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

Answer 1

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

3月10日近16时，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召见我。在我答应严守秘密的条件下，他告诉我，元首正打算将奥地利并入德国，因此需要准备对一些部队下达开进命令。他说：“您必须接管您原来的第2装甲师。”但我不同意这种安排。我说，法伊尔将军是一位优秀的将军，已经接替我继任该师师长，现在再让我去接管该师会伤害他的自尊心。贝克回答道：“在这个时候，您无论如何都得指挥摩托化部队。”无可奈何之下，我建议动员第16军军司令部，此外除第2装甲师之外，还要再为其配属一个师。贝克将军还决定，将党卫队的“阿道夫·希特勒”近卫师配属给第16军军司令部。最后他说：“如果真想吞并奥地利的话，也许现在是最佳时机。”

我回到办公室，开始做必要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在考虑完成这次任务所应采取的必要措施。近20时，贝克再次召见我。他命令我务必在21时至22时之间，向第2装甲师和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近卫师发出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并在帕绍附近集中。现在我才知道，所有参加向奥地利开进任务的部队都受博克大将指挥。在我第16军南部的步兵师按计划要渡过因河，其他部队则用在蒂罗尔。

23时至24时，我用电话向第2装甲师下达动员令，而后当面向党卫队的近卫师指挥官泽普·迪特里希下达同样命令。各部队立即向目的地帕绍开进。向近卫师下达动员令并未遇到任何困难，可是在第2装甲师那里却遇到麻烦。因为，军队的所有参谋军官都正在师长领导下进行一次演习旅行，现正在特里尔的摩泽尔地区。全师在接到命令时，第2装甲师的师长并不在位。尽管情况很麻烦，但命令还是很快地下达了，部队也很快开始行动，踏上开进之路。从第2装甲师驻地维尔茨堡到帕绍，平均距离为400公里，从帕绍到维也纳为280公里，从柏林到维也纳则为692公里。

我当时已经料到，这次兼并奥地利的行动不会发生战斗。因为我觉得，此次行动对两国来说都是可喜可贺的事。于是，我突发奇想，将坦克涂成鲜绿色，坦克上插满彩旗，以此向对方表达我们的友善之情。在我离开泽普·迪特里希之前，他对我说，他还要到元首那里去一趟。于是，我请泽普·迪特里希顺便代我向元首请示，希望他能批准我的做法。半小时后，我的建议得到批准。 3月11日约20时，第16军司令部到达帕绍。在这里，我们接到命令，让我们于3月12日8时开始行动。

接近午夜时分，第2装甲师师长法伊尔将军率其部队抵达帕绍。他手头不但没有奥地利地图，而且燃料也已消耗殆尽，无法继续前进。为解决地图问题，我给了他一本游客用的普通旅行指南，至于燃料问题就难以解决了。虽然，我们发现在帕绍有一个陆军燃料库，但那是准备在西线的西壁工事实施防御时使用的，没有动员令谁都别想动用。当时负责管理燃料库的主管并不知晓我们的行动，况且深更半夜也难以找到他。虽然最终找到了他，但这位忠于职守的库管员拒绝向我们提供燃油。最后逼得我们走投无路，只好以武力相要挟，迫使他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由于后勤供应纵队没有实施动员，所以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帕绍市市长帮我们征调了一批载重汽车，迅速组成了一支临时油料运输纵队。此外，我们还请沿路的奥地利加油站为我们提供燃油。尽管法伊尔将军尽了最大努力，但仍未能于8时准时越过边界。直至9时，第2装甲师的首批部队才通过边界线，部队在奥地利国内受到居民的热情欢迎。驻科恩韦斯特海姆的师抽出三个营组成前卫部队，即第5装甲侦察营、驻慕尼黑的第7侦察营和驻基辛的第2摩托步兵营。中午时分，前卫部队迅速通过林茨，向圣珀尔滕挺进。

自行动开始我就同第2装甲师主力一起开进，而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近卫师也从柏林赶到这里，与第2装甲师会合。车上悬挂彩旗和将坦克涂绿的做法，成效非常显著。胸前挂满勋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们，站在路边向我们挥手致意。只要我们的车子一停下来，他们马上就会将鲜花撒在车子上面，往士兵们手里塞各种食物。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不和谐的事情，因为这种合并是双方渴望已久的，只不过多次被人为地阻断了。一家的同胞兄弟姊妹因倒霉的政治已被分割长达数十年之久，现在终于可以团圆了。

我们利用唯一一条通向林茨的公路向前开进。刚过12时，我们便到达林茨拜会了当地的官员，匆忙吃了一点东西。正当我们要离开这里，向圣珀尔滕方向前进时，遇到了党卫队领袖希姆莱和奥地利的两位部长。他们告诉我，元首要在大约15时到达林茨，请我对沿进城的公路到集市广场一带进行封锁。于是，我让前卫留在圣珀尔滕，将主力部署在公路、林茨集市广场，对这里进行封锁。奥地利联邦军近卫军也参加了这次封锁任务。不久，公路和广场上便挤满了六万多人。群情激奋，人声鼎沸，热烈欢迎德国军队的到来。

差不多到黄昏时分，希特勒才来到林茨。我在进城的地方迎接他，目睹了他以凯旋般的姿态进入城市的全部经过，亲耳聆听了他在市政厅阳台上的演讲。此刻所呈现的狂欢场景，是我一生中唯一经历的一次。希特勒讲话之后，便去看望在冲突中负伤的伤员，然后返回他的旅馆。我到旅馆向他报告，我将率部继续向维也纳前进。此时我看到，希特勒也为广场上的热烈场面所深深感动了。近21时，我离开林茨，半夜时分开进圣珀尔滕。我命令我的前卫冒着暴风雪再次踏上征途，我们于3月13日1时到达维也纳。

为了庆祝奥地利的合并，在维也纳举行了一场大型的火炬游行，大街上到处是欢颜悦色的人。当我们作为第一支德国部队到达这里时，群众所表现出的热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歌剧院旁边，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部队前卫在奥地利联邦军军乐团的伴奏下走过歌剧院，接受奥地利国防军维也纳师师长施蒂姆普弗尔将军的检阅。部队通过之后，群众又一次发出欢呼。我被群众抬进我的住所，甚至连我衣服上的纽扣都被人们揪下来当作纪念品。我们全体人员都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招待。

稍事休息之后，我便于3月13日上午去拜访奥地利联邦军总司令，受到总司令的热情接待。3月14日一整天，都在忙于计划15日举行的大型阅兵式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由我负责，这也使我有机会第一次与我的新同事们合作，而且工作得很称心。我们在很短时间内便就各项准备工作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天，这个在已属于德意志的维也纳首次举行的活动非常顺利，令人十分满意。阅兵式以奥地利联邦军为先导，接着便是奥地利联邦军和德国陆军交替行进。居民的热情达到了高潮。

为了进一步巩固我们与奥地利将军们之间的联系，我又在第二天的晚上，邀请了一批刚刚认识的奥地利将军来到布里斯托尔旅馆，参加我在这里举办的一个小型晚餐会。然后，我便启程去了解奥地利联邦军的摩托化部队及其编制情况。在行进途中有两件事使我记忆犹新。第一件事，是到湖边参观了驻在诺伊齐德尔的一个摩托化轻步兵营。第二件是，到莱塔河畔的布鲁克参观那里的联邦军的装甲营。这个装甲营由泰斯中校指挥，他是一位很能干的军官，因一次严重的坦克事故而致残。他的部队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我很快与这里的年轻人和军官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这两支部队的士气都很高，纪律严明，我很希望他们能并入我们德国陆军中来。为了让德国士兵了解奥地利，也让奥地利士兵了解德国，并增强同宗同族的感觉，奥地利联邦军派了一批人到德国进行短期的参观访问。其中有一支部队来到我在维尔茨堡的老军营。我的夫人出面，盛情地接待了他们。

不久，我亲爱的夫人来到维也纳，我们准备在3月25日这一天，庆祝她的生日。从这次合并行动中，我们德国装甲兵也总结出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

总的说来，行军还算顺利。汽车较少出现故障，而坦克的故障却较多。详细的数字我记不起来了，不过也不会超过30%。到3月15日阅兵式，几乎所有坦克都已维修好，可以重新使用。由于路程较长和行进速度过快，出现较高的故障率也在所难免。然而，不了解坦克的外行人，甚至还包括冯·博克大将，都认为这个数字有点太高了。所以，自从这次进军以后，年轻的装甲兵便遭到来自这批人的严厉指摘。他们认为，坦克不具备长途行军的能力。我认为，在评价装甲兵向维也纳开进中的表现时，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

（1）装甲部队对于这一次所担负的任务无法进行任何准备。因为3月初的时候，装甲兵刚刚开始进行连一级的训练。到了冬天，第2装甲师也正在忙于进行参谋军官的理论训练，当接到命令时，这支部队正在演习途中，因此不得不停止在摩泽尔河畔。谁都不会想到会有这么一次师规模的冬季演习。

（2）高层领导对此也同样缺乏准备。此次行动的决心来自希特勒。因此，整个行动酷似一场即兴表演，而这对于刚刚在1935年秋组建的装甲师来说无异于一次冒险。

（3）这场向维也纳即兴式的进军，要求第2装甲师在48小时内推进约700公里，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近卫部队约1000公里。这一要求基本完成。

（4）装甲部队出现的许多弱点，主要是由车辆尤其是坦克的保养维修不足造成的。这一问题早在1937年的秋季演习中已经暴露出来，但消除这一弊端的建议直到1938年都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今后，这一错误决不会再次出现。

（5）这次行动证明，燃料供应是个重要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不久便得到了解决。由于这一次没有使用弹药，所以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无法加以考察，只能通过推理的方法加以评估。但无论如何也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

（6）不管怎么说，装甲师能够担负作战任务的理论，在此次行动中得到验证。尤其是它的行军能力和速度完全超过了人们原来的预期。通过这次行动，不仅部队增强了自信心，领导也获益良多。

（7）此次进军也告诉我们，一个以上的摩托化师在一条公路上开进是完全可行的，并没有困难。有关摩托化军的配置和战斗运用的理论，也证明是正确的。

（8）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经验只局限于装甲师的动员、运动和供给，并未涉及作战。然而，未来的事实将会证明，德国装甲兵在作战方面也会大有作为。

温斯顿·丘吉尔在他极具参考价值和非常著名的回忆录中，对吞并奥地利做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描述。我有必要在这里引述其中一些段落： 凯旋进入维也纳，一直是奥地利二等兵的梦想。3月12日星期六的夜晚，维也纳的民族社会党准备以一场火炬游行来迎接这位胜利的英雄。但没有一个人到来。只有三个来自后勤部队的神经错乱的巴伐利亚人。

他们是乘火车来这里为部队设营的，于是游行的群众便把他们抬起来，沿街游行。事情的缘由很长时间之后才泄露出来。

原来德国的战车摇摇晃晃地开过边界之后，便停在了林茨附近。尽管天气和公路状况都十分良好，但大部分坦克都抛了锚。重型摩托化炮也故障频频。由林茨到维也纳的公路被重型车辆堵得水泄不通。希特勒的宠臣、第4集群司令赖歇瑙将军，应当对这一事故负责。这充分显示出德国军队在其重整军备阶段的不成熟状态。

当希特勒乘坐汽车经过林茨时，看到交通被堵塞成这个样子，不免大发雷霆。后来轻型坦克从混乱的交通中挤出来，于星期天早晨到达维也纳。重型坦克和摩托化炮兵不得不改由火车运输，要不然就无法赶上欢迎仪式。希特勒的车辆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通过维也纳的照片，已有目共睹。但这一神秘荣光时刻的背后，却有着一个不平静的内幕。事实上，元首对他的军事机器存在如此明显的弱点大为震惊。他对他的将军们大加斥责，可将军们却反唇相讥。将军们指出，他没有听信弗里奇的忠告。弗里奇早就警告说，德国现在还无力承担一次重大冲突的风险。军队只不过是外表被伪装得像模像样，官方也一直进行着庆典和阅兵式……很明显，温斯顿·丘吉尔有一点道听途说了。

因为慕尼黑的铁路站长曾告诉我，在军队向奥地利开进的当天，没有任何运送军事人员或物资的特别列车由德国开往维也纳。如果需要运送的话，德国与奥地利的铁路部门必须事先约定。步兵师已在进军的前一天在边境附近的贝希特斯加登、弗赖拉辛和辛巴赫地区下了火车。之后，火车立刻空车返回，去运送下一批部队。进军的第二天，这些部队已在萨尔茨堡下车，第三天才到达维也纳。据我所知，3月12日那一天，并没有火车由巴伐利亚开往维也纳。那“三个神经错乱的巴伐利亚人”除非是从天上飞过去的。

所谓德国战车在林茨停留，那是我下的命令，是为了在那里迎候希特勒，绝不是其他原因，否则我们早就在下午到达维也纳了。天气很坏，下午开始下雨，晚上还来了暴风雪。由林茨通向维也纳的唯一一条公路正在翻修，有数公里的地段被掘开，其他路段也极难通行。但是大多数坦克还是安全到达维也纳。至于说重型炮抛锚，纯属无稽之谈，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重型炮。公路任何时候也没有被堵塞。冯·赖歇瑙将军于1938年2月4日才接管第4集群的指挥权，他只在任五个星期，因此不应当对装备的失灵负责。至于说到他的前任冯·布劳希奇大将，他在职的时间很短，因此也很难说他应当负什么责任。

正如上文所述，我在林茨曾迎候希特勒，并没有发现他有丝毫动怒的神态。相反，我看到他被热烈的场景深深打动的样子，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因为，当他在林茨市政厅阳台上向欢呼的人群演讲时，我就站在他的身边，我能仔细观察到他的表情。当时，眼泪淌下他的面颊，我相信他肯定不是在演戏。当时我们部队只有轻型坦克。如同我们没有重型火炮一样，也不存在什么重型坦克，因此谈不上用火车装载。

没有哪一位将军遭到训斥，至少我对此一无所知。因此，上面提到的所谓将军们的“反唇相讥”也实属子虚乌有，对此我也是一无所知。不管是在林茨，还是在维也纳，在3月的这几天里希特勒对我都非常客气。我受到的唯一一次指责是来自开进部队的总司令冯·博克大将，他认为我在坦克上插旗子有违条令。不过，在我向他说明这是经希特勒允许的之后，他也就没有再对此事进行追究。

还有那些“摇摇晃晃地开过边界”的战车。正是这些战车在1940年略加改进之后，就在很短时间内将西方强国的过时军队打败了。

从温斯顿·丘吉尔的回忆录当中可以看出，他是想证明，大不列颠和法国的政治首脑们完全有能力在1938年的一场战争中取得胜利；不过他们的军事首脑却有充分理由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军队的弱点，却找不到革新之路。德国将军们也渴望和平，但不是因为自己有弱点，或者害怕什么革新，而是他们相信，通过和平的手段也能达到其民族所需要的目标。

第2装甲师留在维也纳地区，而且从那一年的秋天开始获得奥地利的补充。党卫队近卫师和第16军军部于4月返回柏林。1938年秋天，在维尔茨堡宿营区又组建了第4装甲师，由赖因哈特将军指挥。此外，还先后组建了第5装甲师和第4轻型师。 1938年夏，我在和平时期担负的主要工作是视察所属部队，作为一个军长我以全部身心投入其中。这一工作使我有机会了解我的军官和士兵，为在战争中的相互信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这种关系我一直引以为豪。这一年的8月，我终于搬进了分配给我的位于柏林的官舍。在这个月，匈牙利摄政霍尔蒂偕夫人及首相伊姆雷迪来柏林访问。希特勒亲自到车站迎接，然后为来宾举行欢迎仪式、晚宴，并在歌剧院举行招待演出，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

晚宴之后，希特勒来到我的桌旁坐了一会儿，与我谈起了坦克的问题。关于霍尔蒂这次访问的政治成果，希特勒表示失望。大概是他原本说服匈牙利摄政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打算落了空。

遗憾的是，他在席间谈话中就流露出了这种失望情绪，晚宴后的举止更是表露无遗。9月10日—13日，我与夫人一同参加了在纽伦堡举行的党代表大会。

在这个月里，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顶点，可谓一触即发。这种气氛可以从希特勒在纽伦堡国会大厦所做的闭幕讲话中窥见一斑，当时他措辞强硬，毫不客气。对此，人们只能静静地凝神注视着未来形势的发展。

大会闭幕后，我前往格拉芬沃尔的训练基地视察，第1装甲师和党卫队近卫师就驻在那里训练。在之后的几周里，我都在忙于部队的训练和视察。到了月底，我们就开始为进军苏台德区做准备。

鉴于捷克人拒绝做出任何妥协让步，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形势变得一天比一天紧张。然而，没想到的是，《慕尼黑协定》为和平解决开辟了一条途径，吞并苏台德区行动也因此可以兵不血刃地进行了。

在这种形势下，我也不得不为此做出我个人的一点牺牲。10月1日这一天，我只能一个人在格拉芬沃尔庆祝我和夫人的银婚纪念日。同一天，我亲爱的夫人也只身在柏林与我异地同庆。

而此时，我们的两个儿子正在边境守备。这一天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一息尚存的和平。10月2日，我的司令部迁往福格特兰的普劳恩。3日开进苏台德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