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iknow-base.cdn.bcebos.com/lxb/notice.png)
中国文化的特征包括什么?
中国文化的特征包括:
一、富有轮回色彩的宿命论
在论及佛教思想传入中国之原因时,张东荪曾提到儒家对天的态度。他认为,原始儒家把“天”推得远些,所以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但是汉朝之后的儒家则又把“天”拉近了,提倡“天人感应”之说,以至于谶纬大为流行。后来天人感应论破产后,老庄思想及佛教才应运而起。
事实上,从一个角度来说,原始儒家将天推远之后,在人心灵中将造成一个空缺,恐怕这正是造成《易经》、老庄和佛教乘虚而入的主因。秦汉时代,于乱世生灵涂炭之际,在儒家所不屑于说的“怪力乱神”部分,以及儒家所不知的“死”的部分,佛教都提供了一些相当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填补了中国人世界观中原本所欠缺的空白,因而构成现今中国人世界观的一部分。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轮回”的观念。
中国人早有鬼神的观念,但是中国人对鬼神只讲祸福,不讲轮回报应。把轮回报应与鬼神连在一起的,是受了佛教之影响。如今轮回的观念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所以中国人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这是受到佛教的影响所致。这种宿命论式的人生观,容易导致消极、悲观的心态,趋于守旧,少求突破。这种轮回观念,使印度世袭的阶级制度沿袭至今,无法铲除。因此,两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受到灾异谶纬及轮回思想的影响,不论是个人或国家,到了面临困境的时候,莫不归之于气数。这似乎是促使中国人流于消极自安的原因之一。
二、重直觉的知识论
在知识论方面,儒家原本就有重直觉轻理智的传统,所以孟子提出“四端”之说,王阳明则倡“良知”,其实都是诉诸于直觉的道德判断,对于理性的知识,则多少存着排斥的态度。佛教方面,尤其是禅宗,更有同样的“反智”色彩及直觉倾向,例如禅宗强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至于佛教所追求的“涅盘”,则更是“灰身灭智”的最高境界。所以,经过儒学与佛教的“相乘作用”,宋朝之后的中国知识份子,唯心论的色彩益形浓厚。宋儒陆王一系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完全排除经验知识。程朱一系虽强调“格物致知”,但所追求的知识乃是人生的绝对真理,而非科学的知识。
这种强调内省功夫的思维方式,当代儒家学者韦政通称之为“内向观点”,与近代科学的“外向观点”大相迳庭。“外向观点”重经验不重先验,重印证不重臆度,重怀疑不重信古,重实效不重空论。这种外向观点的思考,才是促成科学发展的主要推力。但是在中国,由于儒释道三家对知识问题有不约而同的见解,更使得内向观点成为两千年来中国思维方式的主流,使科学发展更加滞碍难行了。这是中国科学无法大步迈进,以至于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原因之一。
三、以性善为主的人性论
中国自古以来有关人性论的观点极为分歧,尤其在春秋战国时期,更是百家争鸣,莫衷一是。譬如孟子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大力提倡“性善”之说。两千多年来被视为儒家道德实践的基本前提假设。孟子之后的荀子则因为人有耳目之欲、自私之心,所以他认为人是“性恶”的。他认为善乃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而由“本性”到“行为”(即经学习而得之者是“作做之伪”),得借助教化之功。这是他格外重视“礼教”的原因。法家学说之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法治”政治哲学,也是建立在人皆有自私本性(“自为心”)的基础上的。他与荀子的不同在于:荀子因人“性恶”,故提出以“礼”来约束;韩非则主张顺应人性的“自为”,来达到法治的目的。因此以荀子为桥梁,从儒家过渡到法家学说,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到了后来,随着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科举取士的制度确立之后,“性善”的人性论就逐渐成为官方钦定的主流派观点,很少人敢质疑其正确性。然而事实上,中国两千年来,都是采取“阳儒阴法”的办法治国。一方面倡导“性善”之说,在法令执行上,却似乎又认定人皆“性恶”。
另一方面,佛教是一种倡导“内在超越”的宗教,是重视人的主体性思维的宗教哲学,与同样高扬内在超越及主体思维的儒道思想是异曲同工的。而佛教的“众生皆有佛性”的心性论,不但是中国佛教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与中国固有哲学思想旨趣最为契合之点。儒家学者虽有多人排斥佛教,但对佛教的心性论,则多持肯定的态度。
当代学者韦政通曾指出,这种“人性本善”的观点,特别是与基督教比起来,对生命的体验较为肤浅,对罪恶的剖析不够深刻。他还说儒家的思想多“知常”而不“知变”,能“应常”而不能“应变”。
四、向往逍遥的人生观
刘小枫在《逍遥与拯救》一书中,曾从《红楼梦》(原名《石头记》)的叙事中指出,中国人所向往的,乃是老庄和禅宗式的“适性逍遥”,在这个超时空、超生死的境界中,人最终将变成无知识、无爱憎的石头,对一切都无动于心。这逍遥之境什么都好,唯一缺乏的只是真情、纯情的温暖和对苦难世界的关怀。
当然,对刘小枫所提出的批判,每个人或许也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大家至少都能同意,中国人的人生观,的确是在追求那无所窒碍的逍遥之境。无论是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或是贾宝玉的“飘然而去”,或是金庸武侠小说中侠客的“悄然隐退”,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这种阻断人对尘世的关怀,使个体心智进入一种清虚无碍的空灵之境的修为方式,固然是渊源于老庄思想,却是由禅宗佛学完成的。换句话说,禅宗大大推进了道家“适意逍遥”的精神,强化了中国儒道精神中“自然本性”自足的立场。至此,中国人对人生的看法,经由儒释道三家的融通,逐渐形成这种出世的性格。这可能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