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孙志刚案”的报道原文是什么
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3月17日：在广州街头被带至黄村街派出所
3月18日：被派出所送往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
3月18日：被收容站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
2003年3月17日晚10点，他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在其后的3天中，他经历了此前不曾去过的3个地方：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
这3天，在这3个地方，孙志刚究竟遭遇了什么，他现在已经不能告诉我们了。3月20日，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广州市脑科医院的江村住院部）。
他的尸体现在尚未火化，仍然保存在殡仪馆内。孙志刚死了先被带至派出所，后被送往收容站，再被送往收容人员救治站，之后不治
孙志刚来广州才20多天。2001年，他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之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20多天前，他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
因为刚来广州，孙志刚还没办理暂住证，当晚他出门时，也没随身携带身份证。
当晚11点左右，与他同住的成先生（化名）接到了一个手机打来的电话，孙志刚在电话中说，他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
在一份《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中，孙志刚是这样填写的：“我在东圃黄村街上逛街，被治安人员盘问后发现没有办理暂住证，后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
孙志刚在电话中让成先生“带着身份证和钱”去保释他，于是，成先生和另一个同事立刻赶往黄村街派出所，到达时已接近晚12点。
出于某种现在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成先生被警方告知“孙志刚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在那里，成先生亲眼看到许多人被陆续保了出来，但他先后找了两名警察希望保人，但那两名警察在看到正在被讯问的孙志刚后，都说“这个人不行”，但并没解释原因。
成先生说，其中一个警察还让他去看有关条例，说他们有权力收容谁。
成先生很纳闷，于是打电话给广州本地的朋友，他的朋友告诉他，之所以警方不愿保释，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孙志刚“犯了事”，二是“顶了嘴”。
成先生回忆说，他后来在派出所的一个办公窗口看到了孙志刚，于是偷偷跟过去问他“怎么被抓的，有没有不合作”，孙回答说“没干什么，才出来就被抓了”。成先生说，“他（孙志刚）承认跟警察顶过嘴，但他认为自己说的话不是很严重”。
警察随后让孙志刚写材料，成先生和孙志刚从此再没见过面。
第二天，孙的另一个朋友接到孙从收容站里打出的电话，据他回忆，孙在电话中“有些结巴，说话速度很快，感觉他非常恐惧”。于是，他通知孙志刚所在公司的老板去收容站保人。之后，孙的一个同事去了一次，但被告知保人手续不全，在开好各种证明以后，公司老板亲自赶到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但收容站那时要下班了，要保人得等到第二天。
3月19日，孙志刚的朋友打电话询问收容站，这才知道孙志刚已经被送到医院（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去了。在护理记录上，医院接收的时间是18日晚11点30分。
成先生说，当时他们想去医院见孙志刚，又被医生告知不能见，而且必须是孙志刚亲属才能前来保人。
20日中午，当孙的朋友再次打电话询问时，得到的回答让他们至今难以相信：孙志刚死了，死因是心脏病。
护理记录表明，入院时，孙志刚“失眠、心慌、尿频、恶心呕吐，意识清醒，表现安静”，之后住院的时间，孙志刚几乎一直“睡眠”：直到3月20日早上10点，护士查房时发现孙志刚“病情迅速变化，面色苍白、不语不动，呼吸微弱，血压已经测不到”。医生在10点15分采取注射肾上腺素等治疗手段，10分钟后，宣布停止一切治疗。孙志刚走完了他27年的人生路。
医院让孙志刚的朋友去殡仪馆等着。孙的朋友赶到殡仪馆后又过了两个小时，尸体运到。
护理记录上，孙的死亡时间是2003年3月20日10点25分。
尸检结果表明：孙志刚死前几天内曾遭毒打并最终导致死亡
医院在护理记录中认为，孙是猝死，死因是脑血管意外，心脏病突发。
在向法医提出尸检委托时，院方的说法仍是“猝死、脑血管意外”。据3月18日的值班医生介绍，孙志刚入院时曾说自己有心脏病史，据此推断孙志刚死于心脏病。但是，这个说法遭到了孙志刚家属和同学的反驳，孙志刚父亲表示，从来不知道儿子有心脏病。
同样，法医尸检的结果也推翻了院方的诊断。在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4月18日出具的检验鉴定书中，明确指出：“综合分析，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虽然孙的身体表面上看不出致命伤痕，但是在切开腰背部以后，法医发现，孙志刚的皮下组织出现了厚达3·5厘米的出血，其范围更是大到60×50厘米。孙志刚生前是一个身高一米七四、肩宽背阔的小伙子，这么大的出血范围，意味着他整个背部差不多全都是出血区了。
“翻开肌肉，到处都是一砣一砣的血块”4月3日，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解剖孙志刚尸体，孙志刚的两个叔叔孙兵武和孙海松在现场目睹了解剖过程。“惨不忍睹！”孙兵武说，“尸体上没穿衣服，所以伤很明显。”
孙兵武说，他看到孙志刚双肩各有两个直径约1·5厘米的圆形黑印，每个膝盖上，也有五六个这样的黑印，这些黑印就像是“滴到白墙上的黑油漆那样明显”。孙兵武说，他当时听到一名参加尸体解剖的人说“这肯定是火烫的”。
孙兵武说，他看到在孙志刚的左肋部，有一团拳头大小的红肿，背部的伤甚至把负责尸检的医生“吓了一跳”，“从肩到臀部，全是暗红色，还有很多条长条状伤痕。”医生从背部切下第一刀，随着手术刀划动，一条黑线显现出来，切下第二刀的时候，显现出一砣砣的黑血块。
法医的检查还证明，死者的其他内脏器官没有出现问题，“未见致死性病理改变”。
法医的尸检结果表明：孙志刚死亡的原因，就是背部大面积的内伤。
鉴定书上的“分析说明”还指出，孙的身体表面有多处挫擦伤，背部可以明显看到条形皮下出血，除了腰背部的大面积出血以外，肋间肌肉也可以看到大面积出血。
“从软组织大面积损伤到死亡，这个过程一般发生在72小时内。”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名外科医生介绍：“软组织损伤导致细胞坏死出血，由于出血发生在体内，所以眼睛看不见，情况严重会导致广泛性血管内融血，这一症状也被称作DIC。DIC是治疗的转折点，一旦发生，患者一般会迅速死亡，极难救治。所以类似的治疗，早期都以止血、抗休克为主，目的是阻止病情进入DIC阶段，没有发生DIC，患者生还希望极大。”
3月18日晚上11点30分，孙志刚被收容站工作人员送到医院（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当天值班医生在体检病历“外科情况”一栏里的记录只有一个字：“无”，“精神检查”一栏里的记录是“未见明显异常，情感适切”，初步印象判断孙志刚患有焦虑症或心脏病。
对于孙志刚背部大面积暗红色肿胀，双肩和双膝上可疑的黑点以及肋部明显的红肿，病历上没有任何记录。在采访中，当晚的值班医生承认，由于当晚天黑，没有发现孙志刚的外伤，第二天，“由于患者穿着衣服，也没有主动说有外伤”，还是没有发现孙志刚严重的外伤。（护理记录中）所谓的睡眠很可能其实是休克”，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由于内脏出血，血压下降，患者会出现创伤性休克，这是发生DIC症状的前兆之一，应该立即采取抢救措施。”
但是护理记录上，还只是注明“（患者）本班睡眠”。
按法医的说法，孙志刚体内的大出血，是被钝物打击的结果，而且不止一次。“一次打击解释不了这么大面积的出血”，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医在看完尸检结果以后说。
从尸检结果看，孙志刚死前几天内被人殴打并最终导致死亡已是不争的事实。
更值得注意的是，孙身体表面的伤痕并不多，而皮下组织却有大面积软组织创伤，法医告诉记者，一般情况，在冬季穿着很厚的衣服的情况下，如果被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3月17日至3月20日的有关气象资料表明，广州市温度在16℃—28℃之间，这样的天气，孙当然不可能“穿得像冬天一样”。
那3天，孙志刚在黄村街派出所、收容站和医院度过的最后生涯，看来远不像各种表格和记录中写得那么平静。
孙志刚该被收容吗？
有工作单位，有正常居所，有身份证，只缺一张暂住证
接到死者家属提供的材料以后，记者走访了孙志刚临死前3天呆过的那3个地方。
黄村街派出所拒绝接受采访，称必须要有分局秘书科的批准。记者赶到天河分局，在分局门外与秘书科的同志通了电话，秘书科表示，必须要有市公安局宣传处新闻科的批准。记者随后与新闻科的同志取得了联系，被告知必须先传真采访提纲。记者随后传了采访提纲给对方，但截至发稿时为止，尚没有得到答复。
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的一位副站长同样表示，没有上级机关的批准，他无法接受采访。记者随后来到广州市民政局事务处，该处处长谢志棠接待了记者。
谢志棠说，他知道孙志刚死亡一事。“收容站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务人员，打人是会被开除的，而且收容站有监控录像”，谢志棠说，孙为什么被打他不清楚，但绝对不会是在收容站里被打的。在发现孙志刚不适以后，他们就立刻把孙送进了医院。
“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的把握可以保证，收容站里是不会打人的”，谢志棠说。谢志棠还说，孙被送到收容站的时间并不长。
与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一样，收治孙志刚的广州市脑科医院的医教科负责人也表示，孙的外伤绝对不是在住院期间发生的。这名负责人介绍，医院内安装有录像监控装置，有专人负责监控，一旦发现打架斗殴，会立即制止。记者要求查看录像记录，该负责人表示，将等待公安部门调查，在调查结果没出来前，他们不会提供录像资料给记者。
记者在翻阅有关管理条例并征询专业人员以后，才发现，孙志刚似乎并不属于应该被收容的对象。
在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2年2月23日通过并已于同年4月1日实施的《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中，明确规定，“在本省城市中流浪乞讨、生活无着人员的收容遣送管理工作适用本规定”。
黄村街派出所的一位侦查员在填写审查人意见时写道：“根据《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第九条第6款的规定，建议收容遣送。”
这一款是这样规定的：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应当予以收容：
……（六）无合法证件且无正常居所、无正当生活来源而流落街头的；
《规定》中还明确规定：“有合法证件、正常居所、正当生活来源，但未随身携带证件的，经本人说明情况并查证属实，收容部门不得收容”。
孙志刚之死带来的社会反省
孙志刚之死经媒体曝光后，成为“非典”之外人们最为关注的事件，它具有强烈的暗示作用：自然界病毒的蔓延使我们恐怖，但社会病毒的侵害则不仅使我们恐怖，而且使我们愤怒，因为后者是一种有选择的，甚至是恶意地侵害。
长期以来，有一种习焉不察的观念的倒置：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存在，不是以身份证、暂住证为前提的，恰恰相反，由于我们的存在，才有了整个权力制度存在的理由。一个人存在的理由，不需要论证，更不需要证明。而目前的这种观念倒置却使警察的路面盘查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一些警察随意走近一个在街上正常行走的公民，在没有任何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让他出示证件以证明自己的存在。此时此刻，一个生命存在的理由及其合法性，完全有赖于一张小小的卡片。如果恰巧没有这张卡片，那么，一个人的自由乃至生命，就可能要由一张卡片以及那个想看我们卡片的人来决定了。
更为不幸的是，原本属于暂时性的、有时是必要的对自由的限制，如果没有中立的机构来审查这种限制的必要性与合法性，来审查孙志刚这类的公民是否“三无”人员，那么，对自由的适当限制就很有可能异化为对生命的威胁与剥夺———这种可能在孙志刚身上转化为现实。从孙志刚案目前的调查结果看，那些胆敢殴打孙志刚的人固然可恨，同是被收容的人员，同处监管之下，他们竟然恶毒以向；但如果没有监管者的纵容唆使，显然不会出现这样长时间的、肆无忌惮的虐杀。这令我们不得不再次追问：谁来监管那些监管着别人的人？！
近几年来，社会舆论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诟病时常见诸报端，法律界给这一制度开出的药方也可谓切中弊害——要么取消，要么将其纳入司法轨道，让法院来进行司法审查，但这一切呼吁和努力尚没有动摇这一制度。深层的原因在于，收容遣送制度赋予了这一制度的执行者巨大的自由处置权，而且这种处置权很多时候是有效的。巨大而有效的权力给其拥有者带来管理上的便利，使之不愿放弃并乐于经常运用它。
必须承认，能带来管理便利的制度并不当然地有害于社会，运用得当，它同样带给社会便利以至福利。但问题就在于，如何确保它运用得当？如果我们承认人是会犯错误的，就要承认不可能确保权力永远运用得当，这是人力所不及的事情，那么，在运用不当的时候，过大的权力带给社会的就是过大的损害。因此，对收容遣送制度及其蕴含的权力，就有必要及时限制、监督直至尽快将其纳入法治轨道。
孙志刚事件在让我们痛惜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希望：党和各级政府不但有决心抗击“非典”这种自然界的病毒，并且有魄力铲除社会肌体上的痈疽。“彻底调查，严惩凶手”的办案决心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愿，而人民进一步的意愿，可以推想，是类似孙志刚的悲剧不再发生。这牵涉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利益就在于，“把以人本和自由为核心的价值法则转换为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进而在全社会营造一种价值共识：人的价值是最宝贵的，生命为大。我们的一切，包括制度、措施等，都应该是为了人。正是一个一个的人，汇聚起来才构成我们政治话语中的“人民”，而人民正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以及执政的出发点和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