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的小说
梗概
艰难时世（Hard Times）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作品，发表于1854年，故事描写某工业市镇的生活。此时狄更斯已42岁。本书的背景是当时英国社会的劳资关系非常紧张。
纺织厂厂主、银行家庞得贝（Josiah Bounderby）和退休的五金批发商人、国会议员兼教育家汤玛斯·葛莱恩（Thomas Gradgrind）是好朋友，他们一起控制著市镇的经济体系与教育机构。他们注重实利而且不讲情义，自命不凡，以功利主义作为生活原则。负责侍候庞得贝的是寡妇史巴斯特太太。
葛莱恩对子女的教育主张“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他们在学会走路时，就被赶进教室，终日和数字打交道，他们不允许阅读诗歌和故事。葛雷梗把年轻的女儿露意莎（Louisa）嫁给了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庞得贝，寡妇史巴斯特太太嫉妒她，使她受尽痛苦，导致女儿婚姻破裂。她责备父亲：“你的哲学和教育都不能救我了。”在葛莱恩自己的教育主张下，他的儿子汤姆（Tom）被迫协助庞得贝工作，他生活放荡且负债累累，偷了庞得贝银行的钱逃跑，躲到马戏团里，扮演一名小丑的角色。经过了一连串的惨痛教训，又受到马戏团的女孩西丝·朱浦（Sissy, Cecilia Jupe）的感化，逐渐的改变了生活态度，被父亲送到美洲。但病死在省亲的途中。庞得贝喜欢吹嘘自己白手起家，诬蔑工人由于妄想过奢侈生活才产生不满情绪。五年后庞得贝中风猝死在焦煤镇的街上，露意莎再嫁了人。 《艰难时世》中文译本：
1978年，《艰难时世》，全增嘏、胡文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年，《艰难时世》，马建华、周琦译，南方出版社
（搜集整理：踏破江北街） 狄更斯早就想写一部反映劳资矛盾的小说。一八三八年他到北部工业区曼乇斯特等地参观时，看到那里工人的悲惨处境非常吃惊，想要对这现象作“有力的一击”。但是，这个愿望过了十多年才实现。……
五十年代初，工人运动的滚滚浪潮虽然已经消退，但由于资产阶级肆无忌惮地压榨工人，一些工业城市仍不断爆发罢工斗争。正当狄更斯开始写作《艰难时世》时，普莱斯顿的工人正在举行罢工斗争，狄更斯曾到那里去了解罢工情况。他担心人民的不满情绪一旦爆发出来，国家将受到猛烈的震动。狄更斯认识到当时劳资之间矛盾的尖锐性和严重性，并意识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只顾赚钱，不管工人死活。因此他决心在作品中对曼彻斯特学派功利主义加以迎头痛击。在写给他朋友查尔斯·耐特的信中，他这样谈到《艰难时世》的写作意图：“我的讽刺对准那些只知数字和平均数而不知其他的人，这些人是这时代的最邪恶的最重大的弊病的代表。”从作品看来，他的创作意图确是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小说有两条平行的情节线索：一条表现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另一条表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作者的讽刺锋芒对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葛擂硬（即葛雷梗）和庞得贝，通过葛擂硬的家庭生活与社会活动的展现，以及关于庞得贝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的反动实质和它的危害性。
葛擂硬是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者在政治思想领域的代表，而庞得贝则是实业界号称“硬头皮、铁拳头”的凶狠人物，是葛擂硬哲学的支持者、追随者。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主宰着好个烟雾弥漫、象征大不列颠的焦煤镇。
葛擂硬原是退休的五金商人，后来成为焦煤镇区域的国会议员。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暗示了当日统治英国的是些什么人。作者讽刺英国议会是一架“声音嘈杂而相当肮脏的机器”，说那些议员是“专门讲究度量衡、专门会背乘法表”，“对其他任何事情却装聋作哑、视而不见”的行尸走肉般的“贵人”。葛擂硬就是这班“贵人”中的一个。这表明了，象葛擂硬这样的人物决不止一个，而有许许多多。这些表面冠冕堂皇，骨子里却无半点“人性”的家伙正是这个社会的产物，同时他们又主宰着这个工业市镇同那架“声音嘈杂而相当肮脏”的国家机器联结起来，这样，焦煤镇作为大不列颠的缩影就更富于典型性了；而葛擂硬的活动也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开，从而暗示，葛擂硬哲学象妖风毒雾，不仅笼罩着焦煤镇，而且弥漫于整个大不列颠。
作者不仅揭示了这个人物和他所由产生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用解剖刀一样锋利无情的笔，剖开葛擂硬哲学这神秘之果，把它那龌龊的、饱含毒汁的内容展示给读者。狄更斯用概括而形象化的语言，切中要害地描述了葛擂硬哲学的精髓：“人从生到死的生活生一步都应是一种隔着柜台的现金买卖关系。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登上天堂的话，那儿也就没有我们的事。”在葛擂硬看来，人与人之间，除了现金买卖关系没有别的，因此，感情、幻想、义侠行为、仁爱精神、娱乐嗜好之类这些与现金买卖无关的东西是要不得的，统统应该清除。基于这个铁的原则，他只许用“事实”——就是能用来赚钱或与金钱收益密切相关的东西——来教育孩子们。于是，他那五个孩子成天被关在牢房似的教室里，被数字、概念、科学标本种种“事实”塞得昏头胀脑，儿童的天真、孩提的幻想全遭扼杀，全被拔除。孩子们必须懂得大熊星座的俗名，可不许唱流行的童谣：“眨眼的、眨眼的小星星，你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就是去偷看一下马戏，也被认为是堕落行为。他自己在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以便随时准确地计算出“人性任何部分”的分量和数量，确定它在交易中的作用和价值。葛擂硬就是这样一个“专门讲实际的人”。这个形象鞭辟入里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它的深刻的社会意义，不在于展示资产阶级守财奴的性格，而在于刻画这号人如何用生意人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如何把人类精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富于诗意的东西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作品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揭露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和丑恶和荒谬，而且还在于生动地展现了它所造成的恶果，从而揭示了它对社会的危害性。这恶果主要从露易莎和汤姆两个形象体现出来。
在葛擂硬的功利主义思想毒害、摧残下，露易莎和汤坶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儿童应有的感情、兴趣和爱好。他们成年累月过着囚徒似的生活，和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和下层社会完全隔绝。结果他们成了精神上畸形的人，病态的人；他们不仅对社会现实一无所知，而且思想空虚，感情贫乏，连生活的信心也丧失了，年纪轻轻便滋长了悲观厌世思想。露易莎和汤姆的性格不同，他们的命运也不大一样。露易莎脆弱得象一株弱柳，她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在她眼里，生活毫无意义，她也从未感受到生活的丝毫乐趣，只觉得生命象炉中的火花一样。在精神生活极端贫乏的情况下，她把少女的柔情全部倾注在对弟弟的友爱之中。她父亲把婚姻看作一桩买卖，把她许给了年纪比她大三十岁的资本家庞得贝；她对此没有异议，而象羔羊似的顺从。自然，不幸的婚姻加剧了她心灵的痛苦。正当她濒于绝望的时候，花花公子赫德豪士往她枯涸的心田里播下爱情的种子。可是她太懦弱了，爱情刚萌芽，她就恐惧地将它摧折了。露易莎的悲剧控诉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摧残青春，葬送爱情和幸福的罪行。
至于汤姆的命运，具有另一层意义。他脱离牢笼似的石屋之后，纵情于吃喝玩乐，以此作为对葛擂硬哲学的报复。可是，他的“报复”，只是以一种形式的利己主义对抗另一种形式的利己主义，是“以毒攻毒”，因此，他越是往报复的路上走，就在罪恶的泥沼里陷得越深，终于变成一个卑鄙自私、冷酷无情而又麻木不仁的恶魔式人物。汤姆的堕落，再一次宣告葛擂硬功利主义教育的破产，表明这种教育无法造就“纯正有为”的人材，只能产生社会的蠹虫。
应该指出，作者在揭露、批判葛擂硬的反动哲学的同时，对这个人物多少流露出同情和幻想，这表现在葛擂硬得了现报之后幡然悔悟，不再死硬坚持自己那套理论，“而注意到具体的情况，拿他的事实和数字服务于信心、希望与仁爱”。显然，葛擂硬的转变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因为“一个阶级的偏见是不可能象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保守、狭隘而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尤其不会这样做。”狄更斯从唯心主义道德观出发，认为资产阶级人物虽然干着坏事，但其天性仍不乏善的一面，只要让他看到自己行为的恶果，那么天性中“善”就可能被唤醒，去克服“恶”的那一面，从而改邪归正，弃旧图新；社会上的灾难也就得以消除了。这种唯心主义的抽象的道德观，是他所提倡的以阶级调和、阶级溶合为特征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
小说的另一条情节线索，通过庞得贝和工人之间的矛盾，揭露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反动实质的另一面。曼彻斯特学派功利主义者认为，社会是由自私自利的人们组成的，因此应该让每个人自由地去追求自身的利益。他们在“自由竞争”的口号下，贪婪地、残酷地剥削工人，全然不顾工人的死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工人从这种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政治经济学中，“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对他来说，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驯服地饿死。”庞得贝就是这种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政治经济学的信奉者。在他眼里，工人不是“有爱情和喜悦、有灵魂”的人，而是“人手”，是给他带来金钱收益的“许多匹马的马力”，“加法中的数字”或机器——总之，是古代奴隶主所说的“会说话的工具”。他以奴隶主对待奴隶的野蛮态度对待工人，污蔑工人爱抱怨，不肯安分守己；工人最起码的生活要求也被他看做奢望，是“希望坐六匹马的车子，用金汤匙喝甲鱼汤吃鹿肉。”他把损害镇上居民健康的煤烟看成是“衣食父母”，“世界上最有利于健康的东西，特别是对于肺部。”他恬不知耻地把他榨取工人血汗的计件活儿说成是“世界是最惬意的工作、最轻松的工作，也是报酬最好的工作。”如果谁要干预他为所欲为的野蛮行径，他和镇上其他资本家就威胁说，宁可把财产扔到大西洋去。对此，作者用揶揄的口吻说：“虽然如此，焦煤镇的大亨们还是很有爱国心的，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把他们的财产扔到大西洋去。而且相反地，仍然很小心翼翼地管理着他们的财产。瞧，他们的财产就在那烟雾迷漫的焦煤镇上日增月累着。”
狄更斯不仅愤怒地揭露庞得贝之流残酷掠夺、压榨工人的野蛮行径，而且带着深厚的同情描写工人的苦难生活。作者说：“我有一种不健全的想法，以为英国人民是光天化日之下最辛苦的人民。”语带诙谐，却伴随着辛酸的眼泪。作者所描写的焦煤镇工人住宅区是这样的：窄院连着窄院，狭街紧靠着狭街，犹如“迷宫”。一幢幢简陋的房子摩肩接踵，拥护不堪。住房不通风，光线昏暗，空气污浊。只要看一看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便知道，狄更斯的描写是多么真实！斯梯芬就是住在这贫民窟中的一个苦难深重的工人。由于生活一直很苦，他年纪虽然才四十岁，看起来却象个老头了。这个纯厚诚实，“善操机器织机的好织工”，一生中吃尽苦头，“碰到的烦恼车载斗量”。残酷的法律又使他无法摆脱酗酒、半疯狂的妻子，跟他所钟情的女工瑞笳结合。他抱怨生活“一团糟”。可庞得贝毫无心肝地指责说，这是那个“金汤匙”的思想在作怪。
斯梯芬的命运是个悲剧。他不愿加入主张阶级斗争的工会，因此为自己的阶级兄弟所疏远；但他忠于本阶级，不愿充当庞得贝的密探，因而被老板解雇。两军对垒，他是夹在中间的孤独者。作者虽然谴责那个排斥他、打击他的工人领袖斯拉克布瑞其，但表明斯梯芬的悲剧主要是庞得贝的残酷压迫、剥削造成的。要不是庞得贝敲骨吸髓地剥削工人，斯梯芬的生活不至于这么苦；要不是庞得贝无理地开除他，他不必远离焦煤镇，出外谋生；要不是庞得贝狠毒地诬赖他盗窃银行现款，他也不至于坠入废矿井，惨 遭重伤至死。斯梯芬的死，乍一看似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其实，偶然中有必然，他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斯梯芬的悲剧，是对资产阶级血腥罪行的有力控诉。从这里看出，狄更斯深切翔人民的命运，对劳动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正是这一点，给这部小说增添了思想光彩，使它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车尔尼雪夫斯基称赞狄更斯“是捍卫着下层阶级，向上层阶级进行斗争，向虚假与伪善进行讨伐的战士”，实在一点也不过分。
除了通过斯梯芬的悲剧揭露资产阶级的野蛮、残暴之外，作者还以讽刺的笔触描绘资本家庞得贝捏造身世、自我吹嘘的卑鄙行为，从而揭穿了曼彻斯特学派功利主义者宣扬的所谓“自由竞争”“机会均等”种种无耻谎言。
庞得贝自称出身卑微，常爱夸耀自己赤手空拳起家的奋斗史。他胡吹自己生在阴沟时，一生下来就被毫无心肝的母亲所抛弃，而抚养他的外祖母又是冷酷无情的酒鬼。他说自己从小受尽虐待，没进过学堂，从铺子外面的招牌学会认字母，从教堂尖塔上的时钟学会了看时间。他自称靠了自我奋斗，从流浪儿、小听差、苦工、看门人、小职员，以至于后来成为焦煤镇显赫的大亨。庞得贝为什么要这样胡吹瞎说？这里有着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其一，以此作为麻醉剂，借以平息工人的不满情绪，麻痹工人的革命斗志。他企图以自己的“奋斗史”表明，社会给一切人提供了出头上进的机会，只要努力奋斗，一个穷小子可以凭六便士赚到六万镑，一个流浪汉、小听差，可能成为显赫的大亨，因此，“人手”们只要埋头苦干，好日子在后头哩。其二，以此作为镇压工人的“软刀子”。我庞得贝可以赤手空拳起家，机会均等嘛，你们这些“人手”为什么不行？这只怨你们自己没本事，活该！因此，“人手”们得安分守己，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存什么万元户，不要老想着“坐六匹马的车子，用金汤匙喝甲鱼汤吃鹿肉”。由于斯巴塞夫人想讨好主子庞得贝，把银行失窃案的嫌疑犯派格拉太太移解归案，结果派格拉太太披露了庞得贝的真实身世，从而揭穿了庞得贝所谓“白手起家”的谎言。庞得贝的谎言既经败露，“自由竞争”“机会均等”的骗局也就昭然若揭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这部作品中，狄更斯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是极其深刻有力的。作者指出，资产阶级奉为金科玉律的功利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弊病，是引起社会灾难的重要根源。虽然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他还不可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灾难，归根到底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引起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也是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决定的。不过作者毕竟还能看清资产阶级思想的丑恶本质，并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这不能不说是这部反叛现实主义杰作的一大功绩。
但是，狄更斯对于资本主义的揭露、批判并没有导致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否定；他只是希望纠正资本主义的弊病，把这个社会弄得好一点罢了。他在作品中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揭露，目的就在于引起资产阶级人士的警惕。在小说中，他半是警告，半是恫吓地说：“功利主义的经济学家们，骨瘦如柴的学究们，搜罗‘事实’的要员们，斯斯文文而精疲力竭的不信宗教的先生们，把书上许多陈腐无聊的教条背诵得滚瓜烂熟的先生们；在你们周围，穷人永远是存在的。趁着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最好在他们心中培养起想象和感情的最大美德，把他们那种极需要装饰的生活装饰起来，要不然，就是在你们胜利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他们的幻想已经完全从他们的心灵中被驱逐了出去，这时他们面对的，只是勉勉强强的糊口生活，现实就会象豺狼一般地把你们吞了下去。”这未免使人觉得，他对现实的无穷忧虑，与其说是为了受苦爱难的劳动群众，不如说是为了资产阶级。
基于这种思想立场，狄更斯对工人阶级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同情工人，甚至对工人怀着钦敬的感情，带着深厚的同情描写工人的悲惨生活，表现他们要求改变“一团糟”的生活处境的强烈愿望，并且通过斯梯芬的口，对工人运动表示同情、谅解，驳斥了资本家庞得贝对运动参加者的污蔑和诽谤。作者还通过斯梯芬和瑞笳这两个正面形象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某些优良品质：诚实、善良、正直、阶级友爱精神和对本阶级的忠诚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狄更斯对工人的同情和尊敬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就是说，他所同情、尊敬的只是温和、善良、安分守己、缺乏反抗性的共。小说中的斯梯芬就是这种工人的一个标本。这个人物的最大特点（也是弱点）是象绵羊一般温驯善良。他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不赞成对资产阶级采取“强硬手段”及“征服和战胜的办法”。他认为采取强硬的对抗手段，对工人阶级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因此他拒不加入主张采取暴烈行动的工会。他幻想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怜悯、同情和帮助。面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严重对立的形势，斯梯芬一味采取妥协、调和的态度，这正反映了五十年代英国工人运动中的一股逆流——工联主义思潮。狄更斯抱着同情和赞赏的态度加以描写的正是工人运动中消极落后的因素。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他带着厌恶的感情来描写在工人中开展阶级斗争宣传鼓动的工人领袖斯拉克布瑞其，对他加以百般嘲讽、导化，并借斯梯芬的口直接攻击“暴力派”关于阶级斗争的主张。不仅如此，作者还直接抒写了自己对于蕴藏在工人群众心中的反抗情绪的恐惧心理，认为“就是在这班人中的最卑贱者的心里，也永远有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他慨叹地说，“假定我们将来把数学只用到物质的对象上，而用别的方法来统治这班可怕的、难以预测的人们该多么好！”这话表明，作者和受奴役的无产阶级之间实在还隔着一道鸿沟；在他眼里，工人群众是神秘莫测、难以驾驭的怪物，使他忧虑的是蕴藏在工人心中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一旦象沸腾的岩浆一样冲破地壳喷发出来，将给周围的世界还来毁灭性的灾祸！
狄更斯并不真正了解工人阶级，他只把工人阶级当作受奴役的可怜虫加以怜悯而已。他既反对资产阶级对工人进行残酷、野蛮的压迫剥削，也不赞成工人阶级通过革命斗争求得解放。他主张劳资合作，阶级溶合。他说，“工人参加工厂管理是必要的，应该的，只有（劳资）合作，才能够结束剥削。”他这个观点在《艰难时世》中明确地表现出来。斯梯芬便要求老板用慈悲和耐心对待工人，接近工人，希望老板和工人不要隔离、对立。但是，狄更斯不能不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劳资之间的对立是那么尖锐，实现劳资合作、阶级溶合的前景是那么渺茫。因此，在作品中，狄更斯并没有表现庞得贝那颗残酷的心为斯梯芬的怨诉所软化，庞得贝对斯梯芬始终没表示丝毫的仁慈和友爱，而是一味冷酷地呵斥他，最终还把他赶出工厂。这说明了，到了五十年代，狄更斯开始意识到，他这一套阶级调和论终究是行不通的；现实主义终于战胜了他的阶级偏见。从《艰难时世》清楚看到，作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狄更斯一方面是目光敏锐、具有无比的讽刺才能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显示出惊人的真实性和高度的思想性；另一方面，他又是热心的阶级调和论的鼓吹者，博爱主义的说教家，他对现实的一切讽刺和批判，都只为了对现存社会制度作局部的改良。
从作品看来，狄更斯的思想虽然存在尖锐的矛盾，但是，其主导思想倾向毫无疑义是进步的一面。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他在作品中深刻地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对受奴役的无产阶级表示深切的同情，应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对于这部作品的社会效果，卢那察尔斯基作过极高的评价，他说：“这部小说是当时资本主义在文学中遭受的最有力的打击，也是它一般遭受的最有力的打击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