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字

Answer 1

首先这不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因为我更想让它突破“感”的限制，去追求“思”的力度。但是，我自知才疏学浅，就一问题论述尚且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像黄仁宇前辈那样的“大历史观”。那应该怎么来写这篇文字呢?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在听百家讲坛郦波老师的《风雨张居正》时，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困惑,那就是，明朝的君主专制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为何君主在执政的时候反而遇到更大的阻力,明朝多诤臣，往往不惧贬职和牢狱，也要与皇帝据理力争。这一困惑此时却给了我一些灵感——虽然这些灵感都是散乱无章的。但至少有一些东西可说，于是我觉得，可以从这里写起。

从秦始皇确立中国的帝国体系后，中国的政权成为了由君主专制主导的的行政体系。后经汉、唐、宋等朝代的完善和改进君主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强化。中国的封建制度持续了两千年之久，成为回顾往事的人们所必须直视的。

黄仁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写道：“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万万十五年，全年并无大事可叙。”而在西方“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服英国的前一年。”于是我对于这种比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万历十五年往前和往后再看一百年，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

1487年，明宪宗去世，明孝宗朱祐堂即位。在执政期间称为“弘治中兴”，这一年同时也是迪亚士开始新航路开辟的的第一年。而在1687年，康熙皇帝正值盛年，平三藩收台湾的功业已经完成，而同年牛顿发表了他的巨著《自然哲学敬档哗的数学原理》，预示着一个时代将要到来。

拿中国与西方作比较不是的想要贬低我们过去的历史，在我看来正视这一段历史是需要勇气的。而勇气来自哪里？一者在于良知，二者在于思考。中国过去的历史，写在书面上，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大多除了帝王就是将相。因此整个中华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君王将相的`历史，这是一个不能逃避的事实。在与西方比较一番之后，我们自然能看到，君主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帝国的前进。

但是如里把这种历史滞留仅仅归咎于君主专制，则是不负责任的。在我看来，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其实是君主专制，文官专政。在这里我擅自加上了“文官”这一群体。而在此之前我便有过这种想法端倪，而《万历十五年》更是增强了我的信心。对于文官集团的思考和认知，便成了这篇读后感所要叙述的内容。

文官制度是中国国情的产物。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小农经济，以农业为支撑的经济局面让我们看到，尽管这个帝国依靠着数量极其庞大的农民而得以存在，但帝国的权力行使却从未落入到农民手上。一方面，农民阶级有着难以避免的劣根性和局限性，无论是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张角的黄巾起义，还是后来的一系列起义，如果没有获得地主阶级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地主阶级又怎么会支持农蠢升民的起义呢？

另一方面，农民的文化水平不足以让他们能够掌管帝国。我们这个帝国地域宽广，社会复杂，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需要专业的管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农民即便起义取得成功也无法长久的原因。

所以在我们这个帝国形成的时候，即秦始皇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时，李斯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的宰相”。伴随着君主专制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套文官体系。小到地方官吏，大到宰相权臣，都是文官集团的一份子，都在协助着皇帝管理着这个帝国。

因为整个中国的封建历史都是地主阶级的时代,皇帝正是最大的地主阶级。而地主阶级在不同时期又是以不同的群体登上历史台的的。读后感秦汉时期，由于还带着一些原始的世袭色彩，贵族地主阶级依靠血缘成为了统治阶层的主力军；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九品中正制”，形成了以门阀和家族为基础的士族地主阶级；隋唐以后亮行随着科举制的确立和完善，“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成为统治阶层最正统也是最有效的途径，庶族地主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而历史则证明,庶族地主阶级是人数最为广泛，基础最为牢靠的群体，唐太宗的“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则是一个较为有力的证据。皇帝企图将文官体系纳入自己的掌控中，只能采用“此消彼长”的方法。一者加强自己的君主专制，但这一种方法过于僵硬，而且还有一定的弊端。

如果皇帝成为首脑，那么掌握决策权的他，在加强自己权力的同时，也会给自己增添不少的麻烦。比如工作的繁重，效率的降低，决策的失误等等。就拿朱元璋来说，虽然直接废除了宰相制度，实现了大权在握，但付出的代价则是“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大量的工作也使得这位皇帝成为历史上最为“辛苦勤劳”的皇帝之一。

比起独揽大权，对文官集团进行的分权制衡显得更加联明和有效，如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朝制度，唐朝的“三省六部制”等，分权的好处在于防止某一文官机构权力膨胀，对君主专制造成威胁。而制衡则力君主专制的提供了足够的保证。

之所以说这么多的君主专制，因为在我看来是很有必要的。文官制度是与君往制相臣映衬的，文官专政的前提是君主走制，君主专制也是文官专政的保障。分权制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君臣之间的问题，但它却始终无法改变一种局面：文官集团的权力并没有被削弱，制衡也只能是特定权力上的制衡——倘若文官集团在某决策上达成了高度的共识，那制衡便起不到作用了。而让这一集团达成共识，既需要利益的重合，也需要价值观上的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