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为什么不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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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14 · 知道合伙人音乐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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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毕加索为什么不好懂。这牵涉到知识准备和眼界的问题。毕加索1881年生,跟鲁迅同年。鲁迅寿短,毕加索命长,在座和我同辈的五〇后,有幸曾经跟毕加索活在同一个时代。1973年他去世,我正在江西农村,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人叫毕加索,但看不到他的画。
上世纪二十年代,毕加索的名字传来中国。那时战乱、积弱,政府不可能邀请欧洲画展来中国。但留学法国的前辈,像徐悲鸿,他不喜欢毕加索马蒂斯,他甚至不喜欢印象派,他喜欢的是古典艺术。出国后开眼,我才知道徐悲鸿弄懂的不是“古典主义”,而是他出国当年巴黎仍在时兴的沙龙绘画。刘海粟林风眠是另一类趣味,推崇塞尚梵高毕加索。留法派回国办教育,两个阵营,一个是以徐悲鸿为主的现实主义阵营,一个是以刘海粟林风眠为主的现代主义阵营。1949年后,当然,徐悲鸿获得政治正确。1957年,当时的美术杂志刊登了印象派几页图片,遭到批判,美院年轻人喜欢塞尚毕加索,就给找去谈话,挨批。袁运生当时才二十出头,他被打成右派的罪名之一,是仿效毕加索。毕加索及其“立体主义”,自此在大陆销声匿迹。
这就是毕加索在中国的情况。
1978年,中国渐渐恢复对外交流,请来了“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在北京上海展出。我第一次看到了库尔贝、米勒、柯罗、西斯莱、杜米埃的原作。这些画,直接影响我画出《西藏组画》。到了八十年代初,北京、上海、浙江、福建、东北等地青年艺术家提出“共同纲领”,超越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早期现代主义,超越毕加索,直接进入西方二战后的现代主义,后来这场运动被称为“八五美术运动”。这群有主见的青年不再对毕加索感兴趣了。
从民国开始,到1949年,到八十年代,中国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毕加索可以是一个度量表。他被民国一代留学生知道,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他一度在中国消失,之后,又以一种迟到的方式进入中国。1982年我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第一次见到毕加索原作,惊喜感动,同时发现,他在西方早就过时了。当你顺着西方脉络看,毕加索相当于齐白石吴昌硕的年代。他进入历史,变成一个山峰,一个记忆,但不再是一个认知的困难。
所以毕加索还来不及定居中国,就被美术界的新人抛弃了,他们开始关注被称为后现代的新兴艺术,至少,开始了解杜尚等人。又过了将近三十年,2011年,突然,毕加索来了。
这次展览四分之一的作品,是重要的。他画他儿子的一两件,是他新古典主义阶段的代表作之一,还有他晚期的部分涂鸦,在我看来,更珍贵的是他早年画的女孩和流浪汉。
但公众仍然困扰:“毕加索有什么好?他为什么这样画?”
这不是懂不懂的问题,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西方的错位,和西方的时差。错位,时差,是我们认知西方的一个常态,也是一个困境。不能说困境全是负面作用,因为机会跟着来了-民国可怜,没有西方展览,共和国初期,苏联画展可以来,刚来,1964年左右,中苏又闹翻了-为什么我把讲题叫做“机会与困境”,因为机会来了,但机会提醒了我们的困境。
话说回来,西方大部分民众也不懂毕加索,在他出道的时代,更不懂。如果今天我们能把毕加索同代的其他人的画请几幅进来,搁在一起对比着看,可能比单独展示一个毕加索,会有更多的启示。也许还是不懂,但是我们要的不是懂,而是启示。懂得艺术,没有穷尽,我今天要说的是,认知一个艺术家,比如说,像毕加索这么一个丰富的矛盾的艺术家,需要很长时间,这不单是我们这里的问题,西方人也有同样的问题。
英国人约翰·伯格写过一本书:《毕加索的成败》,其中大量篇幅谈到毕加索六十多岁后再没画出重要的作品。他仍然诚恳地画画,可是太有名,太有钱了,住在法国南部的庄园里,被各种人包围,被当成一个活神仙,可是他再也没有像年轻时代那样,找到乞丐、妓女、卖艺人之类的灵感,也不再遭遇像《格尔尼卡》这样伟大的素材,他封锁在自己的神话里,找不到新的主题和兴奋。
今天,我很想知道是哪些中国观众在哪些作品前,觉得不懂。艺术是跟每个人的眼睛和内心沟通,这沟通,如果被所谓“不懂”所阻断,是什么意思?
毕加索的艺术,过时了。但作为一个问题,他从未过时。据我在纽约所见,毕加索的研究,毕加索的展览,毕加索的画册,毕加索的专题,从未中断。比如,八十年代末,研究者写出毕加索一生跟所有女人的关系,不久有个展览叫做“哭泣的女人”,是跟南斯拉夫籍那位情人同居时画的一些画。2005年,我在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看到一项真正前卫的专展,是毕加索和安格尔对比展。安格尔在十八世纪鼓吹希腊是最理想的美,毕加索在二十世纪初挑衅此前所有关于美的概念,毕加索怎么会跟安格尔有关系?可是看了这个展览,看到毕加索的素描和安格尔的素描一组一组分类挂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俩对线条、对形体的理解,对空间和比例的理解,来自源远流长的欧洲传统,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回应希腊,对照二战后至今的现代绘画,他俩都显得非常古典。
所以,时差和错位,对我们认知西方造成困扰,今天单单请来毕加索,只有他一个人,他的生态没有过来,等于只听到一句话,没有上下文,这句话讲得再精彩,你还是难懂-我非常渴望更多展览进来,让年轻人开眼界,暂时无法出国的朋友可以看到好的原作。但是看到原作,热爱艺术的人还是不懂,怎么办?
刚才讲的是空间的脉络,讲到时间的脉络,不得不提塞尚。西方人喜欢认爹,认父亲,很多人会说影响他的那个人,是他父亲。塞尚也认过一个父亲,就是毕沙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艺术的血脉、来路、资源,决定了你手上做的这件事、这套风格。血缘关系是可以不断追上去的,譬如毕沙罗背后有柯罗,柯罗背后有蒲桑……塞尚之后呢,既影响了毕加索,也影响了马蒂斯。马蒂斯曾经对一群学生说,我们都从他那里来,那个他,就是塞尚,可是塞尚没想到影响这帮小子,他的理想是:“我要回到蒲桑。”蒲桑是十七世纪的法国画家,大半辈子待在意大利,他的理想是追踪希腊-这样一个谱系,维度,就是以后中国引进展览的一份名单,把西方整个文脉带进来。这是奢望吗?不一定。这个漫长的名单应该都在我们的期待中。
类似的认知的迷失,不仅发生在绘画,西方的音乐、戏剧、文学、哲学,我们都有许多“不懂”,但是,我要说,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今天我们说不懂毕加索,好,那么齐白石、吴昌硕,我们就懂吗?董其昌、四王,我们真的懂吗?可能也未必懂。回到毕加索,如果你真要懂他,你大约看看非洲艺术,看看塞尚,再看看新古典主义,也就是安格尔,当然,还要看看希腊艺术-这时你再来看毕加索,可能情况会不一样。
懂不懂的问题,是个永远的问题。我绝对不能说,我懂了毕加索,也绝对不能说懂了西方美术史,我更不敢说,我懂中国美术史。懂得,是无止境的过程。我在外面泡这么多年,学会一件事,就是你如果真想懂得,该怎样去懂法,前提,要有相对完整的文脉。懂到什么程度,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不容易衡量的。
当然,这里还牵出别的问题-我多少是个画家,有点绘画的认识,可是呢,我非常渴望回到像小孩、像乡下人那样,顶顶质朴的状态,面对艺术。有时我看到不懂的作品,会非常欢喜,因为你不懂,本身就是一种状态,非常质朴的、原始的那么一种状态。在座有人非常在乎懂不懂,第一,你不要自卑,第二,如果你真的想懂,有很多途径,毕加索只是今天的例子。
说实话,我不但不懂毕加索,不懂董其昌,而且越来越不懂中国,我回来已经十一年了,许多事情越看越不懂,谁敢说:我住在中国,就一定懂得中国吗?
上世纪二十年代,毕加索的名字传来中国。那时战乱、积弱,政府不可能邀请欧洲画展来中国。但留学法国的前辈,像徐悲鸿,他不喜欢毕加索马蒂斯,他甚至不喜欢印象派,他喜欢的是古典艺术。出国后开眼,我才知道徐悲鸿弄懂的不是“古典主义”,而是他出国当年巴黎仍在时兴的沙龙绘画。刘海粟林风眠是另一类趣味,推崇塞尚梵高毕加索。留法派回国办教育,两个阵营,一个是以徐悲鸿为主的现实主义阵营,一个是以刘海粟林风眠为主的现代主义阵营。1949年后,当然,徐悲鸿获得政治正确。1957年,当时的美术杂志刊登了印象派几页图片,遭到批判,美院年轻人喜欢塞尚毕加索,就给找去谈话,挨批。袁运生当时才二十出头,他被打成右派的罪名之一,是仿效毕加索。毕加索及其“立体主义”,自此在大陆销声匿迹。
这就是毕加索在中国的情况。
1978年,中国渐渐恢复对外交流,请来了“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在北京上海展出。我第一次看到了库尔贝、米勒、柯罗、西斯莱、杜米埃的原作。这些画,直接影响我画出《西藏组画》。到了八十年代初,北京、上海、浙江、福建、东北等地青年艺术家提出“共同纲领”,超越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早期现代主义,超越毕加索,直接进入西方二战后的现代主义,后来这场运动被称为“八五美术运动”。这群有主见的青年不再对毕加索感兴趣了。
从民国开始,到1949年,到八十年代,中国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毕加索可以是一个度量表。他被民国一代留学生知道,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他一度在中国消失,之后,又以一种迟到的方式进入中国。1982年我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第一次见到毕加索原作,惊喜感动,同时发现,他在西方早就过时了。当你顺着西方脉络看,毕加索相当于齐白石吴昌硕的年代。他进入历史,变成一个山峰,一个记忆,但不再是一个认知的困难。
所以毕加索还来不及定居中国,就被美术界的新人抛弃了,他们开始关注被称为后现代的新兴艺术,至少,开始了解杜尚等人。又过了将近三十年,2011年,突然,毕加索来了。
这次展览四分之一的作品,是重要的。他画他儿子的一两件,是他新古典主义阶段的代表作之一,还有他晚期的部分涂鸦,在我看来,更珍贵的是他早年画的女孩和流浪汉。
但公众仍然困扰:“毕加索有什么好?他为什么这样画?”
这不是懂不懂的问题,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西方的错位,和西方的时差。错位,时差,是我们认知西方的一个常态,也是一个困境。不能说困境全是负面作用,因为机会跟着来了-民国可怜,没有西方展览,共和国初期,苏联画展可以来,刚来,1964年左右,中苏又闹翻了-为什么我把讲题叫做“机会与困境”,因为机会来了,但机会提醒了我们的困境。
话说回来,西方大部分民众也不懂毕加索,在他出道的时代,更不懂。如果今天我们能把毕加索同代的其他人的画请几幅进来,搁在一起对比着看,可能比单独展示一个毕加索,会有更多的启示。也许还是不懂,但是我们要的不是懂,而是启示。懂得艺术,没有穷尽,我今天要说的是,认知一个艺术家,比如说,像毕加索这么一个丰富的矛盾的艺术家,需要很长时间,这不单是我们这里的问题,西方人也有同样的问题。
英国人约翰·伯格写过一本书:《毕加索的成败》,其中大量篇幅谈到毕加索六十多岁后再没画出重要的作品。他仍然诚恳地画画,可是太有名,太有钱了,住在法国南部的庄园里,被各种人包围,被当成一个活神仙,可是他再也没有像年轻时代那样,找到乞丐、妓女、卖艺人之类的灵感,也不再遭遇像《格尔尼卡》这样伟大的素材,他封锁在自己的神话里,找不到新的主题和兴奋。
今天,我很想知道是哪些中国观众在哪些作品前,觉得不懂。艺术是跟每个人的眼睛和内心沟通,这沟通,如果被所谓“不懂”所阻断,是什么意思?
毕加索的艺术,过时了。但作为一个问题,他从未过时。据我在纽约所见,毕加索的研究,毕加索的展览,毕加索的画册,毕加索的专题,从未中断。比如,八十年代末,研究者写出毕加索一生跟所有女人的关系,不久有个展览叫做“哭泣的女人”,是跟南斯拉夫籍那位情人同居时画的一些画。2005年,我在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看到一项真正前卫的专展,是毕加索和安格尔对比展。安格尔在十八世纪鼓吹希腊是最理想的美,毕加索在二十世纪初挑衅此前所有关于美的概念,毕加索怎么会跟安格尔有关系?可是看了这个展览,看到毕加索的素描和安格尔的素描一组一组分类挂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俩对线条、对形体的理解,对空间和比例的理解,来自源远流长的欧洲传统,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回应希腊,对照二战后至今的现代绘画,他俩都显得非常古典。
所以,时差和错位,对我们认知西方造成困扰,今天单单请来毕加索,只有他一个人,他的生态没有过来,等于只听到一句话,没有上下文,这句话讲得再精彩,你还是难懂-我非常渴望更多展览进来,让年轻人开眼界,暂时无法出国的朋友可以看到好的原作。但是看到原作,热爱艺术的人还是不懂,怎么办?
刚才讲的是空间的脉络,讲到时间的脉络,不得不提塞尚。西方人喜欢认爹,认父亲,很多人会说影响他的那个人,是他父亲。塞尚也认过一个父亲,就是毕沙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艺术的血脉、来路、资源,决定了你手上做的这件事、这套风格。血缘关系是可以不断追上去的,譬如毕沙罗背后有柯罗,柯罗背后有蒲桑……塞尚之后呢,既影响了毕加索,也影响了马蒂斯。马蒂斯曾经对一群学生说,我们都从他那里来,那个他,就是塞尚,可是塞尚没想到影响这帮小子,他的理想是:“我要回到蒲桑。”蒲桑是十七世纪的法国画家,大半辈子待在意大利,他的理想是追踪希腊-这样一个谱系,维度,就是以后中国引进展览的一份名单,把西方整个文脉带进来。这是奢望吗?不一定。这个漫长的名单应该都在我们的期待中。
类似的认知的迷失,不仅发生在绘画,西方的音乐、戏剧、文学、哲学,我们都有许多“不懂”,但是,我要说,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今天我们说不懂毕加索,好,那么齐白石、吴昌硕,我们就懂吗?董其昌、四王,我们真的懂吗?可能也未必懂。回到毕加索,如果你真要懂他,你大约看看非洲艺术,看看塞尚,再看看新古典主义,也就是安格尔,当然,还要看看希腊艺术-这时你再来看毕加索,可能情况会不一样。
懂不懂的问题,是个永远的问题。我绝对不能说,我懂了毕加索,也绝对不能说懂了西方美术史,我更不敢说,我懂中国美术史。懂得,是无止境的过程。我在外面泡这么多年,学会一件事,就是你如果真想懂得,该怎样去懂法,前提,要有相对完整的文脉。懂到什么程度,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不容易衡量的。
当然,这里还牵出别的问题-我多少是个画家,有点绘画的认识,可是呢,我非常渴望回到像小孩、像乡下人那样,顶顶质朴的状态,面对艺术。有时我看到不懂的作品,会非常欢喜,因为你不懂,本身就是一种状态,非常质朴的、原始的那么一种状态。在座有人非常在乎懂不懂,第一,你不要自卑,第二,如果你真的想懂,有很多途径,毕加索只是今天的例子。
说实话,我不但不懂毕加索,不懂董其昌,而且越来越不懂中国,我回来已经十一年了,许多事情越看越不懂,谁敢说:我住在中国,就一定懂得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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