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前寂寞身后热闹的可怜老人。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带着学生奔走各国，四处求职，寻求能够施展自己主张的老板与公司，虽然曾被聘用，并干出了一番业绩，但时间很短，更多的是不受待见，处处碰壁，甚至食不果腹，在孤独落寞中走完73个春秋。孔子身后有多热闹恕不累述，人们发现只需要用到他生前主张的一半，就可以治天下。
二、不用亲自操刀就能写出旷世经典的奇人。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论语》并非孔子所著，而是由其弟子们编纂整理而成，这和释迦牟尼、耶稣极为相似，著作由后学门生结集完成，多是记载其生平和言行，却能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之所以为奇人，因为这种人在并不是很多。
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老头。面对一个伦理道德滑坡，价值体系沦陷，极度动荡不安的时代，孔子主张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恢复周礼，施行仁政，他的追求和理想与时代极不协调，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嘲笑、冷遇、颠簸、困厄中坚守如一。
四、把教育从贵族引向民间的实践者。当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时，孔子便把目光投向了有着更加深广意义的教育领域，并通过兴办私学，首次将教育从官府引向民间，受教育从此不再是贵族的特权。孔子3000弟子皆来自各国精英，其中最优秀的达到72人，这对于当时中国的人口占比来说，仍然是一股了不得的力量。
五、热衷于编辑工作的文史达人。孔子是顶尖的教育家，也是文史达人，他删诗书，定礼乐，在教学之余做了大量繁琐的编辑整理工作，《诗经》305篇“思无邪”，《周易》、《春秋》等经典，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至今捧读，仍如沐春辉，似泽甘泉。
六、会开玩笑会犯错误的普通人。“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孔子“莞尔而笑”，这是《论语》中极为珍贵的片段，和蔼可亲的孔夫子说到：“割鸡焉用牛刀？”。接下来子游的提醒让孔子意识到自己似乎是犯了个小错误，便打趣说到：“前言戏之耳”。这才是真实的孔子，会开玩笑会犯错误，如同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七、底线和原则上寸步不让的人。当孔子的二位弟子要助纣为虐，帮季氏侵略小国颛臾时，孔子则毫不客气，寸步不让，虽二人极力解释，孔子仍义正辞严而有理有据地批评和制止了他们。“既来之，则安之”， “祸起萧墙”等精彩论断至今耳熟能详。
八、会谈心的班主任。孔子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4 位弟子在课余的闲谈场面，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栩栩如生，犹在目前，这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教育方式永远都不会过时。
首先：孔子是一个好学者，好老师！ → 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门下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七十二贤士最为出名。
其次：孔子是一个高智商，低情商的人。 → 高智商来自他的学问，低情商就是他在齐鲁等国的政治遭遇，他无法取悦（晏婴、三桓、季氏），更无法干掉（晏婴、三桓、季氏），那只有背井离乡，避开远走。他只有去周游列国去找工作！结果周游列国，他还是不会搞好人脉交际，一直被排挤、还数次差点被杀！
接着：孔子是一个老好人，和蔼可亲。他为人处世，和门下弟子，还有日常生活就知道。
总结一下：就是一个有学问的学者和师者，他和蔼可亲，思想广阔，见解创新顺应时代。美中不足的是他的思想符合当时君王口味，创造让民众归顺的工具，但是思维上不会运用自己的工具。就好比，蹴鞠、火药、VCD的创造者没有发扬光大，而被别人别国给利用和提高反过来打了发明者老祖宗一样。
要想评价孔子，绝对离不开对《论语》的解读和参悟，通常的解释把孔子当成青铜白银去误读，实际上真正识得王者本色的人太少太少，下面这两篇解读最起码能让你大致了解下孔子论语的高度和深度，全面解读还需要更多的去读《论语》的正解！
《论语》二十篇，实为一大文章，而首章三个“不亦”，为文章之纲领，也是儒学之总纲。世人皆说《易》难解，实则，《易》是隐而难，《论语》是显而难，是难上加难。《论语》书成后，真能解首章的，千古以来，未曾见也。而首章都不能解，后面就更是以盲引盲。
《论语》不死之真精神，岂在区区字句间。神会，则字句之纠缠自然顿明，下面将解释一个千古令人困扰的问题：为什么《论语》首章是三个“不亦”，不是二个，也不是四个或其它？
对于以前通常解《论语》的人，对这三个“不亦”，连这些人自己都是囫囵吞枣，又怎么可能解释好？上面为什么是三个“不亦”的问题，很多人连提都不敢提，或者根本就没想到，就更不要说解答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前面的解释中其实已有所透露，在（四）中就有“圣人者，必圣其时、必圣其地、必圣其人，复圣它时、复圣它地、复圣它人也。”也就是说，这三个“不亦”，基于儒家最基本的信念，即儒家思维最基本的结构：天、地、人。
“学而时习之”，言“天”，在儒家思维的基本结构下，天与天时，“天、天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与“天、天时”紧密联系的就是所谓的“天命”了。参照前面对“时”的解释，就不难知道，《论语》对天时、天命的态度就是“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与天其命而天与其命”，儒家对“时运”、“命运”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学而时习之”就是要成就这“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与天其命而天与其命”。
“有朋自远方来”，言“地”。地，包括土地等，但不单指土地，甚至地球之类的浩瀚之物，而是指大道流行的场所、空间等。地是离不开天的，有其天时，必成就其地，其地，包括一切的现实客观条件。通常所说的“地运”、“国运”等，就属于“地”的范围。一般人更熟悉的，就是所谓的“地利”了，儒家对“地利”的态度也是“与地其利而地与其利”。“有朋自远方来”就是要成就这“与地其利而地与其利”。
“人不知而不愠”，言“人”。人，天地之心也。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的就是这“人不知而不愠”。那么天地之心在哪里？天地之心就在人的心里，人心立，则天地立其心。西学讲人化自然，后来又有了所谓的人择原理，但对这“天地人”的关系，还是没有儒家、《论语》讲得透彻。“人不知而不愠”，就是要成就“与人其和而人与其和”，最终成就真正的“人和”。
这三个“不亦”，讲的就是君子如何“与其天时、与其地利”，最后“成其人和”，什么才是真正的“人和”？就是“人不愠”的世界，“没有郁结的世界”，就是世界大同。只有“与人其和而人与其和”，最终成就真正的“人和”，君子才算是真正行成“圣人之道”。离开这三个“不亦”，一般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实不知何谓“天时、地利、人和”也。
明白了上面，就不难明白这三个“不亦”，为什么是按“说、乐、君子“的顺序来安排。“说”，就是“悦”，对于忧郁症等大流行的现代社会，这个“悦”太罕见了，而连“悦”都没有，就不要侈谈诸如幸福感之类的废话。那么，何谓真“悦”？“闻、见、学、行”“圣人之道”也。“闻、见、学、行”“圣人之道”，才是真正快乐的事，令人心情舒畅的事，如果个体的心情都不能“悦”、不能“不愠”，怎么可能成就“不愠”的世界？所以要“修身”，“学而时习之”地“修身”，其结果就是“悦”，“悦”也就是个体的“不愠”。那么，“修身”为什么和“天时”挂钩？所谓“修身”不是一个人的盲修瞎练，“闻、见、学、行”“圣人之道”要“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其中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修身”，然后要“齐家”。这“家”，不是一般所谓的家庭，那是“小家”，一个地区是家，一个国家也是家，那是“大家”。齐家才能“乐”，这读yue，箫韶九成，盛世之象。家不齐，国不齐，怎么可能有“箫韶九成，盛世之象”？所以要“齐家”，“有朋自远方来”就是要“齐家”，其结果就是“乐”，“乐”也就是“家”的“不愠”，只有“不愠”才可能“箫韶九成，盛世之象”，才可能“乐”。那么，“齐家”为什么和“地利”挂钩？家、国都属于“地”的范畴，通常有所谓的“家运”、“国运”等，要“齐家”，改变“家运”、“国运”，就要“与地其利而地与其利”，这样才能最终成就“箫韶九成，盛世之象”，其中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齐家”，然后要“平天下”。而只有“天下平”了，世界“不愠”、没有郁结了，世界大同了，才算是“平天下”，才算是“人和”，才算是君子行“圣人之道”，才算是“不亦君子乎？”上面的“说”、“乐”，都是“不愠”的特殊形式，分别对应着个体和家，但真正的“不愠”是全天下的，这个天下不单单指人类社会，按现代术语，至少是包括了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天下万物都要和谐、都要“不愠”，这才是真的“不愠”，也才是真的“平天下”，只有这样，才是真的“人和”了。所以，“平天下”与“人和”是密不可分的！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与“说、乐、君子”以及“天、地、人”或“天时、地利、人和”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论语》的首章是站在这样的高度立论的，而不是如千古以来那些盲人的瞎解释所说那样。只有这样，才算初步明白“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意思，也才算初步知道《论语》说了点什么。但这只是一个大纲，只是一个框架，更重要的东西还在后面。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34）远虑的位次
通常解释：先生说：一个人若不能有久远之虑，则必然有朝夕之忧。
详解：字面上，这是很简单的一章；字面后，就不那么简单了。理解的关键在于：何谓远虑？何谓近忧？通常的解释都非透彻之论。以眼前、朝夕的忧患、忧愁为“近忧”，长久的考虑为“远虑”，实不知何谓“远虑”、“近忧”矣。
“远”，深远、深奥，同于“习相，远也”，和“习相”相关，脱离“习相”无所谓深远、深奥，不过幻想而已。“习相”，先要明其“相”，明其“相”必先明其“相”之位次，明其“相”之位次，必对其“相”的当下逻辑关系有一明确把握。而现实的存在，不离时空，现实逻辑关系也必构成相应的时空关系，对现实逻辑关系的把握，须从这现实的时空关系中切入。
“虑”，审察、思虑、谋划。“虑”，不是哈姆雷特式的，而是审察、思虑、谋划的统一，三者缺一不可，而最终必须落在行动上，没有行动的“虑”也不过是幻想而已。上面的所有工夫，都构成“习”的一环，但仍不是“习”的全部。“习”的关键在于对现实逻辑关系把握后的改变，是转现实而不是被现实所转，只有这样，才勉强算得上“远虑”。就算是炒股票这么小的事情，也必须有其“远虑”，否则没有对市场的深刻把握，也必然导致其“忧”之“近”，这点，观察一下那些亏损累累的人的行为就清楚了，那都是些被市场所转的典型。
“近”，缠附，同于“性相，近也”；“忧”，忧患,祸患。“近忧”，缠附忧患、祸患，为何如此？因为“人无远虑”。忧患、祸患的种子是当下种下的，每一思想、行为，都在种下种子。而种子并不一定即刻萌芽，把“近忧”解释成眼前的忧愁、忧患，是对此不能明了。
现实中，很多没有“远虑”的事情，所谓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眼前一片大好，加速上涨，何来眼前的忧愁、忧患？如此，难道就没有“近忧”？这，显然是不对的。人的行为，必须从其苗头下手，不想吃恶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种下其种子，忧患、祸患的种子一旦缠附，一有机会就会萌芽，就要结果。别以为可以用任何方法可以消除这种子，种子一旦种下就是无位次的，准确说，相对于现实系统来说，种子是无位次的，任何现实的把戏都消灭不了种子，种子不一定在眼前发芽，但不发芽只是机会不成熟，一旦成熟，逃都逃不掉，眼前看不到、没迹象的忧患、祸患，往往才是致命的。而这，才是真正的“近忧”。
无“远虑”与“近忧”之间的关系，孔子给了一个“必有”的强判断，由此可见对此的重视与强调。这话可不单单针对个体的人，家、国、天下，同样成立。“人不知”的社会，归根结底就是“人无远虑”的社会，其中的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地区、每个团体、每个国家等，都处在“人无远虑”之中，由此种下无数“忧”的种子，忧患、祸患种子因而“近”而缠附。要使得“人不知”的社会成为“人不愠”的社会，首先要改变的就是这个“人无远虑”。站在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上，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人无远虑”进行了彻底的改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就是对现实社会当下之“相”的“远虑”，没有这“远虑”，就没有其“习”。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五阶段理论，其基础就是对现实“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三重基础逻辑关系的完全分类，不明白这个，是不可能明白其“远虑”的。
一个能“远虑”的人、家、国、天下，必须有其相应的“远虑”能力，社会必须发展到一定位次，显示出一定位次之相，才可能有其相应的“远虑”。任何的“远虑”都是和一定位次的社会相连的，离开了一定位次的现实社会，“远虑”也无所谓“远虑”了。但社会的现实结构是有深浅之分的，有些“远虑”可以完全洞穿整个社会的深层结构，这样的“远虑”就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最珍贵的部分，孔子、马克思，都成为这最珍贵部分的中流砥柱。后人经常以孔子两千多年前说的话怎么可能对现在有用，现实已经改变了等等理由来搪塞，却不知道有些“远虑”是可以洞穿社会结构的深层，而社会结构的深层，在两千多年来，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改变。因此，孔子的“远虑”，依然适合今天。马克思的，当然也一样。
直译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孔子说：人没有深远的审察、思虑、谋划，必然缠附祸患。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也一度成为和中国祖先神祭祀同等级别的“大祀”。
当后世的儒生几乎把孔子神化成另一个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黑帝之子）并以素王的身份编了一本类似《圣经》的书（《春秋》）以为万世“立法”之际，主张实事求是的司马迁先生却为我们勾勒了另外一幅孔子的“肖像”。通过这幅“肖像”，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孔子——— 一个平凡的有着很多缺陷的人；终生饱受着一种来自童年记忆折磨的人；一个因为自卑情结的作怪而极其在乎自己外表的华贵的人；一个把有时理想看得高于一切有时有恰恰相反的充满了矛盾的人；一个终生和内在自我做斗争最终找回了内在自我的人。总之，他与其说是个圣人，不如说是一个在不断地与自我的斗争中逐渐完善自己的人。
我这样说绝无“侮圣人之言”的意思，而是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孔子呈现出来，从他的人格的弱点以及终生同这弱点的斗争中，看到他那无可比拟的人格魅力和作为一个凡人的伟大之处。兹将从不同的侧面看看司马迁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怎样的孔子。
1自卑的孔子。
从司马迁写的《孔子世家》中我们知道，孔子的出生并不光彩，他是他父母“野合”的产物。尽管《孔子世家索引》将“野合”解释为老夫娶少妻，不合礼制而已，并非野外性交，但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到死都不肯说出孔子父亲的葬处，仿佛有所避讳，则至少说明孔子的出生是不可以在人前炫耀的。仅就这一点，也势必对孔子幼年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影响。
另一件被记录下来的伤害到少年孔子的自尊心的事是鲁国贵族季氏的“飨士”，孔子当时腰里挂起经书，便去讨吃喝，本以为身为殷商贵族之后，自然应当得到“士”的待遇。结果却让家臣阳虎给轰了出来，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孔子当时的感受会是什么样子，来自阳虎的伤害对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以至于多年后当阳虎去拜见他，得到的是避而不见的待遇。因为阳虎对他而言，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成了某种无意识情结的象征，这个情结将注定折磨他一辈子，甚至会差点要了他的命。
一个有着早年受辱的经历而具有自卑感的人通常会在其得势的时候表现出异常的专断和盛气凌人。孔子也不例外。孔子一爬上高位，就忍不住采用杀人的手段来树立其政治威望，其结果可想而知，在孔子的后半生中，想干掉孔子的人也屡屡有之。
2好揭人短处的孔子
对于孔子早年的性格，我们可以从他去拜见老子时得到的几句规劝中获得些许信息。临别时，老子语重心长地送他一句话：“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勿以有己，为人臣者勿以有己”。意思是说：好议论人，好揭人的短，是危险的。作为侍奉他人的人，不可以太过于自我。试想，如果孔子身上没有这些毛病，而老子又何必多话呢？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性格倾向一定有其成长经历的来源，在幼年饱受歧视的人通常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权威人物的攻击性。所以，孔子身上具有这些毛病从逻辑上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当然，孔子是个非常善于自我反省的人，对于他的这些弱点，他是有所察觉的。他一生强调“慎言”，甚至于他的学生南容仅仅爱读教导人慎言的诗句，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孔子可能在他达到一生中，吃够了好揭人短处的苦头，但这也促使他尽量地去克服这个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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