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作文以写作生涯为题的小标题

Answer 1

“写作生涯的终结”——自序《书影与肖像》、《域外回音》
文/董鼎山
2012年08月07日，星期二

原载《侨报周刊》
编者注：以下是作者为即将于9月份出版的两本新书《书影与肖像——鼎山自选集》和《域外回音——鼎山忆旧集》（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写的序。

十余年前，我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纽约客书林漫步》序言中，以“第二个写作生涯”为题写出了我到美国居留30年以后再度执笔作文的感嘅，想不到今日竟要为一生中最后出版的文集写序，我名之为“写作生涯的终结”，不能算是夸张吧？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已出书20余种，与许多编辑交过朋友，从未遇到像本书编辑李华敏一样的知己。她喜爱我的作品，并主动建议为我出版两本新书，以此作为我90岁生日（9月）的纪念，令我极为感动。多年来她不断催促我写回忆录，我一直以懒惰为由推却，结果在她的催促之下，我终于同意片段性写出回忆，先在天津《散文》月刊连载，不料写到中途，正在我热心供稿之际，突然中风，出院以后，我发现已不能继续写回忆。患病的结果，不但影响了我的记忆力，而且也阻断了我的写字能力；写英文不能拼字，写中文错字、白字连篇，常觉得不能随心所欲地写出要写的字，脑科医生称这是中风伤害脑力所致，要不断操练，终会恢复原状，但我还有多少日子可等？
　　
我当然仍不断锻炼我的脑力，因此我还在不断写作，以防脑力迟钝，结果是我在纽约《侨报周末》发表的每周一次的专栏，短短一千字的文章，亦可借此抒发当作家的灵感冲动。我的大脑仍在努力思考，一有感触就要写出来，这样既能不断锻炼我的脑力，也可增添我余生的兴趣，至于所谓“写作生涯”已告一段落。
　　
不过我凭什么来自号“写作生涯”呢？在写作方面，我一生从事了70余年（从14岁开始发表作品），说不上什么“生涯”，因我从未有一个时期是靠写作收入为生，从未靠稿酬购屋、养家、旅游，乃至坐飞机访问祖国。正如我在少年时向叔父表明我的前途设想时被叔父所斥的那样：“你要靠写作为生？一生注定要过亭子间生活（“亭子间生活”是当时上海人形容生活困苦的俚语）？”结果我听从他的忠告，最终在新闻界与学术界之间找到了足以为生的“生涯”。
　　
我当“作家”的初期经验是，杂志编辑有时会轻蔑地表示：给你发表已经抬举你了，怎么还要稿费？确实，我当年有许多初出茅庐的作家朋友都曾遭遇这种待遇。到了今日，我还在提醒作家朋友们，绝对不要自费出版自己的著作。在美国出版界有很多所谓的“Vanity Press”（虚荣出版商），听说现在国内也有这种现象，想发表的作家甘愿自费出书，印了几百本洋洋得意地去送人。我对他们的忠告是：千万不要轻视自己的心血作品，一定要相信自己的东西是值钱的（不然何必要做作家）。今天我还在纽约碰到一位在华文报纸发表作品的作家，他甘愿自己出资3000美元由该报馆出书。不仅如此，报馆（根据它的广告）甚至要求版权也要属于它。我只能劝告此位先生，不要小觑自己，因虚荣而上当。
　　
有人好奇地问我：那你自己在《侨报周末》经常发表专栏文章，稿费可不少吧？我说我已到了不必靠稿费为生的地步，写稿不是为了钱，二十余美金一千字，不够带上妻子去中国餐馆吃饭。我说我写专栏乃是为了有个发泄的地方。我与编辑约法两章：一、我不能拼音打字，必要靠打字员；二、文章如有更改，必须取得我的同意，因我要保留自由发挥的权利。我把第二个条件看得更重，不然何必写稿。
　　
还有人对我的英文写作收入表示好奇。与中文报刊相比，美国报刊稿费确实到了足以谋生的程度（30年前我在《纽约时报》一篇750字的专论，稿费250美元；一篇600字的书评，稿费150美元；替《巴黎评论》写篇介绍中国文学状况的文章，稿费350美元）。但是稿费虽高，写稿必需有编辑邀请，除非你是一位名家。因此我不敢把自家的英文写作与中文写作相提并论。我又不曾梦想在英文写作方面可以达到靠此为生的“生涯”境界。
　　
今年听说国内报刊稿费提高，令我兴奋。也听说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提高了许多文人的收益，甚至有人可以获得高达百万、千万的版税，这是市场经济的成功。犹记得我的第一本文集《天下真小》于1984年初次出版（印数1.2万册）时的情形，编辑兴奋地告诉我，此书在各地书店一抢而空。在美国，我们称这为畅销书。我问编辑，既是畅销书，何不继续再版获利？他腼腆地告诉我，在中国没有这种惯例。出书是一种“任务”，任务完成，主事者的责任也告终，不必继续再版获利。这种情况现在当然不会再有了。
　　
整个写作生涯，我的感慨很多。现在就借此地盘再发些老年人的牢骚，为未来作家仗言。真要感谢知友李华敏女士给我这个机会。

Answer 2

十余年前，我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纽约客书林漫步》序言中，以“第二个写作生涯”为题写出了我到美国居留30年以后再度执笔作文的感嘅，想不到今日竟要为一生中最后出版的文集写序，我名之为“写作生涯的终结”，不能算是夸张吧？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已出书20余种，与许多编辑交过朋友，从未遇到像本书编辑李华敏一样的知己。她喜爱我的作品，并主动建议为我出版两本新书，以此作为我90岁生日（9月）的纪念，令我极为感动。多年来她不断催促我写回忆录，我一直以懒惰为由推却，结果在她的催促之下，我终于同意片段性写出回忆，先在天津《散文》月刊连载，不料写到中途，正在我热心供稿之际，突然中风，出院以后，我发现已不能继续写回忆。患病的结果，不但影响了我的记忆力，而且也阻断了我的写字能力；写英文不能拼字，写中文错字、白字连篇，常觉得不能随心所欲地写出要写的字，脑科医生称这是中风伤害脑力所致，要不断操练，终会恢复原状，但我还有多少日子可等？

我当然仍不断锻炼我的脑力，因此我还在不断写作，以防脑力迟钝，结果是我在纽约《侨报周末》发表的每周一次的专栏，短短一千字的文章，亦可借此抒发当作家的灵感冲动。我的大脑仍在努力思考，一有感触就要写出来，这样既能不断锻炼我的脑力，也可增添我余生的兴趣，至于所谓“写作生涯”已告一段落。

不过我凭什么来自号“写作生涯”呢？在写作方面，我一生从事了70余年（从14岁开始发表作品），说不上什么“生涯”，因我从未有一个时期是靠写作收入为生，从未靠稿酬购屋、养家、旅游，乃至坐飞机访问祖国。正如我在少年时向叔父表明我的前途设想时被叔父所斥的那样：“你要靠写作为生？一生注定要过亭子间生活（“亭子间生活”是当时上海人形容生活困苦的俚语）？”结果我听从他的忠告，最终在新闻界与学术界之间找到了足以为生的“生涯”。

我当“作家”的初期经验是，杂志编辑有时会轻蔑地表示：给你发表已经抬举你了，怎么还要稿费？确实，我当年有许多初出茅庐的作家朋友都曾遭遇这种待遇。到了今日，我还在提醒作家朋友们，绝对不要自费出版自己的著作。在美国出版界有很多所谓的“Vanity Press”（虚荣出版商），听说现在国内也有这种现象，想发表的作家甘愿自费出书，印了几百本洋洋得意地去送人。我对他们的忠告是：千万不要轻视自己的心血作品，一定要相信自己的东西是值钱的（不然何必要做作家）。今天我还在纽约碰到一位在华文报纸发表作品的作家，他甘愿自己出资3000美元由该报馆出书。不仅如此，报馆（根据它的广告）甚至要求版权也要属于它。我只能劝告此位先生，不要小觑自己，因虚荣而上当。

有人好奇地问我：那你自己在《侨报周末》经常发表专栏文章，稿费可不少吧？我说我已到了不必靠稿费为生的地步，写稿不是为了钱，二十余美金一千字，不够带上妻子去中国餐馆吃饭。我说我写专栏乃是为了有个发泄的地方。我与编辑约法两章：一、我不能拼音打字，必要靠打字员；二、文章如有更改，必须取得我的同意，因我要保留自由发挥的权利。我把第二个条件看得更重，不然何必写稿。

还有人对我的英文写作收入表示好奇。与中文报刊相比，美国报刊稿费确实到了足以谋生的程度（30年前我在《纽约时报》一篇750字的专论，稿费250美元；一篇600字的书评，稿费150美元；替《巴黎评论》写篇介绍中国文学状况的文章，稿费350美元）。但是稿费虽高，写稿必需有编辑邀请，除非你是一位名家。因此我不敢把自家的英文写作与中文写作相提并论。我又不曾梦想在英文写作方面可以达到靠此为生的“生涯”境界。

今年听说国内报刊稿费提高，令我兴奋。也听说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提高了许多文人的收益，甚至有人可以获得高达百万、千万的版税，这是市场经济的成功。犹记得我的第一本文集《天下真小》于1984年初次出版（印数1.2万册）时的情形，编辑兴奋地告诉我，此书在各地书店一抢而空。在美国，我们称这为畅销书。我问编辑，既是畅销书，何不继续再版获利？他靦腆地告诉我，在中国没有这种惯例。出书是一种“任务”，任务完成，主事者的责任也告终，不必继续再版获利。这种情况现在当然不会再有了。

整个写作生涯，我的感慨很多。现在就借此地盘再发些老年人的牢骚，为未来作家仗言。真要感谢知友李华敏女士给我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