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清代文学的文化背景是什么

Answer 1

清代文学较之以往各代异常繁富，甚至可谓驳杂。一方面是元明以来新兴的小说、戏曲，入情之后依然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元明以来已经呈现弱势的诗、古文，乃至已经衰落下来屈居于陪衬地位的词、骈文，入清之后又重新振兴起来。举凡以往各代曾经盛行过、辉煌过的文学样式，大都在清代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各类文体大都拥有众多的作者，写出了大量的作品，数量之多超过以往各代，包括它们盛行的那个时代。各类文体曾经有过的类型、作法，出现过的风格，清代作者也大都承袭下来，有人学习效法，也有人独辟蹊径有所创新，相当多的作者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乃至堪称珍品、杰构的传世之作，如吴伟业的歌行诗和王士礻真的神韵诗，陈维崧的登临怀古词和纳兰性德的出塞悼亡词，洪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两部戏曲，汪中的骈文《哀盐船文》，文言小说中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白话章回小说有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郭绍虞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中论及清代学术之集大成时说：“就拿文学来讲，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戏曲或制艺称，至于清代的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或于上述各种之外，没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足以称为清代的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而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清代文学可以说是以往各类文体之总汇，呈现出一种蔚为大观的集大成的景象。

　　对于清代文学的这种集大成的景象，自然还是要作具体分析的，各体文学的成就、历史地位是不一样的。但其中有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曾经兴盛过的文体之再度兴盛，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学传统精神和古典审美特征的复归与昂扬。

　　诗在唐代已经定型，体式完善，成就极高，成为后世之典范，再经过宋诗之补充，元明作者步趋其后，缺少开拓、创新。在明清鼎革的社会动乱之际，与学术文化思潮由空疏之心学转向复古形态的经世致用之学相呼应，诗歌创作转向伤时忧世，遗民诗人之呼号、悲愤、砺志，其他诗人之徘徊观望，黍离之悲、沧桑之感，成为清代前期诗的主旋律。遗民诗人关注国运民生，缘事而发，虽然他们的身世遭遇、才学性情各异，但却几乎一致地以前代关注国运民生、志节高尚的诗家为师法对象，如屈大均推尊屈原，顾炎武继踵杜甫，吴嘉纪学习杜甫诗中取法汉乐府之一格。清初诗从总体上说是继承和发扬了贯穿中国诗史中的缘事而发、有美刺之功、行“兴、观、群、怨”之用的传统精神，同时也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审美艺术的特征。如果说遗民诗主要还是以其诗史般的内容、所表现的志节情操而称重当时，影响后世，而另有些诗人则在诗艺方面更有所开拓、创造。如吴伟业的歌行诗，专取明清之际关乎兴亡之人事，创作出了《圆圆曲》、《鸳湖曲》一批叙事活脱、词藻富丽、情韵悠然的诗篇，在白居易之后又开拓出叙事诗的一种新境界。稍后的王士礻真追踪六朝以来诗的冲和淡远一格，他的神韵诗将中国诗尚含蓄蕴藉的特征，推向了极致，在中国诗史上也是一个贡献。可以说中国诗的传统精神和古典审美特征，在清代又一次获得了发扬。

　　词作为一种抒情诗体，曾在两宋度过了黄金时代，元明两代呈现衰落之势。也是在明清鼎革之际，词发生了转机，走出俚俗，归于雅道，成为徨苦闷中的文人委婉曲折地抒写心曲的方式。待到江南“科场”、“奏销”、“通海”诸大案接连发生，在政治环境的压力下，词更成为文人曲写心迹的方式，作者蔚起，出现了地方性的词人群和大的倡和活动，以陈维崧为宗主的阳羡词派、朱彝尊为领袖的浙西词派形成，词的创作呈现了“中兴”的局面。陈维崧、朱彝尊都扬弃了词为“小道”的观念，认为词与“经”、“史”同等重要，可与“诗”比肩，终身不废填词。他们的词取材不尽相同，风格各异，但都开拓了词的境界，带动了有清一代词家竞驰，出现了被誉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纳兰性德。清人词无论从规模或成就上讲，都足称大观，再次显示并发展了词的特异的抒情功能。

　　骈文经过唐、宋两次古文运动的打击，便一蹶不振。骈文以对仗排偶、隶事征典、词藻华丽为特征，是一种古典形态的美文。清初文人以骈文为寄托才情的文事，从而揭开了骈文复兴的序幕。到乾嘉时期骈文大盛，形成与桐城派古文对抗的局面，这既与清代社会环境的压抑、文化学术思潮的复古倾向有关，也和其后汉学兴盛的学风有关，骈文作家中便多著名的学者，如作《哀盐船文》的汪中，为骈文力争正统地位的阮元等。但从当时发生的骈文与古文之争论看，却反映出骈文复兴之文学底蕴，就是要求恢复文章艺术之美。尽管这种古雅的文体对作者和读者都要求有更高的学识和文学素养，但在清代毕竟又盛行一时，而且经过争论产生了不拘骈散之论，更不失为唐宋古文运动之后的一种历史补偿，对后来的文章，如梁启超之新文体，也有一定的影响。

　　清代文学也表现出新兴文体的雅化倾向和雅俗并存、互渗的状态，斑驳陆离中闪现出耀眼的光芒。

　　戏曲方面，在明代盛行的传奇已经文人化，杂剧更落入案头化的地步。入清后传奇、杂剧都顺从着晚明的趋势，创作更加活跃。一方面，一些原来并不看重戏曲的正统文人，乃至文学名流，也在遭逢国变、落汨失意的境遇中，于诗文之馀操笔编写戏曲，抒写亡国之痛、出处两难的心态和傺失意的情怀。这类作者有吴伟业、王夫之、尤侗、嵇永仁等。他们作传奇、杂剧，大都取历史故事加以随意虚构，乃至幻化，寄托个人的情感、心迹，抒情性冲淡了戏剧性，也就更加脱离舞台，加重了案头化倾向，但也表明戏曲已获得了正统文人广泛的认同，影响到如李玉等原本依附于舞台表演而编剧的作家的剧作，增强了社会历史意识。另一方面，一些作者追随明亡前夕阮大铖、吴炳等开创的风情喜剧的路子，注重戏剧性，多是利用巧合、误会、阴错阳差制造生动的情节。李渔是这类剧的能手。他还就明代传奇剧的得失，总结出一套系统的编剧和表演的理论，著成《闲情偶寄》一书。李渔的理论和剧作表明明代以来戏曲创作重心由“曲”向“戏”转移，也可以说是戏曲向戏剧本质特征的回归与创作的成熟。戏曲创作中社会历史意识的增强和对戏剧性的注重这两个方面的综合，便涌现出了一个戏曲的高峰——《长生殿》和《桃花扇》两部杰作的诞生。此后戏曲的雅化堕入道德教化，或者变成纯案头的读物，古典戏曲也就失去了艺术生命。

　　清初的小说也是顺从明末小说的趋势，旧作的新编虽仍不绝如缕，但作家独创的作品却日益增多，从总体上看是迈入了独创期。拟话本小说结束了改编旧故事的路子，取材于近世传闻和当代新事，贴近了实际生活，却渗入了文人意识；讽世的气味加重了，却缺乏艺术的酿造，并且愈来愈趋向伦理道德的说教。另一种情况是爱情婚姻小说雅化，蜕变为才子佳人小说。李渔的小说创作表现出更高的主体意识，故事情节演绎的是其超乎常人的为人处世的经验和对人情世态的调侃，也就进一步改变了话本小说的叙事模式和风格，议论的成分增大了，作者的既定意向胜过并取代了生活的内在逻辑。长篇小说迈入个人独创期，作品纷繁多样。有的是沿着晚明世情小说的路子，在醒世的旗号下展示最世俗的人生图画，如《醒世姻缘传》颇为鲜活，叙写用民间口语，富有幽默之趣；有的是叙写近世朝野政事，艺术上大都比较粗糙，如《杌闲评》掺入了虚构的魏忠贤发迹史，才有了小说味道；有的是就明代几部著名小说作续书以写心，境界不一，如陈忱的《水浒后传》唤出水浒英雄进行抗金保宋的战斗，寄托了清初遗民的心迹，也给小说增添了抒情性质。小说已成为社会的一种文化需要，康熙朝以后虽然屡有禁令，神魔、公案类不断滋生，世情类也相继有新作出来，还出现了打破畛域集多类性质于一体的作品，以及杂陈学艺的小说、用文言文作成的小说。其中《镜花绿》是颇有特色的。在众多作者或适俗或别出心裁的创作中，终于有人感受到时代的脉搏，领悟到了小说的文学特征，面对现实人生，将平凡的生活变成真实而有审美内蕴的小说世界，于是吴敬梓创作了《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清代文学在前期和中叶是有变化的。前期文学关注国运民生，有着炽烈的责任感和深沉的历史意识，传统文体和已经雅化的戏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影响深远。在清中叶，传统文体虽然也很活跃，流派纷呈，诗说文论竞相争鸣，但成就和影响却远抵不上小说。不过《红楼梦》的出现，并非孤立的现象，与它同时的性灵派诗人袁枚等的诗歌创作，也透露出时代的新信息。

Answer 2

个人认为清朝文化的大背景依旧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社会的君主集权制。在原有的满族文化的背景下，吸收汉族文化，重用汉人人才，渐渐融入汉族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