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石:为什么爱国主义教育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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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朋友问顽石:国家很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教育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比如,全国的大中小学每周都举行升国旗仪式,这几年每到“九一八”各地还要拉响警报。爱国主义教育如此受重视,可效果却不甚理想,真正关心和热爱祖国的青少年并不占多数。这到底是为什么?
顽石给朋友讲了两个小故事:
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天津的禹作敏正炙手可热,当时社会上盛传禹作敏的座驾为奔驰600。有记者问他:“听说中国只有两个人坐奔驰600,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就是您。您怎么敢和邓小平坐同一级别的车?”禹作敏回答:“我是一个农民,什么级别也没有,所以我什么车都敢坐。”
客观而论,禹作敏的回答还是有些智慧的。但这不是关键,这个故事的要害在于:坐什么车,是身份的象征;而坐外国名车,则更是一种无上的荣光。这种价值追求正是当时的核心领导引领的。
再来看第二个故事,也与坐车有关。
2004年5月,“篮球之神”迈克尔·乔丹乘私人飞机首次来到中国,北京有关方面到机场隆重接待。乔丹一看来接他的轿车是奔驰,便拒绝上车,要求将座驾更换为美国车。接待方不得不赶紧将德国奔驰换成美国公羊。
无论是造价、名气还是历史,公羊都远不如奔驰,可迈克尔·乔丹就是要坐美国车,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就是乔丹式的爱国,不在于那些花里胡哨的形式,而是注重诸如坐车之类的细节;更重要的是他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的强烈的国家意识,这比高喊几句爱国主义口号要有意义得多。迈克尔·乔丹不仅被称为“篮球上帝”,他还是美国的国民偶像,因此,他的一言一行一定会在美国民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
讲完两个故事,顽石应该已经回答了我的朋友“为什么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效果不佳”的问题。
顽石给朋友讲了两个小故事:
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天津的禹作敏正炙手可热,当时社会上盛传禹作敏的座驾为奔驰600。有记者问他:“听说中国只有两个人坐奔驰600,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就是您。您怎么敢和邓小平坐同一级别的车?”禹作敏回答:“我是一个农民,什么级别也没有,所以我什么车都敢坐。”
客观而论,禹作敏的回答还是有些智慧的。但这不是关键,这个故事的要害在于:坐什么车,是身份的象征;而坐外国名车,则更是一种无上的荣光。这种价值追求正是当时的核心领导引领的。
再来看第二个故事,也与坐车有关。
2004年5月,“篮球之神”迈克尔·乔丹乘私人飞机首次来到中国,北京有关方面到机场隆重接待。乔丹一看来接他的轿车是奔驰,便拒绝上车,要求将座驾更换为美国车。接待方不得不赶紧将德国奔驰换成美国公羊。
无论是造价、名气还是历史,公羊都远不如奔驰,可迈克尔·乔丹就是要坐美国车,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就是乔丹式的爱国,不在于那些花里胡哨的形式,而是注重诸如坐车之类的细节;更重要的是他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的强烈的国家意识,这比高喊几句爱国主义口号要有意义得多。迈克尔·乔丹不仅被称为“篮球上帝”,他还是美国的国民偶像,因此,他的一言一行一定会在美国民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
讲完两个故事,顽石应该已经回答了我的朋友“为什么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效果不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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