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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夜近80 年的历史。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置身近代洪炉接受考验的历史，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遭到失败时期的历史，而从总相上看又是阻碍西方帝国主义东侵的历史。这是一段很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
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在1980 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的叙论中，我们曾有所论述。在那里，我们称这段历史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我们写道：“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残酷地统治了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较封建社会时代的情况复杂了。社会经济的主要成分，除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继续存在外，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又包括帝国主义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三个部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封建经济则占有显著的优势地位，二者并互相勾结在一起。官僚买办资本是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并跟封建剥削关系紧密相联结。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微弱，没有成为一个能独立的经济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生产发展了，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经济生活却越来越陷入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这些情况，表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化，阶级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外国资产阶级在侵入中国后，成了中国社会生活里面一种统治力量，操纵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他们不仅扶植和支持封建地主阶级，使其变成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且造成了为其侵略需要服务的买办阶级。在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新起的军阀官僚地主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代替了原来的官绅地主占支配地位。军阀官僚地主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且一般都还兼有早期官僚资本家的身份，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他们在地主阶级政权中握有实权，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这也是地主阶级政权买办化的重要表现。农民阶级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下，农民日益贫困破产，出现了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的趋势。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这个时期新产生的两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地位所决定，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方面又存在了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是最伟大、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
对于上述这些看法，我们现在还没有改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研究进入了新时期，史学工作者思想解放，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定论或禁区的一些有关近代史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提出了讨论，一时形成了研究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
关于近代社会性质研究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有的研究者对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提出不同的看法，从而引起争论，并由此形成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人认为，“半殖民地”指的是国家地位，即丧失了独立，而处于附属国的地位；“半封建”指的是社会形态，即发生了资本主义，但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仍然保持着。半殖民地的另一半是半独立，半封建的另一半是半资本主义，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在近代中国，这二者既非同趋，也非同步，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不恰当的。更多的人则坚持认为，不应把“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分割为不相联属的两个范畴，因为二者是同步的、共生的。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成了半殖民地；与此同时，又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使中国变成了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利益，又保护和支持中国封建主义，扼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半封建，又是半封建基础上的半殖民地，两者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共同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特定状态和属性。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完全科学的。
由社会性质的争论，还引出了一场关于“两种趋向”论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从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另一是由于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使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二者“在本质上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因而不能把近代中国说成完全沉沦的过程。对此不同意见有两种：一是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沉沦的过程。另一些人则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视半殖民地沉沦，半封建为上升，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仍不脱简单化。应当说近代中国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二者都是既有沉沦又有进步，相互交错斗争，呈复杂的关系，沉沦不断阻遏进步，但进步最终战胜了沉沦（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 年第1 期；《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 年第6 期。林有能：《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广东史学界的一场争论》，《学术研究》1988 年第6 期）。关于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研究这也是近年来争论较激烈的一个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诸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 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争取独立和要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据此，他们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认作近代中国进步潮流发展的“四个阶梯”，是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另一种意见，则不同意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历史的进步潮流，认为这三者之间在政治上并无必然的继承关系，其性质是不大相同的。考虑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应制约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任务，因而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一派人并不轻视中国近代史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认为只有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还有一种意见，则从民族运动的角度阐述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对上述两派的观点都有所批评，但又认为毛泽东所说的“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 年第1 期；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 年第3 期）。
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近些年来，不少学者重视从近代化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于近代化的概念、进程和特点等问题颇多争议，其中最大的分歧是于近代化的内涵理解不同。一派人认为，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另一派人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近代化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不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不解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近代化就化不起来，而只能是半殖民地的“近代化”。近代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化的应有之义，而且直接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与近代化问题相关，学者们对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的评价，也产生了争论。关于洋务运动的争论，不同的观点大体有三：一部分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统治阶级为挽救自身危机而发起的自救运动，它对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客观上有某种进步作用，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起了阻碍作用。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它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完全的资本主义，因而不能将之视作代表近代中国进步运动与近代化的开端。另一部分学者主张以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和从中国近代化总的进程这个角度来考察洋务运动的历史。他们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间矛盾的产物，又是中国积极回应世界文明潮流的结果。其主要目的在于反对外国的政治和经济侵略，提倡学习西方，推进近代文明。它是一场地主阶级领导的带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因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方向。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主张分阶段评价，认为1880 年以前，洋务运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80 年后，当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变专制为民主以适应它的发展时，洋务运动仍坚持封建专制制度，便因违反历史潮流而失败。
以清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即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这个时代，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从鸦片战争至1919 年五四运动以前，中间包括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本卷论述的是自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80 年的历史，为近代前编。在我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目前尚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有不少著述的下限断于1919 年五四运动，此前为中国近代史，此后为中国现代史。但也有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至1949 年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因为在1949 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本卷采取后一种意见，即以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前后编的划分，而不是近现代的划分。
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也由于清皇朝的腐败，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近代的历史，是灾难深重的屈辱历史，也是英勇抗争和不断探索的历史。独立、民主、富强和统一，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近代中国人，从林则徐禁烟、抗英，太平天国起义，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反帝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护法运动，等等，都是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他们都为此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也都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地位。因而在五四运动后，又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鸦片战争后的晚清社会里，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除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外，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这是鸦片战争以前所没有的。到辛亥革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很缓慢的，很微弱的。据统计，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到1920 年仅为4.9％，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却占95.1％。这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压迫、掠夺的结果。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支持反动派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维护，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上层建筑得以保持下来。帝国主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化，又使中国停留在半封建状态。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阶级结构也发生变化，出现了新的阶级。这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成长，必然要在政治上提出要求。反映这种要求的，一是戊戌变法运动，一是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播，尤其是新知识分子的出现，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与传统历史循环论、纲常名教等相对立的，是进化论、民权、自由、平等等思想的传播。“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以及“史界革命”等相继提出，使文艺、史学出现了新气象。废科举，办学堂，出国留学，教育方面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形成了高潮
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在1980 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的叙论中，我们曾有所论述。在那里，我们称这段历史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我们写道：“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残酷地统治了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较封建社会时代的情况复杂了。社会经济的主要成分，除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继续存在外，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又包括帝国主义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三个部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封建经济则占有显著的优势地位，二者并互相勾结在一起。官僚买办资本是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并跟封建剥削关系紧密相联结。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微弱，没有成为一个能独立的经济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生产发展了，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经济生活却越来越陷入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这些情况，表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化，阶级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外国资产阶级在侵入中国后，成了中国社会生活里面一种统治力量，操纵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他们不仅扶植和支持封建地主阶级，使其变成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且造成了为其侵略需要服务的买办阶级。在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新起的军阀官僚地主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代替了原来的官绅地主占支配地位。军阀官僚地主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且一般都还兼有早期官僚资本家的身份，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他们在地主阶级政权中握有实权，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这也是地主阶级政权买办化的重要表现。农民阶级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下，农民日益贫困破产，出现了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的趋势。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这个时期新产生的两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地位所决定，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方面又存在了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是最伟大、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
对于上述这些看法，我们现在还没有改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研究进入了新时期，史学工作者思想解放，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定论或禁区的一些有关近代史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提出了讨论，一时形成了研究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
关于近代社会性质研究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有的研究者对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提出不同的看法，从而引起争论，并由此形成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人认为，“半殖民地”指的是国家地位，即丧失了独立，而处于附属国的地位；“半封建”指的是社会形态，即发生了资本主义，但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仍然保持着。半殖民地的另一半是半独立，半封建的另一半是半资本主义，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在近代中国，这二者既非同趋，也非同步，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不恰当的。更多的人则坚持认为，不应把“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分割为不相联属的两个范畴，因为二者是同步的、共生的。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成了半殖民地；与此同时，又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使中国变成了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利益，又保护和支持中国封建主义，扼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半封建，又是半封建基础上的半殖民地，两者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共同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特定状态和属性。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完全科学的。
由社会性质的争论，还引出了一场关于“两种趋向”论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从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另一是由于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使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二者“在本质上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因而不能把近代中国说成完全沉沦的过程。对此不同意见有两种：一是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沉沦的过程。另一些人则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视半殖民地沉沦，半封建为上升，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仍不脱简单化。应当说近代中国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二者都是既有沉沦又有进步，相互交错斗争，呈复杂的关系，沉沦不断阻遏进步，但进步最终战胜了沉沦（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 年第1 期；《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 年第6 期。林有能：《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广东史学界的一场争论》，《学术研究》1988 年第6 期）。关于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研究这也是近年来争论较激烈的一个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诸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 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争取独立和要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据此，他们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认作近代中国进步潮流发展的“四个阶梯”，是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另一种意见，则不同意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历史的进步潮流，认为这三者之间在政治上并无必然的继承关系，其性质是不大相同的。考虑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应制约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任务，因而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一派人并不轻视中国近代史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认为只有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还有一种意见，则从民族运动的角度阐述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对上述两派的观点都有所批评，但又认为毛泽东所说的“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 年第1 期；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 年第3 期）。
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近些年来，不少学者重视从近代化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于近代化的概念、进程和特点等问题颇多争议，其中最大的分歧是于近代化的内涵理解不同。一派人认为，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另一派人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近代化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不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不解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近代化就化不起来，而只能是半殖民地的“近代化”。近代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化的应有之义，而且直接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与近代化问题相关，学者们对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的评价，也产生了争论。关于洋务运动的争论，不同的观点大体有三：一部分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统治阶级为挽救自身危机而发起的自救运动，它对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客观上有某种进步作用，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起了阻碍作用。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它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完全的资本主义，因而不能将之视作代表近代中国进步运动与近代化的开端。另一部分学者主张以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和从中国近代化总的进程这个角度来考察洋务运动的历史。他们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间矛盾的产物，又是中国积极回应世界文明潮流的结果。其主要目的在于反对外国的政治和经济侵略，提倡学习西方，推进近代文明。它是一场地主阶级领导的带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因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方向。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主张分阶段评价，认为1880 年以前，洋务运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80 年后，当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变专制为民主以适应它的发展时，洋务运动仍坚持封建专制制度，便因违反历史潮流而失败。
以清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即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这个时代，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从鸦片战争至1919 年五四运动以前，中间包括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本卷论述的是自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80 年的历史，为近代前编。在我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目前尚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有不少著述的下限断于1919 年五四运动，此前为中国近代史，此后为中国现代史。但也有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至1949 年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因为在1949 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本卷采取后一种意见，即以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前后编的划分，而不是近现代的划分。
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也由于清皇朝的腐败，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近代的历史，是灾难深重的屈辱历史，也是英勇抗争和不断探索的历史。独立、民主、富强和统一，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近代中国人，从林则徐禁烟、抗英，太平天国起义，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反帝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护法运动，等等，都是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他们都为此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也都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地位。因而在五四运动后，又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鸦片战争后的晚清社会里，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除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外，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这是鸦片战争以前所没有的。到辛亥革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很缓慢的，很微弱的。据统计，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到1920 年仅为4.9％，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却占95.1％。这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压迫、掠夺的结果。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支持反动派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维护，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上层建筑得以保持下来。帝国主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化，又使中国停留在半封建状态。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阶级结构也发生变化，出现了新的阶级。这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成长，必然要在政治上提出要求。反映这种要求的，一是戊戌变法运动，一是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播，尤其是新知识分子的出现，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与传统历史循环论、纲常名教等相对立的，是进化论、民权、自由、平等等思想的传播。“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以及“史界革命”等相继提出，使文艺、史学出现了新气象。废科举，办学堂，出国留学，教育方面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形成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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