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北宋王安石变法中为什么会受到两股势力的打压?
由于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均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而为了新法的持续推行,王安石等新法派无疑要对反对派大肆打压,结果就此引发新旧党争。
作为反对新法的一员,苏轼在新法派占主导的朝堂上饱受排挤,自觉无法在朝堂立足的他,无奈申请调往地方,并于熙宁四年(1071年)外放杭州通判,后相继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按照惯例,官员在调任之后,不论升降都要上谢表,于是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在调任湖州知州后,便给宋神宗上了一道《湖州谢表》,然而却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封普通的文书,竟给自己惹来大祸。
平日里讽刺一番倒也罢了,苏轼的这封《湖州谢表》同样堪称牢骚满腹,例如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本来只是发些小牢骚,结果却被朝中的新党加以利用,说其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乃是公然讽刺朝廷,是对皇帝的不忠,于是一顶大帽子便被扣在了苏轼头上。
后来,在朝中大臣和王安石本人的求情下,苏轼这才得以免死,但却被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且无权签署公文。而驸马王诜则因与苏轼交往过密被削除一切官职,王巩则被发配西南,苏辙也被牵连,被贬为筠州酒监。张平方、司马光、范镇等人则各被罚红铜二十斤或三十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