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下了“诏狱”的人，为什么很少生还？
所谓“诏狱”，就是皇帝直接诏令拘禁犯人的监狱。诏狱在中国封建帝王时代很常见，尤其以明朝最盛。据《汉书·文帝纪》记载：“绛侯周勃有罪，逮诣廷尉诏狱。”说明早在汉文帝时期，皇帝就已经开始设置诏狱了。
诏狱发展到明朝，迎来了它的极盛时期，掌控的诏狱的机构，就是臭名昭著、让人闻之色变的锦衣卫。他们不但可以拿着皇帝的诏令，随意拘捕文武大臣或平民百姓，还可以滥用酷刑，让下狱之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甚至可以绕过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屈打成招，捏造罪名，草菅人命。因此，一旦犯人被捕入诏狱，马上就会吓得体如筛糠、魂不附体。
（影视中的锦衣卫）
那么，明朝的诏狱究竟有多恐怖呢？
首先，诏狱里的环境极为恶劣，简直就不是人呆的地方。《明史》中记载：“狱禁森严，水火不入，疫疠之气，充斥囹圄。”整个诏狱阴冷潮湿，臭气熏天，到处都是老鼠、蟑螂和苍蝇。更为恐怖的是，诏狱一般都建在地下，既没有一扇窗户，也没有任何一丝光线，更无法通风换气。整座监狱都散发着恶臭，俨然一座垃圾场。其次，诏狱的刑法种类齐全，名目繁多，让人闻之色变。
《明史·刑法志三》记载，光是明朝诏狱有名的刑法就有拶指、上夹棍、剥皮、断舌、断脊、堕指、刺心、琵琶等十八种。最为关键的是，锦衣卫还在不断地研发更新刑具和刑法，比如弹琵琶、抽肠、梳洗等酷刑。
所谓“弹琵琶”，就是将犯人严实地绑在木桩上，裸露出上半身。行刑人手持刀具，将犯人肋骨上面的肉一层一层割去。当刀具最后拂过裸露的肋骨时，就如同纤纤玉指拨弄琵琶，犯人则发出一阵阵痛不欲生的惨叫。
所谓“梳洗”，顾名思义就是将犯人俯卧在一张木板上，将滚烫的开水从其身上浇过，马上用铁梳子使劲儿刷犯人的肉，其痛楚非一般人能承受。“抽肠”则是将一个钩子伸入犯人体内，勾出一截肠子，然后把它系在动物身上，鞭打动物前进，犯人的肠子瞬间就全被扯了出来。
（杨涟六君子）
再次，一旦进入诏狱，就很难有活着出来的机会。诏狱是皇帝亲自操纵的机构，即便锦衣卫为所欲为，刑部等三司也无可奈何。
《明史》记载：“举朝莫不知其枉，而法司无敢雪其冤。”在明朝的诏狱冤案中，“杨涟六君子”冤死狱中最为有名，这六人分别是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案件源于左副都御史杨涟的一封奏折。他在奏折中痛陈魏忠贤独揽朝政、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妄杀无辜的种种恶行。
于是，魏忠贤一党便罗织罪名，利用汪文言事件，将杨涟等人一一下狱。然后又定下“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的毒计，开始在诏狱中对“六君子”进行严刑拷打。
在《诏狱惨言》中，详细记载了锦衣卫对杨涟等人滥用酷刑的过程，“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夹杠五十。六人一步一忍痛，用尺帛抹额，裳上脓血如染”，次日“受杖诸君子，股肉俱腐”，“杨公大号而无回声，左公声吻吻如小儿啼”等。
一个月以后，杨涟、左光斗、周朝瑞三人最终被酷刑折磨致死。两个月后，其余三人也相继死去。
（杨溥）
那么，有没有人能扛过诏狱大刑，最后侥幸生还的呢？
还真有，比如杨溥。杨溥是建文二年的进士，在永乐初年，被朱棣封为太子洗马，成为皇太子朱高炽的东宫僚属。
永乐12年，朱棣北伐回京时，朱高炽迎驾迟缓。朱高煦随即在朱棣面前奏了他一本，希望借此扳倒朱高炽。朱棣龙颜大怒，下旨将东宫官属全部下狱，杨溥也未能幸免。
不过，杨溥虽在狱中受尽酷刑，随时面临砍头的危险，但他定力深厚，居然每天在受刑之后，还能安心阅读大量的书籍。当这个消息传到朱棣耳中时，朱棣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下令锦衣卫不得为难他，只需好生看守就是。
后来，杨溥在狱中煎熬了十年之久。等到朱棣去世后，他才获释出狱，并最终成为一代名臣。
还有万历年间的吏部官员钱若赓。因选妃时得罪了神宗皇帝朱翊钧，被投进诏狱37年之久。直到他的儿子考取进士后，给熹宗朱由校写了一封声泪俱下的鸣冤奏折，朱由校怜悯他的孝心，最终才释放了钱若赓。
作为溢于国家正式法律体系之外的特殊制度，“诏狱”制度合理发挥作用的前提，并不是建立在某种制度基础上，而是权力掌握者与行使者的意愿，故具有浓厚的人治属性。正因为此，“诏狱”制度自身可能所具有的合理性因素，也会因为秉政者个人的私心而大打折扣乃至于消逝殆尽，甚至蜕变为自逞私欲的工具；一旦君主昏庸、权臣秉政之时，掌权之人多借“诏狱”之名，泄私愤，逞淫威，打击异己，祸害无穷。
从某种情况而言，酷吏及戚宦之祸，是皇帝制度衍生出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人治盛行家天下且又没有有效约束制衡力量存在的帝制时代，当个人手中的权力高度集中、日渐膨胀时，权力的滥用是必然的事。皇帝并非生就精明能干，权力被臣下窃取也是在所难免，而皇权也并非始终正义无私，也可徇私而行。所以，与其指责佞幸所造成的“诏狱”之祸，倒不如切实反思皇帝制度的自身弊病。
扩展资料
作为实体牢狱（即关押、囚禁犯人的场所）的“诏狱”也是存在的。两汉之际，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帝，时任更始政权的盆子兄长刘恭自以为罪恶深重，故“自系诏狱”（《后汉书·刘玄传》）。
显然，“诏狱”也可指关押、囚禁犯人的场所，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清楚此段话语。灵帝时，曾派遣侍御史“行诏狱亭部，理冤枉，原轻系，休囚徒”（《后汉书·孝灵帝纪》），“诏狱”与维护地方治安、鞠系罪犯为主要职责的“亭部”并称，其具有囚禁犯人处所的意义自是不容否认。汉代中央、地方的很多牢狱，多因为临时收押、讯问钦定案犯，性质才发生变化而成为“诏狱”，“魏郡诏狱”、“钜鹿诏狱”等即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