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主要集中在哪？

Answer 1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后，公开宣布以“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和“土地国有”为“主义”，用资产阶级的民族理论分析中国的满汉民族关系，指出满族对汉族实行高压的不合理性和汉民族起来反抗的正义性；强调“专制之为祸”，并通过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说明只有与君权浴血奋战，才能争得民权，任何专制君王都不甘心放弃压迫人民的权力，清王朝兼有民族压迫者的性质，更加不会和平让出政权；除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外，还认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热情地宣传了“土地国有”思想。用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民报》，迅速占有了进步舆论的中心领导地位，大受海内外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惊惧于思想界权威地位的动摇和丧失，企图驳倒同盟会提出的革命纲领，阻遏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革命派清楚地认识到，对于改良派的进攻，必须予以有力的回击，才能进一步推动革命的发展。因此，革命与改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对立更加尖锐，两派之间的壁垒更加分明了。

1905至1907年间，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论战达到了高潮。这次论战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仅见的。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改良派的主要喉舌《新民丛报》是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两派在新加波、檀香山、旧金山、香港等地的报纸也都投入了这场斗争。

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方法、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围绕“三民主义”进行的，即要不要“反满”和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政治革命的目标应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以及封建土地制度是否应当改革等三大问题。

要不要“反满”和用暴力推翻清王朝，是这次整个论战的中心。为了论证“反满”和暴力革命的必要，革命派抓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反复宣传满族非中国臣民；满族入主中原，中国实际上早已亡国；满族入关后对汉民族实行血腥统治，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满族以少数“劣等”民族高踞于汉族“优等”民族之上，从历史到现实，都绝对不合理。这些宣传显然具有浓厚的封建种族主义色彩，颇有煽动性，但经不起理论推敲。不过，革命派随即指出“反满”并非要杀尽满人，而只是反对满清王朝，“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在不推翻反动、卖国的满清王朝，中国就不能前进的历史关头，革命派把“反满”和暴力革命紧紧结合起来，从而把握了人民要革命的时代脉搏，实现了对时代潮流的指导。改良派争辩说，满族早就是中国臣民；清朝取代明朝，只是政权的更迭，不是亡国；满族入关后即已和汉族同化；“反满”和政治变革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反对变革的不尽是满人；所以，应当以政治变革为目标，而不应以“反满”为目标；暴力革命是杀人盈野的残酷行动，并势必引发内乱和招致帝国主义瓜分，最后导致亡国。因此，主张“反满”和暴力革命的，“当以故杀祖国之罪科之”。改良派的民族理论不能说是错误的，但他们竭力掩盖清朝政府的种种罪行，脱离了当时斗争的残酷现实，违背了亿万群众的感情和利益，从而遭到进步人士的唾弃。

在论战中，革命派热情地歌颂了革命的历史火车头作用，指出革命虽不免流血，但可“救人救世”，“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革命派还正确地宣布，推翻清王朝后将以民主的原则对待满人，“侪之于平民”，决不歧视。关于改良派提出的革命将引发内乱、招致外国干涉和爪分的问题，革命派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革命派强调民主革命不同予以往的农民战争，是有纲领、有组织的运动，且速战速决，“无恐怖时代之惨状”。他们自信能够控制住局势，使革命有秩序地进行，不会发生内乱。内乱既不发生，外国也就无由干涉。至于瓜分，根本的危险在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卖国，所以推翻清朝的革命正是避免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唯一途径。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法除人们对革命的疑虑，增强对革命的信心。

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是这次论战的又一重点。改良派一贯主张，政治改革只能循序渐进，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是必经的阶段，不能“躐等”。梁启超指出，只有有自治能力的国民才能享受民主共和，而国民的自治能力又须经过长期的培养，像中国这样“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如骤以民主共和，必然险象环生，“民无宁岁”，而最后仍归于专制。他声称：“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在当时的形势下，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劝告”清政府实行“开明专制”，或“要求”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改良派机械地把“君主立宪”列为民主政治的必经阶段是缺乏根据的，但他们强调实行民主政治需要有相应的“生计”及“政治、道德、学术”水平，则含有合理的内容，不能简单地斥为“无耻谰言”。革命派用“取法乎上”批驳改良派的“循序渐进”，声称自由、平等是人的本性，一旦破除禁锢，就会沛然而出。譬如流水，虽受千年专制而“伏行于地”，“一旦有决之者，则滔滔然出关”。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决不会没有实行民主共和的能力。国民的政治程度虽低，但和“不辨菽麦”的皇帝及“蝇营狗苟”的大臣相比，“固已优之万万”，所以政治改革不能期望政府，而应“专望之国民”。他们认为，通过革命实践，人民的政治程度可望迅速提高，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后，一定能够建立世界上最完善的“共和政体”。革命派没有理会改良派关于“民智未开”不利于民主建政的警告，真诚地寄希望于革命，寄希望于人民，表现了民主主义者的坚定立场，但机智多于剖析、信念多于理念，缺乏民主建政的具体规划和实施方案。

封建土地制度是否应当改革的问题，争论没有充分展开。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民报》标举的“土地国有”，本不是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革命派内部的见解并不一致，且语焉不详。梁启超据“耳食之言”，指责革命派主张“土地国有”是以国为盗，“夺富人之所有以均诸平民”，借以博得下层群众同情。他举出许多“理由”，认为“土地国有”破坏了私有制的“自然法则”，“将妨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革命派争辩说，土地属于自然资源，理应由全民所共享；少数地主阶级垄断土地，不仅陷亿万贫民于苦难深渊，而且是工商业发展的一大障碍。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必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这场激动人心的大辩论以革命派的胜利告终。论争的实质是用什么手段、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其中，是颠覆还是保留现有政权的争论吸引了绝大部分的注意力。当时虽然大多数人并不真正懂得民主共和的内容，但通过论战，反满——革命——建立共和国，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同一链条上紧密相联的几个环节，极大地推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论战中存在着原则分歧，但也有一些共通之处。两派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又都替侵略者开脱罪责，认为“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自有可亡之道，岂能怨人之亡我哉！”两派都不敢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反而希望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赞助。两派都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建立民主政体，但又都对反封建的艰巨性缺乏认识，改良派只想有个“国会”，革命派则再加一个“民选总统”，以为这些就是民主建政的全部。

论战表明，革命派和改良派代表着同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这个阶级在政治上的两翼：左翼的革命派希望用革命阵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右翼的改良派希望不冒革命风险为自己争得较好的境遇。两派的分裂和对立，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表现。尽管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严重的弱点，但他们以高昂的革命精神，决心通过暴力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主张，受到了当时进步人士的普遍拥护。《民报》风行海内外，多次重印，仍然供不应求。继《民报》之后，又一批革命刊物，如《复报》、《云南》、《鹃声》、《汉帜》、《河南》、《四川》等相继创刊，和《民报》相呼应。国内许多城市如上海、武汉、天津、广州等地，都有革命党人主编的报纸出版。同时，大量秘密的和公开发行的革命书籍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革命派已经以明显的优势占领了思想阵地。革命运动于是不可遏抑地迅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