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记载的内容,和《史记》有何区别?
两本书直观上一方面是内容记载的跨度上有差别、另一方面两本书内容客观性有差别。
内容的时间上——《资治通鉴》时间跨度广于《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书本的历史地位已然确定,但是它仅仅是从三皇五帝写到作者司马迁离世的西汉时期。《资治通鉴》记载了周朝至宋朝赵匡胤之间的历史,时间跨度绝对是高于《史记》,不可辩驳的事实。
内容的客观可信程度上——《史记》更胜于《资治通鉴》。
《史记》的成就是司马迁一生心血的结晶,在他被汉武帝侮辱执行宫刑之后、在困境潦倒之时,他依然没有放弃书写《史记》。司马迁成就《史记》,《史记》亦成就司马迁。
在司马迁之前,没有人写过如此详细的纪传体通史,每一项人物事迹的确定都是司马迁个人阅读大量书籍获得的。鲁迅评价《史记》不仅是一部通史,也是一本优秀的文学作品,书中的“太史公言”绝对是《史记》画龙点睛之笔。
反观《资治通治》,司马光是在君主的赞助之下编撰的,有君王干涉的史书其实在很大程度已经不那么真实了,尤其是司马光写作的宋朝的历史客观性上已经打了折扣,可信度也少了。
其实,秦汉以前,史官地位是较高,就算君主要求也不会改掉已经记录的史实,我们从《史记》中可以历史人物都是有优缺点的,不都是完人;但是在之后,皇权越来越集中,史官就成了一个朝堂上的官职,历史成了可以修撰的记录,当朝史书除了对君王除了歌颂还是歌颂。
所以当神宗去世后,被起用为执政,就为岀口恶气,凡王安石所为,统统要废弃破坏,连王安石十几年前主持成功收复河湟汉人故地,开疆二千里,也说诚是会令西夏不服,徒增仇恨,要求朝廷放弃,给回西夏,曾驻守该地的将军,惯而带来西北地图直奔朝堂质问他失去河湟之地,如何保卫关中之地,才不得不作罢,但又坚决给回输林等四城给西夏。但西夏并不领情,很快又进攻侵扰。
老实讲句,儒家典籍,讲得好听,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社会怎能有进步?这造成中国日益掉队,其功不可没。其罪不可逭!
总结一句,若非儒家写史,司马光是一个徒读父书,食古不化,冥顽不灵,心胸狭窄,不懂经济,兴利不懂,除弊不能,尚自以为治国大材,误国妨民,盖棺定论,庸劣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