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高粱》之中将什么和上世纪80年代的仪式感相适应？
反思民族文化。
《红高粱》中，张艺谋更注重于将民俗穿插于影片情节中，给观众展示了一部粗犷并且具有强烈生命意识的影片。电影中的部分旁白是这么说的：“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必生事端。”
这一句旁白中红色的盖头被掀了下来，就预示着“我奶奶”强烈的反抗意识。红高粱在影片中有了自己独特的灵魂，也为构建我国辽北民俗文化提高了辨识度。
《红高粱》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西北的故事，更展现的是一种民俗文化与精神，影片中涉及到性，“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尽情地“野合”也是新时期民俗电影的一项突破。
其实这种“野合”表达出来的性，将乡土气息表达得淋漓尽致，使影片独具匠心，电影与小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野合”的表达，张艺谋并没有突出“性”，这样就不至于使影片落入俗套，而采用“野合”的表现方法，更加唤醒人们生命自由意识。
女性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九儿与命运抗争，敢爱敢恨。对于两个人的越轨，导演并没有过于精细的刻画，而代之以红高粱这种极具代表性的象征符号来给观众展示一种人性的本能需求，从而不会使观众产生一种认为其肮脏的感觉。
影片中，余占鳌在野合行为开始前，迅速创造出一片圣地，这片踩出来的高粱圣地，也是对人性解放与本性回归的一种象征，更有一种高粱地中、天人合一的韵味。
影片中，导演将传统民俗文化的象征意象与民俗景观相结合，使“性”的表现更加自然。影片用疯长的红高粱，代表我国民俗文化的红色，也呈现出当时人民顽强的生命力与敢于反抗的精神。
影片中的民俗也并不完全是原本的民俗，导演根据影片的表达需要，对其中的民俗意向进行了简单的加工处理，用影视艺术手法对民俗进行了整合，这样既可以使民俗作为一种文化被民众发现，给观众带来较为鲜明的视觉感受，也可以把民俗作为一种观念文化载体，展现其现实性。
剧情：
九儿19岁时，不得不嫁在十八里坡开烧酒作坊的五十多岁的李大头。按乡规，新娘子要被颠轿的方法折腾一番，但不管轿夫怎样折腾，九儿始终不吭声。
九儿到了十八里坡后，与余占鳌发生了感情。不久，李大头死了，众伙计不想再干了，九儿劝住了众伙计，又撑起了烧酒作坊。
土匪秃三炮劫走了九儿，罗汉大叔和伙计们凑钱又将九儿赎了回来。但余占鳌看到九儿头发凌乱，非常生气，跑去找秃三炮，将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直到秃三炮用脑袋保证没有动九儿，余占鳌才罢休。
余占鳌在刚酿好的高粱酒里撒了一泡尿，没想到高粱酒的味道格外好，九儿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九儿的儿子9岁那年，日本鬼子到了青沙口，烧杀抢掠。
九儿搬出被日本鬼子杀害的罗汉大叔当年酿的十八里红给伙计们喝，大家斗志昂扬地去打鬼子。九儿挑着做好的饭菜去犒劳余占鳌他们，却被鬼子军车上的机枪给打死。
愤怒的余占鳌和大伙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尘埃过后，余占鳌拉着儿子的手，挣扎地来到九儿的尸体旁。日食，九儿的儿子放声唱起了童谣：“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