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初期的思想变化有哪些？
汉代初期的思想界较之于先秦时期，最大的变化便是诸子百家的走向融合。学者往往不再拘泥于一家一派，而是立足于某家，兼容其他各派，形成了熔铸百家的态势。如贾谊固然是一儒者，其著名文章《过秦论》将秦朝的短命，归因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班固也将他的论著《新书》归为儒家类。但与此同时，贾谊又分明“颇通诸家之书”，既被司马迁视为“明申商”者，又在《鸟赋》等作品中撒播道家气息。再如晁错倾向于法家思想，但他又“受《尚书》伏生所”，曾向当时的儒学大师伏生系统学过儒家的经典。活跃于汉初的思想家，一般均以构筑政治学说为己任，致力于将思想观念落实于刘汉王朝的现实统治中。可以说，在维护统治者的长治久安方面，汉初以来的儒、道、法等，其实并无本质的不同，它们在趋于融合的同时，均与先秦时期诸子学说的原始精神渐行渐远。
于是乎，人们可以在《儒林列传》中看到道家的代表人物黄生声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竭力维护“上下之分”的贵贱等级制度，为皇权的至高无上、不可侵犯提供思想依据；可以在《论六家要旨》中看到崇尚道家的司马谈，倾心认可儒家思想所强调的“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认为儒家思想的这一理念“虽百家弗能易也”。然而问题是，既然儒、道两家在维护家国秩序、加强皇权统治方面殊途同归，所谓“此务为治者也，只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论六家要旨》），那么汉初以来又为什么存在着如此激烈的儒道互绌，以至于“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老子韩非列传》）呢？汉武帝有什么必要发动这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运动呢？
侯外庐指出：“在这一互绌的意识形态背后，更有统治阶级的政权的争夺。不少外戚、郡国王是以道绌儒，代表者为窦氏与淮南王，而皇室则是以儒绌道，集其成者为武帝。窦太后罢主儒术者，儒术之士又上绌黄老之议，其间政权的争夺显然是以儒道互绌来标榜，这在《史记》《汉书》都有详记。”这一论述来自《史记》《汉书》；而《汉书》对西汉初、中期的历史记述，往往抄自《史记》，故而可知第一次明确揭示汉武帝尊儒背后权力斗争真相的是司马迁。
另外，由于汉武帝一朝尊儒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始于建元元年（前140），终于元狩元年（前122），前后经历了长约十八年的历程，使得尊儒活动与这一期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纠结在一起，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局面。
因而，侯先生所谓“统治阶级政权的争夺”似还嫌笼统。依据司马迁的记述，构成当时思想领域斗争的内因，可细述为如下两点：一是统治集团内部不同势力，趁汉武帝年纪尚轻、羽翼还不丰满时，打着“尊儒”的幌子以争夺最高权力；二是汉武帝在真正掌权后，一方面深感有必要寻找一套新的学说为其大一统专制政治提供依据，装点门面，另一方面以淮南王刘安为首的道家思想集团被汉武帝视为政权的潜在威胁，故而借助“尊儒”以“绌道”，对刘安集团实施剿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