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玄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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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起源而言，《黄帝内经》大约是没资格坐中医头把交椅的，其作者一直无法验明正身，其内容也多经后世窜入与篡改，经典之说多少值得商榷。相反，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不但时间精确（公元前168年），而且文本经泥土千年封存，如地下档案般容不得后人作伪，实在是应该出任中医群经之首的。
《帛书五十二病方》
然而，除了医学考古与医史专业的研究者们真正重视外，中医界反倒不太在意这部能彻底改写中医文化及历史的秘籍。
《五十二病方》不谈阴阳之类，没有五行之说，而是老老实实地记载了308例病方，299种药物；治疗以手术为主，而不是汤药，其中一些医案至今看来都称得上“高科技”，比如方中相当多的痔疮割治。
《牝痔》第七方所记为女性内痔割治，手术方法是：取狗膀胱，扎住其中两个管道，以细竹管插入另个一管道，塞入肛门之中，吹气使膀胱膨胀，然后再慢慢将膀胱往外牵引，待肛门向外翻转露出痔核时，再用刀切除。这套技术，据医界的说法，与现代西医外科“气囊充气式”割治痔疮术基本相同。
当然，《五十二病方》的价值，并非仅在印证中西偕同的原理，而是，它改变了我们对于中医的整体认知，一些历史上流传而被当做神话处置的史料就此得以进入严谨的医学史。比如华佗神话。
明人绘制的华佗像
《三国志》记载华佗医术：
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瘥（病愈），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
华佗医术中这些“刳割”“破取”“断肠湔洗”“缝腹膏摩”之类，在以阴阳调和为理、汤药主治为术的后世中医与文人看来，多少有些无法理解也不敢正视。因此，一些历史记载如“帝（司马师）目有瘤疾，使医割之”（《世宗景帝纪》）之类的眼科手术，就被史家沈约等怀疑；《汉书·王莽传》中王莽命令太医、尚方与巧屠将政敌抓捕，做“活体解剖”，说是为了治病，“量度五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始终”之类，自然被认为是不经之谈。尽管解剖一词最早记录于《灵枢·经水》，但传统中医总是讳言此类“血腥”之事。
到了科学化时代，华佗、扁鹊等医术引发质疑，也就顺理成章了。陈寅恪老先生就颇为怀疑华佗故事是比附印度佛教的，见其名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卫聚贤则认为扁鹊来自印度，后来的医学史家如廖育群则略微严谨些，认为华佗故事多少起源于后人的心理需求的建构等等，华佗技术于是真的被当成神话了。
那些遗失在方外的外科技术
不过，问题也还是存在的，华佗医术如果真能代表当时医疗水准，而非个案或神话，按理它不会随着华佗被杀而失传。要重建中医的新谱系，需要医学史拿出系统的史料。
好在《五十二病方》并非个案，2001年在山东大汶口遗址发现有一例开颅手术证据，如此，可以证明早在五千年之前，就已经实施这类高难度手术了。医学考古界发现的这类开颅术至少已经有了三十多起，这些算是地下的发现。
文献中的记载其实也并不算少。南北朝的《刘涓子鬼遗方》也是一部外科专著，一些史家认为它是刘宋武帝（420-422年）的随军外科医生龚庆宣的著作。魏晋南北朝之后，外科有传承发展，如兔唇修补术，《唐诗纪事》“方干”条中记载，替方干修补兔唇的医生曾治愈过十人（兔唇修补术的记载延续至17世纪）。一些医学史家如李经纬等为此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以外科为主流，原因可能与打猎和战争密切相关，需要面对经常性与大面积的创伤和化脓性感染。我国最早的医事制度和分科中设置了金疡和折疡应该也是反映这种社会需求的，如《周礼》中记载的“疡医”负责治疗疮疡、肿疡、刀枪和骨折之类。
《帛书五十二病方》
然而，除了医学考古与医史专业的研究者们真正重视外，中医界反倒不太在意这部能彻底改写中医文化及历史的秘籍。
《五十二病方》不谈阴阳之类，没有五行之说，而是老老实实地记载了308例病方，299种药物；治疗以手术为主，而不是汤药，其中一些医案至今看来都称得上“高科技”，比如方中相当多的痔疮割治。
《牝痔》第七方所记为女性内痔割治，手术方法是：取狗膀胱，扎住其中两个管道，以细竹管插入另个一管道，塞入肛门之中，吹气使膀胱膨胀，然后再慢慢将膀胱往外牵引，待肛门向外翻转露出痔核时，再用刀切除。这套技术，据医界的说法，与现代西医外科“气囊充气式”割治痔疮术基本相同。
当然，《五十二病方》的价值，并非仅在印证中西偕同的原理，而是，它改变了我们对于中医的整体认知，一些历史上流传而被当做神话处置的史料就此得以进入严谨的医学史。比如华佗神话。
明人绘制的华佗像
《三国志》记载华佗医术：
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瘥（病愈），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
华佗医术中这些“刳割”“破取”“断肠湔洗”“缝腹膏摩”之类，在以阴阳调和为理、汤药主治为术的后世中医与文人看来，多少有些无法理解也不敢正视。因此，一些历史记载如“帝（司马师）目有瘤疾，使医割之”（《世宗景帝纪》）之类的眼科手术，就被史家沈约等怀疑；《汉书·王莽传》中王莽命令太医、尚方与巧屠将政敌抓捕，做“活体解剖”，说是为了治病，“量度五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始终”之类，自然被认为是不经之谈。尽管解剖一词最早记录于《灵枢·经水》，但传统中医总是讳言此类“血腥”之事。
到了科学化时代，华佗、扁鹊等医术引发质疑，也就顺理成章了。陈寅恪老先生就颇为怀疑华佗故事是比附印度佛教的，见其名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卫聚贤则认为扁鹊来自印度，后来的医学史家如廖育群则略微严谨些，认为华佗故事多少起源于后人的心理需求的建构等等，华佗技术于是真的被当成神话了。
那些遗失在方外的外科技术
不过，问题也还是存在的，华佗医术如果真能代表当时医疗水准，而非个案或神话，按理它不会随着华佗被杀而失传。要重建中医的新谱系，需要医学史拿出系统的史料。
好在《五十二病方》并非个案，2001年在山东大汶口遗址发现有一例开颅手术证据，如此，可以证明早在五千年之前，就已经实施这类高难度手术了。医学考古界发现的这类开颅术至少已经有了三十多起，这些算是地下的发现。
文献中的记载其实也并不算少。南北朝的《刘涓子鬼遗方》也是一部外科专著，一些史家认为它是刘宋武帝（420-422年）的随军外科医生龚庆宣的著作。魏晋南北朝之后，外科有传承发展，如兔唇修补术，《唐诗纪事》“方干”条中记载，替方干修补兔唇的医生曾治愈过十人（兔唇修补术的记载延续至17世纪）。一些医学史家如李经纬等为此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以外科为主流，原因可能与打猎和战争密切相关，需要面对经常性与大面积的创伤和化脓性感染。我国最早的医事制度和分科中设置了金疡和折疡应该也是反映这种社会需求的，如《周礼》中记载的“疡医”负责治疗疮疡、肿疡、刀枪和骨折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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