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勋的人物访谈
中国写意精神的色彩化呈现
——与雅昌艺术网谈我近些年的学术探索和创作理路
因为着手进行雅昌艺术网个人官网线上资料的全面更新，特就此接受艺术网责编人员访谈。内容涉及学习历程、“写意重彩”概念的提出、“中国古代壁画向现当代架上绘画转换研究”进展，以及持续跟进的学术重点等诸多方面。
时间：2014年9月6日
地点：温榆河艺术区
采访人：雅昌艺术网 （Q）
受访人：王伯勋 (A)
Q：王博士，您好！很高兴，今天来您的工作室参访。
开始访谈之前，我们先说一个题外话。起初，看到您在网络上使用“王庐”一词，还以为是笔名，现 在才知道是您的工作室，有什么寓意吗？
A：我姓“王”，我妻子姓“卢”，“卢”与“庐”同音，我们两人的姓氏合在一起就是“王庐”。我和妻子结婚多年，育有一子。多年来，我一直专注于学术研究，很少顾及家庭。相应地，在家务料理方面妻子付出巨大。如果说今天我在学术求索历程中多少有点儿拣获，那么，要感谢的人除了各个阶段导师给予的业务指导以外，还有就是妻子以及父母姐妹等人给予的生活支持。我深深体会到，家庭在成就一个人事业过程中作用重大。所幸，我有一个甘愿付出、耐心等待的家庭！
Q：下面，我们从您当前的学术探索谈起。首先，与大多数画家相比，您给大家的一个鲜明印象是在专注实践创作的同时，还在理论写作方面投入不少的精力，形成相对独特的知识结构。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画家是不愿意在理论写作方面分配太多时间的。
A：我一直认为，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对成就一个艺术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喜欢研读中外美术史，热衷分析成功艺术家的创作履历。到目前为止，本人在理论写作方面的所有成果都是艺术家个案研究。显然，一个在美术史上有影响的艺术家，必然具备对美术史发展脉络的洞察力。换言之，很多大师正是基于对美术史发展流向的深入了解才获得实践领域的成就，这一点在中国美术史中体现地尤为明显。
Q：作为一个创作、理论兼顾的画家，您的探索历程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现 在我们循着就学时间的先后顺序，来探讨一下您学术思考的发生历程。您是哪一年考入美院的？
A：1995年。在王府井老美院的学术报告厅完成入学报到手续，就上了开往四元桥方向的班车。自此，大学生活的四年全部在万红西街的燕东电子二厂渡过。
Q：当时是在国画系，二十年前的美院学术生活有何特点，现 还有印象吗？
A：是的。九十年代的美院招考，是要先寄送作品以获得考试资格。我当时寄送的作品全是水墨人物画，因此，入学时填报的专业是“水墨人物画”。为期一年的专业基础课结束之后，由于被当时正处在复兴阶段的工笔人物画的流行样式所吸引，转而投向工笔人物画学习。那时的美院，因为正处于向现代办学模式转型的过程之中，美院很多老师的作品和工作习惯都较以往发生了许多变化。作为一名普通学生，当时的我很不理解。那时，中国艺术品市场正处于第一场井喷式爆发的前夜，与美院仅有一个居民区相隔的“798”尚未被艺术家发现、利用，还是一座处于半停产状态的国有工厂。在一篇文章中，我曾经将这个时段进校的同学称为“二厂的一代”。
Q：据我们了解，虽然在大学期间主修的是工笔人物，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您就思考如何与流行的工笔画拉开距离的问题了。
A：虽然经历了三年工笔人物画的学习——当时是二年级进入专业工作室，但是我明确感觉到那种类型的工笔画问题太大了！
由于人所共知的几位工笔人物画家的几件著名工笔画作品在重要展览中连续获奖，当时的青年学生学习工笔画已然成为潮流。但是，大多数追随者的工笔画创作，只是徒然地模仿那几位代表画家作品的表面效果，很难得其神髓，更谈不上突破。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在工笔画创作领域，以描摹照片为能事的端倪已然出现。这种势头在今天的全国大展中，仍然保持愈演愈烈的态势。对此，我当时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是中国画创作的唯一出路吗？但是如果不这么画，又应该怎样画？当时的我还没有找到办法。
转机出现在本科三年级的时候，胡明哲老师给我们上过一段时间的写生课，使我受到很大启发！后来，胡老师又带我们去了一趟敦煌和西安。面对一铺铺斑驳陆离的古代壁画，忽然之间，我找到了自己的探索方向。那些原本是用工笔重彩技法完成的壁画遗存，经过时间的洗涤，展露出一派苍茫而又写意的景象。这正是我心中想要追寻的画面形态！此后许多年，我就试图将古代壁画转换成现当代架上绘画。
十多年来，我一直做着“中国古代壁画向现代架上绘画转换”的工作，尤其是在2008年报考袁运生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的时候，这一想法得到前辈的热情鼓励。经过多年的探索，到目前为止已经小有收获。我时常暗自庆幸，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艺术语言！
Q：我注意到您在硕士研究生阶段画了大量的抽象作品。
A：是的。硕士阶段的研究课题是“材质语言”，也就是说抛开画面的叙述情节，遵循形式规律的法则，探索材质在艺术表达过程中的独立功能。这一学术主旨必然导致抽象作品的产生，这段学习对我极为重要。和大多数工笔重彩画家相比，我自认为在画面形式语言的编排方面多少有点儿创新。
Q：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你的创作又转回到具体物象上来，这种变化基于怎样的考虑？
A：硕士学习阶段，阅读了大量国外艺术家的作品，深感西方人在形式语言的纯化道路上已经走的很远了。对他们而言，抽象都不足以表达他们的心理需求，所以就走向现成品、装置、行动。作为一个身处当下的中国画家，我们是应该顺着西方人设定的路径继续前行，还是应该以子之“器”求我之“道”？这成为当时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重要命题。当然，我选择了后者。
博士研究阶段的转型，正是基于对硕士阶段创作实践的思考。在我看来，无论形式语言研究还是材质语言探索都仅是构建画面的手段。也就是说，形式语言只是属于“器”物范畴的内容，我们还应该由此岸之“器”进乎彼岸之“道”，这个“道”就是中国的写意精神。此外，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只要是以“中国写意精神”为创作原点，至于采用什么样的形态语言、哪种物理材质都不要紧。所以在博士阶段，我断然放弃了硕士研究生时期的抽象语言，转向了具象表达。
与其他社会职业一样，美术创作本质上不具备超然其他行业的特性，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社会的健康发展贡献一份能量。我强烈地希望自己多年的学术积累，能够积极顺畅地参与当下社会生活。所以，作为一位画家应该摆正自己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位置，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做好手头的工作。
Q：记得袁先生还曾经特意用毛笔为你写下“王伯勋写意重彩”的寄语。
A：是的。这个阶段，我要深深感谢袁运生先生！袁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艺术家，存在于他思想深处浓浓的中国情结使人感动，对中国艺术的赤子之情令人动容！本人在博士研究阶段的学术探索得到了他的热情鼓励和无私帮助！可以说，自己比较多地继承了袁先生艺术思想中“中国写意精神”的成分。如果没有袁先生的无私提携，我的学术探索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就学于袁运生先生，使我得以在高起点的平台上整合学术资源。
Q：显然，这是一种十分“入世”生活哲学。以此为背景，就很好理解为什么您的画作总是以一种阳光、优雅、向上的面貌示人了。
A：是的。
Q：如上这些关于就学履历的罗列，是否可以理解为 “写意重彩”得以提出的历程？
A：可以这么理解。准确地说，“写意重彩”的初衷从十几年前就存在了，只是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对很多内容还没有梳理清楚，也未能找到准确的表述概念。近几年，随着自己学术实践的累积，“写意重彩”的概念才逐渐成型。
Q：请您就此展开来谈谈！
A：“写意重彩”概念的完整提出，应该是在博士研究生阶段。通过长期的实践积累和理论探索，深深体会到，“写意”精神是延续在中国文化脉络中的精髓，这一点前面已经有所提及。当然，我在此处所说的“写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当前流行的水墨画的“写意”，更不能将“写意”与潦草、随意和无序等同。丰富的传统文化遗存向我们昭示：写意精神存在于上古的彩陶、青铜器中，存在于汉唐时期的壁画彩色中，更存在于宋元以降的水墨画作中。对于中国艺术精神而言，“写意”是其内核。总而言之，我理解的“写意”，应该是当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
Q：然而，由于思维惯性，人们在谈及“写意”的时候，自然会将之等同于当下流行的水墨画。
A：是的。只要对中国美术史稍加梳理，就会发现，当前一般意义上的“水墨画”只是晚近才出现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兴起与封建社会知识阶层的文人介入绘画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绘画形态的存在拉大了艺术生产和受众文化消费之间的距离。从中国美术史全局来看，色彩类作品的占据了主流，比如画在器物、绸绢、墙壁的作品，即便是在文人水墨画兴起之后，与之相对的民间创作中，色彩仍是最常用的表述语言。从介入社会生活直接性来看，文人水墨画的消费需要具备特殊的知识系统；而色彩类的作品则不然，它们能够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发生直接关联，比如佛教壁画、民间版画、器物装饰画等等。可以这样说，色彩表述方式最大优点就是能够密切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容易为大众接受。这一点，在当下现实生活中表现尤为明确。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色彩的世界，服装、家居、餐饮、书报、画册、广告、电视等等都与色彩表述有关。总之，色彩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图像识读的主要内容。人们接收着色彩语言，消费着色彩产品。因此我相信，色彩是当代语境下画家与大众进行深入交流的便捷通道。
Q：我们知道，任何学术架构都有与之相适配的技术支撑。从形而下的角度来谈，您这种藉由色彩传达中国写意精神的学术系统，其技法基础有哪些，来源又是哪里？
A：近些年来，我一直在进行“中国古代壁画向当代架上绘画转换”这一课题。
该课题也是在我报考袁运生先生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明确提出来的，得到了袁先生的热情鼓励。从技术的角度讲，古代壁画有很多值得我们当代画家借鉴的内容。早在上个世纪初，傅雷先生就曾明确提出，与传统文人水墨画相对，古代壁画是中国美术史上被人忽略的另一半。古代壁画中的颜料技法、画面构成等元素，都应该对我们当下的重彩画创作产生积极启示。
我们知道，袁运生先生以及袁先生的恩师董希文先生两代人的艺术创作，都曾受到敦煌壁画的影响。如何从古代壁画中获取对当代创作有益的养料，这是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上众多画家的不懈追求。我当前的创作，正是这一体系的延续。
Q：接下来，您有何学术规划？
A：记得黄胄先生有一方自刻印，印文为“必攻不守”。作为一名后学，我想这是自己跟前辈大师在学术指向方面的相通之处。面对已然根深蒂固的创作传统和阅读惯性，想要对当下实践领域的某些方面做些个性化改进，其难度真的是不介入其中者无法体验到的。不过，这种难度或许正是本人当前学术探索的价值所在！
Q：我们拭目以待您的学术新成果！
A：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