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官员制度?
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推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分封的诸侯们所遵循的是等级制度和世袭制度。
就是周天子把土地和权力分封给亲族家臣，这些亲族家臣到分封之地就任，掌管这里的人民和财富，并以军队的力量来控制地区的格局稳定。
便成为一国之诸侯。而诸侯又把土地和权力分封给亲族和功臣，这些人又成为卿大夫。
卿大夫们再把土地和权力分封给门客或功臣，这即形成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网络架构，维系着周王国的政治。
到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列国因推行变法而导致传统的旧贵族们逐渐没落，持续了数百年的世卿、世禄制度土崩瓦解。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相继从世卿世禄制过渡到官僚制，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人身依附和雇佣关系的基础上的，君主运用礼法、刑德、赏罚、爵禄和诛杀来控制群臣。
群臣在名分上虽然还是按等级划分，还是拥有不同特权的大小贵族，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以贵族身份来行使权力，而是以君主臣仆的资格来进行治理，因此，必须对职官管理制度进行某些变革。
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世卿世禄制的封君和赐爵制。例如，晋文公重耳，“赏从之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
赵简子赵秧也曾以“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奖励将士，激发各阶层人士奋发立功。
战国时，仅食租税的封君制得以确立，据统计，战国时的封君有101人，其中秦22人，齐4人，楚18人，赵26人，魏19人，韩7人，燕5人。
从上述封君得封的原因来看，主要是“臣之能谋励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
当时的封君虽然以功勋为主，但“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这说明以宗亲姻亲关系而跻入封君之列的亦不在少数，两者是并存的。
扩展资料：
西周的六卿首领，春秋时称为“正卿”或“冢宰”，也有称为“相”。正卿尚有一、二副贰，称为“介卿”。
东周王朝的执政正卿，开始是郑伯，至隐公八年（前715年）后，是郑伯和虢公，郑伯为主卿士，虢公为右卿士。
至桓公五年（前707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王以诸侯伐郑，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周公黑肩将左军。
从《左传》行文看，大概右卿士的地位高于左卿士（中原各国尚右，南方楚国尚左）。从此以后，虢、周二公并掌周政。
到了僖公五年（前655年），虢国灭，虢公丑奔京师，自此，虢公也失政。下一阶段周室的执政者就是周公。
以后周公又与王子虎、王叔桓公等同执周政。至春秋后期，周政权才落在单、刘二氏手中。这两人也是王期的右、左卿士。
地方制度：
春秋时期中原侯国的地方政权组织，基本上是国野制。所谓“国”，就是指国都附近区，“野”就是指农村，把郊区和农村的居民按什伍制组织起来，各级设官管理。
据《国语·齐语》载，春秋初年，管仲在齐国推行“参国伍鄙”制，在国中以五家为轨，设轨长，十轨为里，设里有司，四里为连，设连长，十连为乡，设乡良人，爵为大夫。国中有二十一乡。
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是国中的四级官制。在野鄙中以三十家为邑，设邑有司，十邑为卒，设卒帅，十卒为乡，设乡帅，三乡为县，设县帅，十县为属，设属大夫和属正长各一人。
全国分为五属。邑有司，卒帅，乡帅，县帅，属大夫，属正长是野五级官制。国野制在西周时期就已推行过。
春秋以后，各侯国又相继设县；至春秋末，晋国在县下又增设郡。春秋时郡比县小，这与战国以后的郡统县的地方制不同。
在春秋中、晚期，许多县成为国。的地方政权组织。例如晋灭祁氏，羊舌氏后，分其田为十县，每县由国君派人治理，称为县大夫。
县大夫下设有县师、司马、司寇（其职掌与中央政权中的司马、司寇相当，只是管辖范围不同）。
县本来设置在一国的边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防守。至春秋中晚期，内地也设县，如晋国就曾在旧都绛（今山西翼城县）设县，称为绛县，由于县的大量设置。
就逐渐取代了国野制，县郡官吏也就成为地方政权的主要官吏了，到战国时期，国野制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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