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
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
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
曾经荐陕西布政使胡期恒及景灏可大用,弹劾四川巡抚蔡珽,上即以授景灏,又擢升胡期恒为甘肃巡抚。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布政使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公元1725年(雍正三年)正月,雍正对年羹尧的不满开始公开化。年羹尧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一事,雍正说这是年任用私人、乱结朋党的做法,不予准奏。
年羹尧曾经参劾四川巡抚蔡珽威逼所属知府蒋兴仁致死,蔡珽因此被罢官,经审讯后定为斩监候;而年羹尧的私人王景灏得以出任四川巡抚。这时雍正已经暗下决心要打击年羹尧,蔡珽被押到北京后,雍正不同意刑部把他监禁起来,反而特地召见他。
蔡珽陈述了自己在任时因对抗年羹尧而遭诬陷的情况,又上奏了年羹尧“贪暴”的种种情形。雍正于是传谕说:“蔡珽是年羹尧参奏的,若把他绳之以法,人们一定会认为是朕听了年羹尧的话才杀他的。这样就让年羹尧操持了朝廷威福之柄。”因此,雍正不仅没有给蔡珽治罪,而且升任他作了左都御史,成为对付年羹尧的得力工具。
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耳”。
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接着雍正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
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
年遐龄及年羹尧兄年希尧夺官,免其罪;斩其子年富;诸子年十五以上皆戍极边。年羹尧幕客邹鲁、汪景祺先后皆坐斩,亲属给披甲为奴。公元1726年(雍正四年),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公元1727(雍正五年),雍正帝赦免了年羹尧诸子,交年遐龄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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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功绩
公元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策妄阿拉布坦遣其部将策凌敦多布入侵西藏,杀死拉藏汗。四川提督康泰率兵出黄胜关(今四川省松潘县),军中哗变,引军而还。年羹尧遣参将杨尽信抚谕大军,密奏康泰失兵心,不可用,请求亲赴松潘协理军务。上嘉其实心任事,遣都统法喇率兵赴四川助剿。
公元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年羹尧令护军统领温普进驻里塘(今四川省理塘县),增设打箭炉(今四川康定)至里塘驿站,增设四川驻防兵。上嘉年羹尧治事明敏,巡抚无督兵责,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
公元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年羹尧以敌情叵测,请赴西藏为备。廷议以松潘诸路军事重要,令羹尧毋率兵出边,檄法喇进师。法喇率副将岳钟琪抚定里塘、巴塘。年羹尧遣知府迟维德招降乍丫、察木多、察哇诸番头目。
公元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上命平逆将军延信率兵自青海入西藏,授年羹尧定西将军印,自拉里会师,并咨询年羹尧孰可署总督者。年羹尧言一时不得其人,请以将军印畀、护军统领噶尔弼,而移法喇军驻打箭炉,上用其议。
巴塘、里塘本云南丽江土府属地,既抚定,云贵总督蒋陈锡请仍隶丽江土知府木兴;羹尧言二地为入藏运粮要路,宜属四川,从之。木兴率兵前来收地,至喇皮,击杀番酋巴桑,年羹尧疏劾。上命逮木兴,囚云南省城。
八月,噶尔弼、延信两军先后入西藏,策凌敦多卜败走,西藏平。上谕羹尧护凯旋诸军入边,召法喇还京师。年羹尧不久遣兵抚定里塘属上下牙色、上下雅尼,巴塘属桑阿坝、林卡石诸生番。
公元1721年(康熙六十年),年羹尧进京入觐,康熙御赐弓矢,并升为川陕总督,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这年九月,青海郭罗克(今果洛藏族自治州)地方叛乱,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年羹尧又利用当地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辅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
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抚远大将军、贝子允禵被召回京,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
到了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倍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隆科多是胤禛的亲郎舅,在胤禛继位前已为他效力多年,二人关系甚为亲密。
公元1723年(雍正元年)五月,雍正发出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
这样,年羹尧遂总揽西部一切事务,实际上成为雍正在西陲前线的亲信代理人,权势地位实际上在抚远大将军延信和其他总督之上。雍正还告诫云、贵、川的地方官员要秉命于年羹尧。同年十月,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
青海局势顿时大乱,西陲再起战火。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总督各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布政使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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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1679年—1726年),字亮工,号双峰,中国清朝名将。原籍凤阳府怀远县(今安徽省怀远县),后改隶汉军镶黄旗,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人,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显爵集于一身。他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事,率清军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战功。
公元1724年(雍正二年)入京时,得到雍正帝特殊宠遇。但翌年十二月,风云骤变,他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九十二条,于公元1726年(雍正四年)赐自尽。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年羹尧
第一,擅作威福。他位尊权重而不能自谨,过多地干预朝中政务,攘夺同僚权力,滥用朝廷名器。他对待内外官员狂傲无礼,给各省督抚发送咨文直呼其名,不仅蒙古王公,就是皇帝的女婿阿宝入见,也要行跪拜礼。
第二,结成朋党。他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基干,包括其它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
第三,贪赃受贿。他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巨。客观地讲,由于雍正宠信过分,赞誉过高,征询过多,致使年羹尧权力膨胀。
而年羹尧骄横傲慢,忘乎所以,不守臣节,则渐渐引起了雍正的警觉和不满,终于下决心惩治这个天下“第一负恩人”。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进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雍正或叫他们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或叫他们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为处罚年羹尧做准备。
第三步将年羹尧调离西安老巢。雍正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任所作乱。
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
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残忍罪4条,忌刻罪4条。
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年羹尧青海战功,格外开恩,赐他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咤叱一世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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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对年羹尧的恩宠:
年羹尧在雍正帝胤禛即位前就是为他“多年效力”的“藩邸旧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晋封为雍亲王,并充任镶黄旗旗主。
就在这时,年羹尧的妹妹被选为雍亲王的侧室福晋,年家因此从下五旗之一的镶白旗,升入上三旗之一的镶黄旗。
这样,胤禛与年羹尧即是郎舅,又有从属关系。胤禛在与诸皇子夺取帝位继承权的激烈争斗中,实力人物年羹尧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
雍正初年,年羹尧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被视作社稷重臣。年羹尧虽远在边陲,雍正却让他参与朝政。在政务活动中,雍正常常征求采纳年羹尧的意见。
山西巡抚诺岷提出耗羡归公的建议,雍正对年羹尧说:“此事朕不洞切,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
律例馆修订律列,雍正阅后发给年羹尧看,要他提出修改意见。在用人和吏治方面,雍正给与年羹尧极大的权力。在川陕,“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其升迁降革均由年羹尧一人决定。
对其它地方官员的使用,雍正也常听取年羹尧的建议。京口将军何天培的操守为人,朝中内外论说不一,雍正让年羹尧就其所知“据实奏来,朕以定去留。”
年羹尧密参署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雍正遂将赵革职。江西南赣总兵缺出,朝廷拟用宋可进,年羹尧奏称他不能胜任,请以黄起宪补授,雍正便依从了年羹尧的建言。
在生活上,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对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在京情况,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
赏赐美食珍宝玩物更是常事,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存鲜美,雍正令驿站6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这可与唐朝向杨贵妃进献荔枝相比了。雍正对年羹尧宠信优渥,希望他们“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
参考资料:
1、因为年羹尧权力很大狂妄自大,手握兵权,结党营私,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所以雍正要杀年羹尧 。民间更有年羹尧功高盖主的传言。年羹尧被处死,可谓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他从功臣到罪人,确系“恃功骄纵”所致。对此雍正帝也有责任。
2、为对付年羹尧,雍正帝首先做了两件事:造舆论,打招呼。鉴于自己曾对年羹尧宠信无比,言听计从,已为举国共知,雍正帝要逐步改变人们的印象。二年十一月,年羹尧还在京,雍正帝故意谕责夸大年羹尧权势的种种“浮言”
扩展资料
1、雍正帝自己说出了要杀年羹尧的理由:“ 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大凡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罹杀身之祸。”“年羹尧深负朕恩,擅作威福,开贿赂之门,因种种败露,不得己执法,以为人臣负恩罔上者诫。
2、译文:我不是个出色的皇帝,不能对你们的忠心有所奖赏.但是你们不做好的臣子,就是对不起我对你们的信任与支持,好好想想怎样做一个令后人景仰的人吧。年羹尧辜负了我的恩赐,擅自作威作福,现在受贿的事迹败露,我不得已才执行国法,给后臣一个告诫。
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论年羹尧之死
年羹尧结党营私、贪污腐败,这才是雍正皇帝杀掉年羹尧的重点。
据史料记载,光是贪污这一项,年羹尧收受的银子就有近百万两,这其中包括冒销军费160多万两,加派银56万两;冒销西宁军需47万两;运米4万石至军前,冒销运输费用40多万两;占用康熙六十年起至雍正三年俸工银14.9万余两。如再加上珠宝、玉器,还有房产等等,折算下来也有好几百万两银子了。
在封建时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义是不可违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年羹尧的所做所为引起了雍正的极度不满和某种猜疑。年羹尧本来就职高权重,又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
年羹尧不知进退,恃功自傲。平常行事一贯盛气凌人,到地方,要让总督、巡抚跪道迎送,并且不为还礼;即便在雍正面前,也是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这一切,雍正都是看在了眼里的。
年羹尧的言行都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最终,雍正先是将他连降18级,最后又以92项罪名,赐他自尽。
扩展资料:
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擅作威福
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二、结党营私
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
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
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
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曾经荐陕西布政使胡期恒及景灏可大用,弹劾四川巡抚蔡珽,上即以授景灏,又擢升胡期恒为甘肃巡抚。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布政使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三、贪敛财富
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