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各国的语言有什么区别？

Answer 1

www.cri.cn可以帮助你了解一些，《语言学纲要》，高名凯著,语言的差别无外乎是语法、语音、词汇三方面的

Answer 2

除了能听懂的 其他都听不懂

Answer 3

很多很多的不同....不过楼上那位,您的话系不系太多了....

Answer 4

世界上每一种语言都包含有丰富的习语，而作为习语，既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也有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存在的必然差异。中西民族文化传统的迥异，决定了其习语文化特征的显明区别，其翻译也就需要根据奈达的“等效对等”和“动态对等”原则，进行不同方法的确定和选择。
交往的作用,但交往的目的首先不是要启动下一步的行动,而是要让对方为了“明
白”,也处在言对自己说话的状态。
中医语言与生活世界的直接观照构成中医认识世界特有的方式。但是当西医
的话语混杂其中时,它就会干扰中医自身的认识方式,科学的语言把原本透明的
生活世界盖上一层语言的外套,并用这一外套取代原来的事物,使得中医对生活
世界的直接理解成为不可能。
3)诠释与合理性
在语言认识论上中医话语不追求实证科学的理性知识(reason),而是在一种诠
释意义上追寻合理性(reasonableness)和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Shen[12]认为这
种认识方式是包括儒家、道家和佛教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特点。
很清楚了,中国传统的认识方式虽然在诠释意义上是合理的,但是没有
科学意义上的理性。为了追求科学意义上的理性,人们必须通过技术过
程能够控制实证资料的收集,通过数理结构来阐明理论,然后在交互过
程中建立对应。然而,要追求诠释意义上的合理性,人们必须针对存在
的全部,以及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中追寻它的解释和意义。
诠释性的语言与形式化的技术语言相区别。“前者企图使语言在它自身之下,
在最靠近通过它讲出,却又不依靠它而讲出的东西的地方讲话;后者则企图控制
一切可能的语言,并企图通过可能讲出的东西之规律而悬置在语言之上。”
[17](p.111)这里,诠释性的语言要接近的东西是不可言的生活世界的东西,语
言使它变得可理解但却不取代它。但技术化语言通过只有语言可讲的东西并通过
这种语言去控制一切语言。
在实践上,诠释性语言依赖的是经验知识而不是理论知识。它只有依赖实践者
本身积累的全部人生经验才能理解语言以及语言所指的东西的意思。这种意思不
是另一种语言可阐明的,而是对事物冥会于心的整体把握或称可理解性
(intelligibility)。比如,中医搭脉,三只手指所感受到的,以及由此对身体达成
的理解(understanding)是一种依靠经验来把握的整体领会,这种领会达成的认识
无法论证(justification),也找不到任何外在的证据(proof)。中医语言就为这样一
种认识活动提供牵引的手段。
4)独特性(uniqueness)
中医话语强调个体差异性,也就是说人们在使用中医语言时是在寻求理解和谈
论特定个体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特殊性。西医话语描述的病一旦经科学检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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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具有普遍性,并根据这一普遍性的解释寻找对应的普遍适用的药物。中医却
不然,它的语境对象总是某种独特的对象。也就是说不管辨证还是开方都要考虑
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为此中医就发展出一套变化不定的语言去把握变化不定的
独特性,这就是辨证论治的话语规则,如“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表述方式。
如果用科学方式思考,我们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病用什么样的药。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其精神实质就是针对人体不同质
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理解的法则。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
集的资料、症状、体征,通过分析、综合,判断为某种病证。论治,就是确定相
应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病首先着眼于证,而不是病的异同。所以,中医治病首先
要辨证,它的药方也都是在对每个个体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后才开的,并不
是通过某种对应的程式确定生了什么病,开什么方。这样“辨证论治”的语言为
把握独特性提供了可能性。
三. 对现代中医话语改造的批判分析
那么中医作为一种中国传统话语,在当今西方话语支配下的现代化和全球化
过程中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中国人在开展和谈论中医活动时语言有什
么样的特点呢?传统话语遭遇西方话语后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其背后的话
语权力关系又如何呢?下面我们将用批判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手段对一些反映中
医话语活动的文本展开分析。批判话语分析作为一种话语分析手段,不仅要分析
文本的内在结构、语言风格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语言特征中追寻形成这一文本
的深层社会条件和话语权力关系。当今中医话语是在东西方文化的交往和冲撞中
存在的,其语言已不再仅仅反映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已经夹杂了无数的“他者的
话语”。“他者的话语”在这里不仅是作为一种声音信息出现,更重要的是它在改
变着中医话语的内在结构、文化内涵、活动形态和社会条件。批判话语分析就是
要揭示这样一种话语的特点和内在本质。
下面我们围绕现代中医使用着的文本进行分析。从现代中医话语作为一种活
动开始进而分析这种活动构成要素与表现出来的多种话语。
1)中医话语秩序的变迁
话语秩序(order of discourse)是Fairclough 借用福柯的词汇,指的是由社会
力量规定的一系列话语、语类的网络,它同特定社会领域相联系,并构成其社会
的深层结构[3](p.58)[4](p.24)。话语秩序决定选择和使用语言的可能性,因此也
可以被看作是控制和组织语言变化的一种力量。话语秩序最关键的一个要素是语
类以及语类链。根据巴赫金[2](p.60)的观点,“语类代表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活动
形式,表现为特定的语义内容、风格和特定的成文结构。” “语类不是语言形式”,
而是与特定社会活动相对应的典型情态。语类规范我们的行事方式、思维方式、
知识体系、信仰, 最根本的就是规定了一种生活方式。
下面我们以两个诊断案例为对象,分析它们的语类特色及其背后构建的语类
链或语类网络,即现代中医话语的特点和变迁情态。首先看一个国家级老中医开
的药方,以此来观察传统中医话语活动的基本流程和要素。药方如下:
月经净后胸闷不舒,乳房胀痛,夜间恶梦惊扰,大便如常,舌苔薄黄,
咽喉微红,脉象小弱而弦,此为肝郁气滞,冲任失调,胆经郁热,治当
疏肝清胆,理气通络。
炒柴胡 10克 炒白芍 15克 炒枳壳 10克 炒白术 20克
5
焙丹皮 10克 姜竹茹 10克 炒川连 5克 焦山栀 10克
制香附 10克 川郁金 10克 陈胆星 10克 炙甘草 5克
这个药方包括四个基本语类要素:
描述(四诊)诠释(辨证)确定(论治) 开方(处方)
具体说,第一个要素就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收集的信息,体现在文本上
就是描述:月经净后胸闷不舒,乳房胀痛,夜间恶梦惊扰,大便如常,舌苔薄黄,
咽喉微红,脉象小弱而弦;第二个要素是医生根据这些信息,进行分析、综合,
判断病证,这种判断不是科学逻辑推理,而是一种深层次的领会或诠释,这是西
医所不具有的,它要求一种能整体把握、所指不在场的独特中医词语,如由“此
为”两字带出的句子:肝郁气滞,冲任失调,胆经郁热;第三要素就是辨证之后
的论治,确定治疗方法,表述在“治当”两字之后,即疏肝清胆,理气通络。这
种疗法的语言也是超出科学表述范畴的;第四就是具体治疗的药物及用量,基本
上都是来自自然界的各种草药。能表述这些药物特性并使它们与人体调节联系起
来的语言,如清凉解毒等都是中医语言的命题力量,它构成了人与纯粹自然溶为
一体的可能。这四个要素具体到每个药方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它们却代表了
传统中医看病不可缺少的四个基本环节(语类),由中医语言的灵魂贯穿始终。
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杭州某省立中医院中医现代化过程中的语类变化。中医经
过现代科学改造,产生了一系列能根据西医病理学阐述的专家知识(或称话语),
这种知识使得中医处方与西医病理之间产生某种纯粹的语言联系或混杂。这使得
中医实践可以逐渐离开其传统语言和语境,其中包括运用电脑程序语言产生药方
的诊断流程。根据我们的门诊经历以相关采访,医生首先会向病人询问一些情况,
包括查看病人曾做过的西医检查报告,或要求病人接受检查,确认西医病名后在
电脑中输入病名的首字母组合,这时屏幕上会跳出一个固定药方,医生继续向病
人了解情况,也包括搭脉,然后对处方进行修改。下面是它们的基本语类结构图,
实际操作会围绕这一基本结构有所变异:
询问病人西医检测确立西医病名输入病名电脑生成药方四诊
辨证论治修改固定药方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医话语作为一种话语类型,它在结构上已经发生了变
化。变化的特点是以实证分析为特点的语类介入传统中医话语秩序中,并逐渐成
为主导话语。这种替代过程是对中医话语语类要素的逐步瓦解来进行的。如上面
四诊收集的描述被以西医的病理学话语所代替,或推到后面成为附属的语类要
素。这使医生门诊时不得不用西医的病理学语言思考症状。中医话语中没有一套
能明确相互区别的病名词汇让计算机能识别,而且中医中还有同病异治,异病同
治等概念。它是通过诠释性语言,靠经验知识把握的、反映整体性理解的,用的
是“说不可言说的语言”,如疏肝清胆,理气通络。中医话语语类现代化改造的
过程恰恰是要排挤和沉默这样一些反映中医灵魂和本质的语言。这通过混杂和建
立某种语类链来实现。在某种意义上,医师进入这一话语活动秩序时,就不得不
依赖西医话语。今天这种话语变化虽然带有偶然性,也还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中
医诊断语言,但它却反映了话语变化的趋势。
上面谈到,话语秩序是一张由不同社会活动文本构成的语类网络。这张网络
中的另一种语言活动就是中医研究。它是西化中医话语的制造部门,输出话语供
门诊活动消费。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篇来自中医国际学术会议(杭州)的论文,
由此可以看到西医话语是如何在这一研究型语类中通过混杂、折叠、清理、抛光
等手段制造新的中医语言。该论文是一位教授关于中西医诊断和中医治疗N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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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糖原积累病A型)的一个研究报告。下面这一表格清楚体现了作者是用
西医话语论证中医辨证合理性的。
辨证论治 症状 检测
肝胆湿热 黄疸
肝气郁积 肝脾肿大
进行性四肢活动能力丧失
眼睛垂直运动困难
脾气不足 腹泻
乏力
胃气逆流 呕吐
经遗传和代谢方面的
血液以及基因检查,该患
儿带有P496L基因和一个
多变的基因,它完全阻止
了ASM酶的形成。
这张表把两种语言一一对应并列放置,左边是传统的中医语言,而中间和右
边的基本上是一种西医语言。这种研究的特点是用西医话语加工、处理、抛光中
医语言以达到取代它的目的。此类话语活动能生产出一系列的能让计算机识别的
并替代中医语言的话语。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医教育话语,它通过一种中西医话语
混杂(结合)的课程结构,实现对说话者的改造,不断制造出能说西化了的中医
话语的主体。通常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者更倾向于使用混杂的中医话语。这样从
中医门诊、研究、教育到一系列与此连接的其它各种社会活动如媒体、立法等一
起构成一张作为整体存在的 “语类网络”。每个个人为了使语词能够讲出它们自
己讲的东西,就必须让它们从属于这样一个“第一性的、基础性的和决定性的”
[17](p.89)语类网络整体。这就是为什么Phillips[10](p.79)认为语类是一种具有对
话语控制力量的框架装置(framing device)。它让一些话说出来,而让另一些话
(如中医语言)沉默掉。在上文提到的这些语言活动中,用西医谈论中医,说话
者不一定没有中医的语言,而是没有语类赋予的语境、话语价值取向和话语权力。
理解语类网络如何构成一种“话语秩序”、一种普遍语法的另一个方面是考察交织
在其中的代表一定意识形态的社会话语。那么上述语类网络背后的社会话语意识
是什么呢?下面我们来分析另外两个文本。
2)技术话语通过合理性论证实现对中医话语的殖民化
我们谈到Wittgenstein的语言观时,指出不同语言游戏之间是不能相互论证
的。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不能通过科学论证来开展其社会活动。但是
今天有关中医的表述越来越混杂进一种论证式的语言并逐渐被后者所支配。这种
混杂往往带着文化霸权的特点。下面这一文本来自国内权威中医研究机构的权威
人物:
中医药一直难以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重要原因,就是用现代
医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医的治病机理,而且无法控制中药当中的有效
成分,所以不能完全保证药品的质量和安全。......建立这样一个中
药天然成分库,有助于弄清楚中成药、中草药当中,到底是哪些化
合物在对什么病症起到治疗作用,从而使中医药变得和西医一样清
楚安全。(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
读者不难看出除了作为被改造的语言主体如中医、中药这些词外,文本基本
上是用科学实证话语来说话(事实上中医、中药这个两个词本身也是西化了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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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谈论中医的几乎很少用中医的语言来进行。不过我们主要考察的是两种话
语的支配关系。话语的支配和被支配主要是通过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和话语
混杂(hybridity)来表现的。两种话语的关系表现为各自具有的对话性。
Holquist[8](p.427)根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认为,“一个词语,一种话语,一门语言
或一种文化,当它变得相对化,失去权势并意识到相同的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与之竞争时,它会进行对话。” 相反,“不太对话性的语言表现为绝对性和权威
性”,并通过“假设和暗示”不留下可供不同阐释的空间[4](p.47)。中西医语言的
关系就表现为前者的对话性,弱势和追求对自身的不同解释,而后者则表现为对
其它话语的强烈支配和一种不可挑战性。如在这个文本中“现代化”“国际化”
和就是作为一种不可挑战的话语预设,似乎是中医必须要进入的。而这种现代化
和国际化又以西方的话语为预设,其实际意义是含混不清的。用维特根斯坦的话
说是一种胡话命题(proposition of nonsense),但却在陈述中置于不可挑战和不容
怀疑的暗示中。现代化和国际化不属于科学范畴的话语,但是当中医语言作为一
种非科学话语被拒绝的时候,另外一种包含权势的同样是非科学的语言却置于绝
对命题之中。这样我们可以认为技术话语通过合理性论证实现对中医话语的殖民
化,而对这种合理性语言的需要又是置于某种文化霸权的社会条件下。中医不
是它的疗效也不是它的安全性有问题,换句话说,不是这种语言构成的生活方式
的真理性不被西方接受,恰恰相反西方人今天对中医的强烈兴趣正是由于他们从
肢体上直接感受到的疗效和安全性,主流医学所以不接受,是因为它的语言不是
一种能够用来论证、经过“中性化处理的”,与自然界保持距离的,并能在公共
场合高谈阔论的科学语言。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获得者穆拉德教授说:“现在
的关键就是要找到这种语言”。事实上,这种语言早已存在,只是现在还没有能
力在实践中全面取代中医话语。这种语言是从19世纪在西方发展出来的。福柯
[17](p.108) 曾对此有过这样的描述:
他们希望像实施抛光一样对科学语言实施中性化处理,直至使
其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在自身的所有特殊点都被剥除,自身的那些
从属性事实和那些不确切也都被清理掉(就好像它们根本就不属于
这种语言的本质似的)之后,科学语言得以变成一种知识—这种知
识本身是非词语性质的—之精确的映象、精密的副本以及没有雾气
覆盖的镜子。......面对着事物,科学话语将成为它们的‘表图’。......
与自然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便通过自身的驯服而对自然界施加
魔法,并最终获得自然界的忠实画像。
四. 结语
自从西方人用一种不具有反思能力的枪炮力量打破中国文化的完整性以来,
包括中医在内的反映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语言便一直处于西方强势话语的不断
围剿之中。这种围剿不再是借助物质强制(coercive)力量,一种暴力的惩罚,而
是福柯[17](p.345)所指的构成话语自身的暴力(power)。
而语言正是构成今天不同文化间冲突的根本落脚点。这里发生的冲突是包括
说话者主体自己所不曾意识到的。这是一种“他者话语”在自己嘴里的冲突,在
每一个都是具体的、运用中的词语中的冲突。当这种语言以一种普遍语法占据一
个属于不同文化的民族的语言场所,并积累到让说话者对此失去意识和记忆的时
候,“人们只得用他们无法左右的词语表达思想,并让这些思想放置在一些其历
史维向不在他们把握范围之内的词语形式中,自以为他们讲出的言语听命于他
8
们,却不知道他们正在屈从于这一语言的种种要求之中。”[17](p.109)这样从事跨
文化交际研究、语言学研究乃至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就
是“要去搅扰我们言讲的那些词,揭示我们观念中的语法褶皱,驱散那些赋予我们
词语以活力的神话并使所有话语在自我陈述时所携带着的那个沉默的部分再度
变得嘈杂可闻。”[17](p.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