人Lady Holland的《追忆录》,薛德尼.斯密史Sidney Smith也曾说:“电光是天的诙谐Wit。”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著牙齿的光芒。我们不能扣留住闪电来代替高悬普照的太阳和月亮,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笑变为一个固定的、集体的表情。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种机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髅的露齿,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柏格森《笑论》Le Rire说,一切可笑都起于灵活的事物变成呆板,生动的举止化作机械式Lem canique plaque sur Le vivant。所以,复出单调的言动,无不惹笑,像口吃,像口头习惯语,像小孩子的有意模仿大人。老头子常比少年人可笑,就因为老头子不如少年人灵变活动,只是一串僵化的习惯。幽默不能提倡,也是为此。一经提倡,自然流露的弄成模仿的,变化不拘的弄成刻板的。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资料,这种笑本身就可笑。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假如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嗓子,约齐了时刻,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国货提倡尚且增添了冒牌,何况幽默是不能大批出产的东西。所以,幽默提倡以后,并不产生幽默家,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挂了幽默的招牌,小花脸当然身价大增,脱离戏场而混进文场;反过来说,为小花脸冒牌以后,幽默品格降低,一大半文艺只能算是“游艺”。小花脸也使我们笑,不错!但是他跟真有幽默者绝然不同。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
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决不能标为主张,更不能当作职业。我们不要忘掉幽默Humour的拉丁文原意是液体;换句话说,好象贾宝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当为一惯的主义或一生的衣食饭碗,那便是液体凝为固体,生物制成标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卖笑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德国人好讲幽默,然而愈讲愈不相干,就因为德国人是做香肠的民族,错认幽默也像肉末似的,可以包扎得停停当当,作为现成的精神食料。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提倡幽默作一个口号,一种标准,正是缺乏幽默的举动;这不是幽默,这是一本正经的宣传幽默,板了面孔的劝笑。我们又联想到马鸣萧萧了!听来声音倒是笑,只是马脸全无笑容,还是拉得长长的,像追悼会上后死的朋友,又像讲学台上的先进的大师。
大凡假充一桩事物,总有两个动机。或出于尊敬,例如俗物尊敬艺术,就收集骨董,附庸风雅。或出于利用,例如坏蛋有所企图,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幽默被假借,想来不出这两个缘故。然而假货毕竟充不得真。西洋成语称笑声清扬者为“银笑”,假幽默像掺了铅的伪币,发出重浊呆木的声音,只能算铅笑。不过,“银笑”也许是卖笑得利,笑中有银之意,好比说“书中有黄金屋”;姑备一说,供给辞典学者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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