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周作人呢？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晚年写的回忆录，主要是对自己一生的人生轨迹做个回忆和总结，可是惟独对自己在日军占领北平期间变节投敌、出任伪职，种种不光彩行为，基本上采取了回避的办法，并把这种回避称为“不辩解主义”。
不仅是《知堂回忆录》，就是在周作人晚期的诗文里，我们也很难看到一丝一毫的忏悔之意和痛心疾首的灵魂拷问。不但不忏悔，而且还要为自己的行为极力辩解，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八日致鲍耀明的信中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
在周作人的眼里，出任华北伪政府的教育督办是堂而皇之的行为，是为教育为民众的，早在1945年他所作的自辩状里就说过“以汤尔和再三怂恿，始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云云。
民族兴亡国土沦丧没有激起周作人的志士热血反而变成了日本侵略者的辩护士，使他永远被盯在了民族罪人的耻辱柱上，如果仅仅是从伦理道德上来批判周作人的话，那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周作人所代表的是一类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心路历程，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在性命面前，并不以投降为耻，“汉奸”“气节”之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超阶级超政治超国家的文化选择，文化的因素是我们理解周作人的一把钥匙，诚如舒芜所说：“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
周作人，这个中国现代最有名的学者和作家之一，在五四运动中大声疾呼思想革命，提倡人道主义思想，连续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有震撼力的评论，和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一起向着吃人的封建礼教冲锋陷阵，一个思想战士的形象久久让人忘怀。
可是那样一个时代里，暴力专制恐怖杀戮、自由和民主、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面临着一个痛苦的自我嬗变，文化传统的内在性和现实世界的胁迫，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周作人不和鲁迅一样有着战士的姿态去挑战世界了，他回归了，向传统文化回归了，知命乐天、顺时应势作为自己的人生哲学，在血的时代里，一个“隐者”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