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天皇不是侵华战争的旁观者和受害者
裕仁天皇不是侵华战争的旁观者和受害者
对中国人民而言，裕仁属于彻头彻尾的大恶人，枪毙一百次都不为过。在位期间，他不仅蓄意发动了血腥而野蛮的侵华战争，而且还在战败后逃脱了应有的审判，更摇身一变成为了战争的“受害者”。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睦仁因患尿毒症而去世，他的儿子嘉仁亲王继位成为日本的123代天皇，史称“大正天皇”。作为他和贞明皇后的长子，裕仁被册立为皇太子，开始逐渐走到了历史的前沿。
1921年，裕仁以皇太子的身份前往欧洲进行访问旅行，先后在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等国长时间停留。半年后，随着父亲大正天皇病重，他才不得不提前结束行程回国，从此开始监国摄政。
在欧洲游历期间，裕仁不仅增长了见识，真切感受到日本和欧洲强国的差距，而且还更加坚定了强军扩张的决心。在他的推动下，日本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好战，终于在军国主义的路上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1926年12月25日，在位十四年的第123代天皇嘉仁过世，皇太子裕仁登基成为“昭和天皇”。从此以后，他“对内专制”和“对外扩张”的野心变得毫不掩饰，不断扩充军力准备入侵中国。
1928年6月4日，面对“不太听话”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关东军竟然在他乘坐火车返回东北时预埋炸药，制造了轰动世界的“皇姑屯惨案”。此次事件的背后，自然离不开裕仁的暗中推动，最起码也有纵容之嫌。
张作霖被炸身亡后，中国东北的奉系并没有发生内乱，很快就在少帅张学良的主持下稳定了局势。不仅如此，他还在1928年12月29日公开通电，宣布拥护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并且改变旗帜，史称“东北易帜”。
随着张学良“东北易帜”，远在东京的天皇裕仁简直是暴跳如雷。因为，此举不仅标志着中国北洋统治的结束，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统一，而且标志着日本在东北的扩张将更加艰难。
对于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国东北，在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已经恢复到日俄战争前的状态，裕仁对此深表不满。因此，他不仅严厉斥责了首相田中义一，而且还下令内阁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此事。
经过内阁和军方的联合调查，一致认为将中国东北的现状单单归咎于陆军并不合适。但是，天皇裕仁似乎并不真正关心张作霖之死的真相，只是想借此机会打压陆军的嚣张气焰而已。
作为首相，田中义一成为了陆军与天皇裕仁斗法的工具，夹在中间两头受气。无奈之下，他只得主动“背黑锅”，率领全体内阁成员总辞职，进一步加据了天皇和军队对国家的影响力。
在此背景下，日本不断加速侵华的步伐，终于通过“九·一八事变”挑起了两国战争。事件发生后，裕仁不仅没有约束陆军的激进，反而间接表明了支持的态度，更希望满清废帝溥仪出面建立伪满洲国以充当自己的“代理人”。
伪满洲国建立后，天皇裕仁并没有得到满足，进而又打起了中国华北的主意。1935年5月，日本政府竟然无耻地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华北自治”的要求，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还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
事实上，从明治维新后，日本天皇已经不再是虚设君主。不过，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裕仁还是不断增加对于军队的掌控，借助陆军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上奏的契机敲打军队，尤其对于“下克上”的传统非常不满。
1937年7月7日，日本通过“卢沟桥事变”迅速扩大了侵华战争的规模。由于军事准备充分，日军在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都接连取胜，引得裕仁天皇非常满意。12月15日，他公开下诏慰问:
中支那方面陆海军在上海附近作战勇猛果断，乘胜追击，朕很满意，特赐褒奖。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日本陆军就侵吞了中国的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大部分地区。除此之外，日本还与德国和意大利组成了“轴心国”军事同盟，联合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
眼见日本陆军“春风得意”，日本海军自然“不甘寂寞”，一再鼓吹海上生命线的重要性。为此，他们不惜挑起太平洋战争，甚至敢于毕其功于一役去偷袭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
当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将偷袭珍珠港的战争构想提报统帅部时，立即就遭到了否决，原因是太过大胆。不过，他还是通过高松宫亲王的帮助，越级将这份作战计划呈送给裕仁本人圣裁。
1941年10月19日，日本内阁和军部联合召开御前会，就是否对美开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终，裕仁乾纲独断，亲自批准了这份冒险的作战计划，从而直接引发了太平洋战争并使得二战的规模达到最大。
成功偷袭珍珠港后，日本很快被美国宣战，双方在太平洋地区大打出手。不过，日军的优势保持了不足一年时间就被美军夺回了，自中途岛战役后就变得步步被动挨打，改为了战略收缩。
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宣布投降。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很显然，所谓的轴心国阵营就只剩下日本还在继续负隅顽抗，但也已经只有招架之力而已，一步步退守到了本土周边。
1945年7月17日，美国、苏联和英国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举行首脑会议，杜鲁门、斯大林和丘吉尔（艾德礼）代表各自政府敦促日本尽快投降。作为同盟国的重要一员，中国虽然没有直接参会，但《波茨坦公告》发表前还是征求了国民政府的意见。
面对《波茨坦公告》，无论是日本天皇还是日本军部，都表现得异常“强硬”，甚至还提出了决战本土的“一亿玉碎计划”。可以说，在军国主义的蛊惑下，日本民众已经做好了为裕仁殉葬的准备，简直疯狂至极。
为了加快战争的进程，为了避免人员的损失，杜鲁门下令美军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与此同时，苏联也紧急对日宣战并且出兵中国东北地区向关东军作战。终于，天皇裕仁无奈做出了投降的决定。
1945年8月15日，裕仁发布了所谓的“终战诏书”，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并且无条件投降。不过，他依然还在投降书中巧言令色:
曩者对美、英二国宣战，实亦出于庶几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至若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领土，固非朕之本志。
字里行间，裕仁从未提到“侵略”二字，从未提到“道歉”二字，更未对自己的战争行为进行忏悔。因此，《新华日报》当即评价“日皇毫无悔过之意，敕书没有‘投降’二字”。不过，在美国的纵容下，在国民政府的妥协下，日本就这样“顺利交卷”了。
在日本投降后，美军对其进行了单独占领，而麦克阿瑟也成为了日本的“太上皇”。出于政治需求和军事考量，裕仁和天皇制都被美国人保留了下来，成为今日军国主义复苏的重大隐患。
裕仁虽然可以免于审判，虽然可以保住小命，但他的面子却不能完全保持，这是所有同盟国的底线。于是，千百年来被日本民众视为神明的天皇，终于揭下了自己“神的面具”，发布《人间宣言》并且承认自己普通人的身份。
在麦克阿瑟驻守日本期间，裕仁成为了一个提线木偶，时刻接受摆弄。但是，在美国人撤兵以后，他就活灵活现重新登台，还将自己装扮成了“战争受害者”和“和平主义者”。
为了洗白自己，裕仁竟然将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所有罪责都推到了军部身上，推到了那些战犯的身上。甚至于，他还撰写了一本《独白录》，以书面文字的形式极力撇清自己与战争的关系。
对此，包括中国、朝鲜和韩国在内的亚洲各国都嗤之以鼻，掀起了要求裕仁“退位谢罪”的声浪。就以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为例，天皇裕仁竟然声称自己一无所有。可是，据战犯川岛清在军事法庭中供述:
731部队是1936年遵照天皇裕仁的密令成立的，并由日本陆相任命军医大佐石井四郎为队长。当时，我任731部队总务长一职，曾亲眼看见过这道敕令。
除了“731部队”，裕仁对“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事件均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不过，这位罪恶昭彰的“和平主义者”，依然自顾自地进行“演出”，直到1989年1月7日才死掉，足足活了有88岁之多。
为了能让裕仁天皇“风光大葬”，日本内阁将东京的新宿御苑作为葬礼举办地。同时，外务省还多方联系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能前来日本，其中自然也包括了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
自20世纪70年代恢复邦交以来，中日两国的发展还算平稳。当时，尽管国内对参加裕仁的葬礼存在不同的声音，但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还是决定派遣外交部长钱其琛以特使的身份参加。
最终，全世界有163个国家和27个国际组织接受了邀请，美国、印度、法国和菲律宾等国更是派出总统或总理亲临葬礼现场。见此状况，日本当局松了一口气，时任首相的竹下登在接受国会质询时竟然表态:
上次大战究竟是不是侵略，应由历史学家作出评价。
言外之意，日本政府并不承认自己曾经的侵略罪行，甚至“裕仁天皇没有任何的战争责任”。之前，英国女王已经决定由菲利普亲王代表自己前往日本参加葬礼，最终取消了行程。除此之外，澳大利亚、韩国和新西兰等国也纷纷谴责日本，降低了赴日人员的级别。
万般无奈下，日本首相竹下登紧急通过外交途径进行“灭火”，请求多国原谅自己的不当言论。在事关战争性质的问题上，他更是一再保证会珍视和平。
1989年2月23日，中国特使钱其琛登上了前往日本的飞机，第二天出席了裕仁天皇的国葬仪式。按照原定计划，竹下登首相将在葬礼结束后的晚上才能会见各国代表，但他在当天下午就迫不及待地与钱其琛见面。
会谈中，竹下登表示中日两国关系应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不过，在提到“正视历史”的要求时，他却显得有些狡猾，始终顾左右而言他。对此，钱其琛落地有声地表态:
中日关系友好是以日本正确对待历史为前提的，在这方面，中国绝不会让步。
由于双方均不愿意做出让步，此次竹下登与钱其琛的见面自然是不欢而散，并未达成多少共识。不过，日本内阁很快派遣外务大臣宇野宗右继续进行会谈，终于在历史问题上做出了让步。
碍于中国的态度和国际的舆论，竹下登首相代表日本政府公开发表了一份声明:
上次战争对邻国造成了重大伤害，这一侵略的事实不容否认。
与此同时，竹下登首相也正面明确否认了“裕仁天皇无罪论”的说法。文史不假认为:裕仁天皇从来都不是那场战争的旁观者，更不是受害者，而是实际的操刀者和始作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