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说李鸿章是奸臣?
说他是卖国贼和奸臣的人太多了。。。但我一直弄不明白。。。那西骂李鸿章的人当时如果清政府派你去签定条约和谈判你会怎么做?难道拍案而起大骂英国人或日本人是猪吗。。。。试想一下...
说他是卖国贼和奸臣的人太多了。。。但我一直弄不明白。。。那西骂李鸿章的人当时如果清政府派你去签定条约和谈判你会怎么做?难道拍案而起大骂英国人或日本人是猪吗。。。。试想一下。。。清政府如果派谭嗣同这种热血爱国青年去谈判会发生什么事?八成谭嗣同会和今天的愤青一样大骂侵略者是乌龟王八蛋。。。那么正好又给了别人一个打我们的借口。。。。李鸿章在侵略者面前装孙子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啊。。。要是李鸿章也为了装名族气节拍案而起他到是可以留芳百世但老百姓们可就惨了啊。。。。。。他为了大局为了老百姓的生命不惜自己向敌人低头这也算是一种为了顾全大局而牺牲自我尊严的可贵精神啊。。。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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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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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建设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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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覆败,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成军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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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时候,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八月十六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经过近五小时的鏖战,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各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字。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虽然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
此后,李鸿章率随员先后访问德、荷、法、比、英、美、加诸国,由于系亲身游历,他对西方社会制度产生由衷的赞叹,并在演讲中一再大声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回国后,面临方兴未艾的戊戌变法运动,他慨然以“维新之同志”自许。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慈禧一再下令捕杀康、梁余党,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说:“我决不做刀斧手”。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而东南地区的实力派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即不卷入清廷这次对外宣战,以保东南半壁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对此表示支持。
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二日,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收拾残局,向八国联军求和。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
签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政府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老来失计亲豺虎”,气恼交加,李鸿章呕血不起,于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咸丰十一年(1861年)病故。继室赵小莲,系太湖望族、进士赵昀之女。侧室莫氏,侍妾冬梅。子三:嗣子经方;嫡子经述(赵氏所生)袭一等侯爵;庶子经迈(莫氏所生)。女三:分别适郭恩垕、任德和、张佩纶。
【李鸿章的1894以及终身不履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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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公一直磨到点灯时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目的了,又说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老人家何等可怜!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国相要挟,李氏父子只得无可奈何的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
据说他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也正是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啊,又是在呼呼悠悠地面海上,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同志们,他老人家容易吗?!足可见其对日本仇恨之极。
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公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衷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
【后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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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评李公
一生荣华出曾门,三朝辅政至中堂。
少时有志匡华夏,老来失策亲虎狼。
马关喋血卖国契,糊裱难堵漏风墙。
辛丑叠恨终呕命,至死屈身背骂名。
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李鸿章的身后评价是很复杂的,历史大师高阳先生认为,“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李鸿章确是为帝俄所收买的汉奸!铁证如山。李氏直系亲属如告我诽谤其先人,我愿负完全的法律责任”。具体内容,请参阅高阳先生《同光大老•割城谁献督亢图》。
国之大器,百年不遇
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
李鸿章在国际上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这位贵宾的举动非常令人感动,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李鸿章在美国所受到的接待的规格、礼遇和受欢迎的程度,是后来访过美的中国领导人如邓小平、******等人无一能望其项背的。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只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中国移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力法》进行较大的修改。……中国移民在加州等地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力法》不但不给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喜欢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 G.亚历山大,当时的《伦敦每日新闻》曾有报道:“……他以最强劲的语言声称,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给中国的,中国政府根据条约不得以允许印度鸦片进入大陆。……李总督最后明确宣称:你们也许明白,如果你们停止毒害我的的人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我(约瑟夫)告诉他,英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将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华调查鸦片是否真的像有人指控的那样有害时,他气愤地回答:‘荒谬绝伦!’似乎十分的愤怒和蔑视,缓和了一下语气又说:‘任何人都知道,鸦片是有害的。’当我起身告辞时,他仍很善意地用热情的语言赞扬了英国公民为使中国摆脱鸦片所表现出来的仁慈。”这位秘书结束访谈时还发表了一通感慨:……中国的政治家们反映出了这个国家的国民热爱和平的精神,如果任何制止战争的手段可以找到,他们不可能为了报复而认可战争的持续。(以上资料出自同时代的《纽约时报》)————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
李鸿章也得到同时代优秀人物的认可,比如(在义和团之乱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北京不保,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为免出现这种情况,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中国差点驱逐满清,提前共和。
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此外,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如一次他召集了一群留洋回国的青年官员开座谈会,突然对数学感起了兴趣,逮了一个留洋生问他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从函数到方程式费了好大劲解释了半天,李鸿章仍是一头雾水。留学生急了,崩出一句:“中堂大人你撒尿吗?”李鸿章不知所以,答曰:“撒,当然撒。”留学生接着解释:“那就对了,中堂大人,撒出来的尿就是抛物线啊!”李鸿章恍然大悟,哭笑不得。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对这种方法我们还缺少研究)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 。”而且这种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Tradition)来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但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个人。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
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
【李氏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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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不仅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一位影响了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晚清军政重臣。
李鸿章生于合肥,葬归故里。李鸿章故居位于今合肥淮河路步行街中段。故居面南背北,两扇高大厚实的朱漆大门和门前一对威武的石狮,面对着日夜川流不息的人群。故居自南向北依次为大门、过厅、中厅以及内眷所住的走马楼。古色古香的故居具有明显的江淮官宅特点。
李鸿章故居建于19世纪末。故居当年规模很大,许多人用“李府半条街”来形容李家住宅群的恢弘气势。历经百年的风风雨雨,李府依然保留独有的风貌。改革开放后,合肥市政府对李鸿章故居采取保护措施,在原地修复重建,成为现在大家看到的模样,只是现存规模已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
从步行街进入大门,行数步即到过厅。厅正中是座屏风,上方高悬一块匾额,上书“钧衡笃祜”四个字,钧衡,比喻国家宰相一类重臣;笃是厚的意思;祜是大福。意思是李鸿章官显福厚。这四个字是李鸿章七十大寿时光绪皇帝御笔所赐,以褒奖他对大清帝国的功绩。过厅过去为来客稍候,待佣人通报后再入中厅与主人会面之处,现兼作展厅之用。厅内展示与李鸿章有关的各种图片、资料和实物。展览分“李鸿章的青少年时代、李鸿章与淮军、李鸿章与洋务运动、李鸿章与外交以及毁誉参半的一生”等五个部分。
中厅又称福寿堂,堂高9米,是现存江淮地区最大的晚清私人住宅厅堂。每扇格门上都雕有造型精美、典雅的图案,房梁全是斗榫,不用一枚钉子。大梁两头都雕成象头形,寓意吉祥(象)。正上方的横梁上雕有“佘太君祝寿图”,人物造型栩栩如生。东西两厢是李氏后人的书房,清雅疏阔,青砖漫地。
中厅上方的长几上,摆有一只古钟,左边一面镜子,右边一面屏风,寓意这具家宅“终(钟)生平(屏)静(镜)”。中厅的正中,四根木柱正好构成一个开间,木柱的一左一右,各为一个开间,加上东西两面厢房,形成了明三暗五的格局,颇具江淮地区富宅的建筑特色。东厢房是书房,里面的博古架称为“过桥式”,左右两部分正好可以重合在一起。原理出自中国古代阴阳互补理论。左边摆放的楠木书架,正好可以装下一部《二十四史》。
推开把前院与后宅严密隔开的屏门,即是典雅古朴的小姐楼。楼与前院中间有道墙,墙中间的门,便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了。墙门把小姐楼与外界严密隔开。男子严禁进入二门半步。小姐楼又叫“走马楼”,是李府女眷住的地方。小姐楼后一进的楼上摆放着古老的绣床、雕花的梳妆台、大理石面的圆凳,床、台、凳都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红木家具。屋内一个漂亮的粉彩瓷礅,放在红木梳妆台前,古色古香。
小姐楼造型独特,为一封闭回廊式木楼,楼下正中的一方天井,上承天光,下接地气,符合阴阳调合之风水学。楼上东首第一间据说是李鸿章幼女菊耦(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母)所住,正中则是老夫人所居。原先的老宅有一个比现存面积大得多的后花园,但光阴荏苒,后花园早已湮没,无法恢复,只保留下这座美丽典雅的小姐楼供人观瞻了。
【李氏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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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总布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东单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四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单北大街和朝阳门南小街,长700多米。明代此地设有总捕衙署,称“总铺胡同”,清乾隆时称“总部胡同”,宣统时将胡同一分为二,以朝阳门南小街为界分为东、西总布胡同。
西总布胡同27号,旧时门牌15号,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大门在西总布胡同北侧,后墙在外交部街南侧。此宅原为李鸿章祠堂,名“表忠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李鸿章生前寓所改建而成。由大门、前殿、享堂、配殿等构成的二进四合院;大门、碑亭、前殿、享堂及东西配殿等主要建筑顶部均覆黑琉璃瓦;享堂三楹,为歇山顶斗拱建筑,前有月台三出陛;院墙砖砌,外抹红垩土,顶部覆灰色筒瓦。
1949年9月,李鸿章祠堂被辟为北平市第一人民教育馆分馆,后改为北京市第一人民文化馆分馆、东单区文化馆、东城区文化馆。1978年拆除前院建筑及大门,建成两层的东城区文化办公室的办公楼;现为北京东方文化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办公用房,门牌仍为“西总布胡同27号”。1991年拆除后院享堂、配殿及剩余的院墙,建成四层楼房,东城区档案局和档案馆迁入至今,大门朝北,门牌为“外交部街甲28号”。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清道光时进士,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是著名的洋务派首领,为朝廷所倚重,死后谥“文忠”。有《李文忠公全集》存世。
咸丰三年(1853年),李鸿章在家乡办团练,继而充当曾国藩幕僚。因平息太平天国和捻军有功和倡导洋务运动而官运亨通,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外交、军事、经济大权。
李鸿章位高权重,对外又一贯妥协。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清政府派驻俄公使王之春为贺使,竟招致俄国政府的抗议。俄国驻华公使提出的所谓理由是“加冕为敝国重大礼典,非得贵国位望最高之人,为列国所称许者,不足当贺使之任。王之春非其选,能胜任者当数李中堂”。清政府只好改派李鸿章为贺使。李鸿章到莫斯科后,接受俄国贿赂,签订了出卖中国主权的《中俄密约》。
李鸿章晚年从事外交期间,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与法国订立《中法新约》,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等。其生前签订的最后一个条约是《辛丑条约》,《辛丑条约》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扩大和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表明清政府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辞海》(1979年版)称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奉旨到日本议和时已年逾七旬,又遭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枪击,险些命丧东瀛。《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自然是被抨击的中心。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被“罚俸一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下旨:“李鸿章、敬信均着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李鸿章被罢官。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李鸿章重新起用,任两广总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朝廷急调李鸿章从广东火速来京,“调补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之后,又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结一切事宜”。此时的李鸿章已届耄耋之年,又染有腹疾,在“请赏假”未准的情况下,扶病入京。《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李鸿章便一命归天了。可以说,李鸿章签订了《辛丑条约》,也搭上了自己的一条性命。《清鉴》中说:“鸿章晚年,手办国际交涉事尤多。甲午之战,鸿章独主和,当时物议颇非之。然兵不夙练,不如主和为佳。事后思之,未可蔽罪鸿章一人也。”《清鉴》之论虽非至论,或有为李鸿章开脱之嫌,然犹可为“弱国无外交”之佐证;国弱如斯,固“未可蔽罪鸿章一人”,然李鸿章官居要职,身处庙堂之上,“兵不夙练”,亦难逃其咎。李鸿章死后,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贤良祠,在京师建专祠。
清代,在京师为汉人官吏建专祠唯李鸿章一人。专祠建成后,光绪皇帝赐匾,亲书“功昭翌赞”四字,春秋两季,朝廷派员专门祭祀。
为什么专门为李鸿章建祠堂呢?合乎逻辑的解释应该是朝廷认为李鸿章功勋卓著。不过,《异辞录》中认为,朝廷本来想让李鸿章死后配享太庙,让鹿传霖的一句话给搅黄了。原文如下:定兴鹿文端,拙于言论。内调枢廷,耳已重听,尤不能有所建白;然有时一语隽永,为福不足,为害有余。李文忠薨,闻于西安行在,两宫震悼,诏加优恤,已将侑食太庙,枢臣出拟懿旨。定兴突问曰:“祀于何处?”时议:配享文宗,则咸丰朝文忠方仕,未立功勋;配享穆宗,中兴勋业,不乏其人,未可显分厚薄;配享德宗,其时,上正年富,则懿旨之中不易措词。因而搁置。
关于李鸿章,多有争论,且观点不一,此文暂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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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建设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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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覆败,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成军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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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时候,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八月十六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经过近五小时的鏖战,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各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字。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虽然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
此后,李鸿章率随员先后访问德、荷、法、比、英、美、加诸国,由于系亲身游历,他对西方社会制度产生由衷的赞叹,并在演讲中一再大声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回国后,面临方兴未艾的戊戌变法运动,他慨然以“维新之同志”自许。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慈禧一再下令捕杀康、梁余党,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说:“我决不做刀斧手”。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而东南地区的实力派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即不卷入清廷这次对外宣战,以保东南半壁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对此表示支持。
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二日,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收拾残局,向八国联军求和。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
签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政府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老来失计亲豺虎”,气恼交加,李鸿章呕血不起,于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咸丰十一年(1861年)病故。继室赵小莲,系太湖望族、进士赵昀之女。侧室莫氏,侍妾冬梅。子三:嗣子经方;嫡子经述(赵氏所生)袭一等侯爵;庶子经迈(莫氏所生)。女三:分别适郭恩垕、任德和、张佩纶。
【李鸿章的1894以及终身不履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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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公一直磨到点灯时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目的了,又说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老人家何等可怜!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国相要挟,李氏父子只得无可奈何的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
据说他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也正是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啊,又是在呼呼悠悠地面海上,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同志们,他老人家容易吗?!足可见其对日本仇恨之极。
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公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衷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
【后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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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评李公
一生荣华出曾门,三朝辅政至中堂。
少时有志匡华夏,老来失策亲虎狼。
马关喋血卖国契,糊裱难堵漏风墙。
辛丑叠恨终呕命,至死屈身背骂名。
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李鸿章的身后评价是很复杂的,历史大师高阳先生认为,“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李鸿章确是为帝俄所收买的汉奸!铁证如山。李氏直系亲属如告我诽谤其先人,我愿负完全的法律责任”。具体内容,请参阅高阳先生《同光大老•割城谁献督亢图》。
国之大器,百年不遇
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
李鸿章在国际上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这位贵宾的举动非常令人感动,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李鸿章在美国所受到的接待的规格、礼遇和受欢迎的程度,是后来访过美的中国领导人如邓小平、******等人无一能望其项背的。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只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中国移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力法》进行较大的修改。……中国移民在加州等地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力法》不但不给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喜欢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 G.亚历山大,当时的《伦敦每日新闻》曾有报道:“……他以最强劲的语言声称,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给中国的,中国政府根据条约不得以允许印度鸦片进入大陆。……李总督最后明确宣称:你们也许明白,如果你们停止毒害我的的人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我(约瑟夫)告诉他,英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将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华调查鸦片是否真的像有人指控的那样有害时,他气愤地回答:‘荒谬绝伦!’似乎十分的愤怒和蔑视,缓和了一下语气又说:‘任何人都知道,鸦片是有害的。’当我起身告辞时,他仍很善意地用热情的语言赞扬了英国公民为使中国摆脱鸦片所表现出来的仁慈。”这位秘书结束访谈时还发表了一通感慨:……中国的政治家们反映出了这个国家的国民热爱和平的精神,如果任何制止战争的手段可以找到,他们不可能为了报复而认可战争的持续。(以上资料出自同时代的《纽约时报》)————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
李鸿章也得到同时代优秀人物的认可,比如(在义和团之乱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北京不保,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为免出现这种情况,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中国差点驱逐满清,提前共和。
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此外,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如一次他召集了一群留洋回国的青年官员开座谈会,突然对数学感起了兴趣,逮了一个留洋生问他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从函数到方程式费了好大劲解释了半天,李鸿章仍是一头雾水。留学生急了,崩出一句:“中堂大人你撒尿吗?”李鸿章不知所以,答曰:“撒,当然撒。”留学生接着解释:“那就对了,中堂大人,撒出来的尿就是抛物线啊!”李鸿章恍然大悟,哭笑不得。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对这种方法我们还缺少研究)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 。”而且这种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Tradition)来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但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个人。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
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
【李氏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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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不仅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一位影响了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晚清军政重臣。
李鸿章生于合肥,葬归故里。李鸿章故居位于今合肥淮河路步行街中段。故居面南背北,两扇高大厚实的朱漆大门和门前一对威武的石狮,面对着日夜川流不息的人群。故居自南向北依次为大门、过厅、中厅以及内眷所住的走马楼。古色古香的故居具有明显的江淮官宅特点。
李鸿章故居建于19世纪末。故居当年规模很大,许多人用“李府半条街”来形容李家住宅群的恢弘气势。历经百年的风风雨雨,李府依然保留独有的风貌。改革开放后,合肥市政府对李鸿章故居采取保护措施,在原地修复重建,成为现在大家看到的模样,只是现存规模已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
从步行街进入大门,行数步即到过厅。厅正中是座屏风,上方高悬一块匾额,上书“钧衡笃祜”四个字,钧衡,比喻国家宰相一类重臣;笃是厚的意思;祜是大福。意思是李鸿章官显福厚。这四个字是李鸿章七十大寿时光绪皇帝御笔所赐,以褒奖他对大清帝国的功绩。过厅过去为来客稍候,待佣人通报后再入中厅与主人会面之处,现兼作展厅之用。厅内展示与李鸿章有关的各种图片、资料和实物。展览分“李鸿章的青少年时代、李鸿章与淮军、李鸿章与洋务运动、李鸿章与外交以及毁誉参半的一生”等五个部分。
中厅又称福寿堂,堂高9米,是现存江淮地区最大的晚清私人住宅厅堂。每扇格门上都雕有造型精美、典雅的图案,房梁全是斗榫,不用一枚钉子。大梁两头都雕成象头形,寓意吉祥(象)。正上方的横梁上雕有“佘太君祝寿图”,人物造型栩栩如生。东西两厢是李氏后人的书房,清雅疏阔,青砖漫地。
中厅上方的长几上,摆有一只古钟,左边一面镜子,右边一面屏风,寓意这具家宅“终(钟)生平(屏)静(镜)”。中厅的正中,四根木柱正好构成一个开间,木柱的一左一右,各为一个开间,加上东西两面厢房,形成了明三暗五的格局,颇具江淮地区富宅的建筑特色。东厢房是书房,里面的博古架称为“过桥式”,左右两部分正好可以重合在一起。原理出自中国古代阴阳互补理论。左边摆放的楠木书架,正好可以装下一部《二十四史》。
推开把前院与后宅严密隔开的屏门,即是典雅古朴的小姐楼。楼与前院中间有道墙,墙中间的门,便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了。墙门把小姐楼与外界严密隔开。男子严禁进入二门半步。小姐楼又叫“走马楼”,是李府女眷住的地方。小姐楼后一进的楼上摆放着古老的绣床、雕花的梳妆台、大理石面的圆凳,床、台、凳都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红木家具。屋内一个漂亮的粉彩瓷礅,放在红木梳妆台前,古色古香。
小姐楼造型独特,为一封闭回廊式木楼,楼下正中的一方天井,上承天光,下接地气,符合阴阳调合之风水学。楼上东首第一间据说是李鸿章幼女菊耦(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母)所住,正中则是老夫人所居。原先的老宅有一个比现存面积大得多的后花园,但光阴荏苒,后花园早已湮没,无法恢复,只保留下这座美丽典雅的小姐楼供人观瞻了。
【李氏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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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总布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东单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四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单北大街和朝阳门南小街,长700多米。明代此地设有总捕衙署,称“总铺胡同”,清乾隆时称“总部胡同”,宣统时将胡同一分为二,以朝阳门南小街为界分为东、西总布胡同。
西总布胡同27号,旧时门牌15号,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大门在西总布胡同北侧,后墙在外交部街南侧。此宅原为李鸿章祠堂,名“表忠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李鸿章生前寓所改建而成。由大门、前殿、享堂、配殿等构成的二进四合院;大门、碑亭、前殿、享堂及东西配殿等主要建筑顶部均覆黑琉璃瓦;享堂三楹,为歇山顶斗拱建筑,前有月台三出陛;院墙砖砌,外抹红垩土,顶部覆灰色筒瓦。
1949年9月,李鸿章祠堂被辟为北平市第一人民教育馆分馆,后改为北京市第一人民文化馆分馆、东单区文化馆、东城区文化馆。1978年拆除前院建筑及大门,建成两层的东城区文化办公室的办公楼;现为北京东方文化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办公用房,门牌仍为“西总布胡同27号”。1991年拆除后院享堂、配殿及剩余的院墙,建成四层楼房,东城区档案局和档案馆迁入至今,大门朝北,门牌为“外交部街甲28号”。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清道光时进士,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是著名的洋务派首领,为朝廷所倚重,死后谥“文忠”。有《李文忠公全集》存世。
咸丰三年(1853年),李鸿章在家乡办团练,继而充当曾国藩幕僚。因平息太平天国和捻军有功和倡导洋务运动而官运亨通,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外交、军事、经济大权。
李鸿章位高权重,对外又一贯妥协。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清政府派驻俄公使王之春为贺使,竟招致俄国政府的抗议。俄国驻华公使提出的所谓理由是“加冕为敝国重大礼典,非得贵国位望最高之人,为列国所称许者,不足当贺使之任。王之春非其选,能胜任者当数李中堂”。清政府只好改派李鸿章为贺使。李鸿章到莫斯科后,接受俄国贿赂,签订了出卖中国主权的《中俄密约》。
李鸿章晚年从事外交期间,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与法国订立《中法新约》,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等。其生前签订的最后一个条约是《辛丑条约》,《辛丑条约》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扩大和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表明清政府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辞海》(1979年版)称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奉旨到日本议和时已年逾七旬,又遭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枪击,险些命丧东瀛。《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自然是被抨击的中心。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被“罚俸一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下旨:“李鸿章、敬信均着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李鸿章被罢官。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李鸿章重新起用,任两广总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朝廷急调李鸿章从广东火速来京,“调补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之后,又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结一切事宜”。此时的李鸿章已届耄耋之年,又染有腹疾,在“请赏假”未准的情况下,扶病入京。《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李鸿章便一命归天了。可以说,李鸿章签订了《辛丑条约》,也搭上了自己的一条性命。《清鉴》中说:“鸿章晚年,手办国际交涉事尤多。甲午之战,鸿章独主和,当时物议颇非之。然兵不夙练,不如主和为佳。事后思之,未可蔽罪鸿章一人也。”《清鉴》之论虽非至论,或有为李鸿章开脱之嫌,然犹可为“弱国无外交”之佐证;国弱如斯,固“未可蔽罪鸿章一人”,然李鸿章官居要职,身处庙堂之上,“兵不夙练”,亦难逃其咎。李鸿章死后,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贤良祠,在京师建专祠。
清代,在京师为汉人官吏建专祠唯李鸿章一人。专祠建成后,光绪皇帝赐匾,亲书“功昭翌赞”四字,春秋两季,朝廷派员专门祭祀。
为什么专门为李鸿章建祠堂呢?合乎逻辑的解释应该是朝廷认为李鸿章功勋卓著。不过,《异辞录》中认为,朝廷本来想让李鸿章死后配享太庙,让鹿传霖的一句话给搅黄了。原文如下:定兴鹿文端,拙于言论。内调枢廷,耳已重听,尤不能有所建白;然有时一语隽永,为福不足,为害有余。李文忠薨,闻于西安行在,两宫震悼,诏加优恤,已将侑食太庙,枢臣出拟懿旨。定兴突问曰:“祀于何处?”时议:配享文宗,则咸丰朝文忠方仕,未立功勋;配享穆宗,中兴勋业,不乏其人,未可显分厚薄;配享德宗,其时,上正年富,则懿旨之中不易措词。因而搁置。
关于李鸿章,多有争论,且观点不一,此文暂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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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大体说来,他从镇压太平天国起家,以一介文人投身戎马,匡扶行将倒塌的帝国大厦。他目睹时艰,看到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于是大声疾呼必须改变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鼓吹“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亲手创建了工厂、铁路和装备近代兵器的军队,努力地想把中国引导上现代化的道路。他是朝廷内部贤良寺内仅存的旧建筑。其背景上的大楼,是在海军衙门旧址上建造的 对于世界大势较有了解的少数领导人之一,从承认中国国力及技术装备不如外国出发,力主在外交战略上实行“以夷制夷”。奉“自强”为宗旨,奉 “守疆土、保和局”为圭臬,力主“忍小忿而图远略”,努力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争取喘息和发展的时间,甚至不惜以重大妥协来避免与列强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他是当时公认的外交家,有的外国人居然将他称做“东方俾斯麦”。可惜从来弱国无外交,他的外交实践,往往是代表中国政府在屈辱的城下之盟上签字。
李鸿章很早就看出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生存的威胁。1874年底,他在一份奏折中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为了防御日本侵略,他疾呼重视海防,组建北洋海军,并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设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从1874年至1894年间,中日两国的军事对峙或冲突共有四次:1874年日本藉口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以支付50万两白银的代价换取日本退兵;1879年日本废琉球国改设冲绳县,清政府虽多次谈判交涉,最终却是不了了之。这两次事件促使清政府重视海防,发愤建设海军,并使中国在中日海军发展竞赛中超出日本。在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中,由于中国海军迅速运兵入朝,扼制了日本介入的企图;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北洋海军再次入朝,使得日本拟趁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企图无法实现。此外,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只还在1886、1891年两次访问日本,向日本展示中国铁甲舰的威力。
李鸿章发展海军的计划,从一开始就遇到诸多磨难,历经坎坷。其间,又饱受朝廷派系倾轧之苦。 1891年6月,北洋海军成军未久,李鸿章奏请在胶州(今青岛)、烟台添筑炮台,方获上谕允准,户部尚书翁同就以户部名义,奏准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二年。李鸿章大为愤懑,在写给云贵总督王文韶的信中抱怨说:“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台湾巡抚刘铭传也顿足叹道:“人方我,我乃自决其藩,亡无日矣!”正是在这几年中,中国对日本海军原先保持的领先地位被倒置了。 舰时,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旋慢慢调头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翁同辩称:“计臣以樽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
李鸿章愤愤反问:“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休,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翁同为之语塞。
在民族危机面前,能否以国家社稷为重,敢不敢与侵略者战斗,是区分历史人物民族气节的主要标志。但在生死存亡关头,京中大老的主要精力,仍在党同伐异,权衡官场得失,这才是最可痛心的。 当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之时,他却敢于坦露自己对维新党人的同情。某次他和幕僚亲信闲谈,讲到奉懿旨捕拿康梁,如能获此二人,功甚大,超过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我还能进爵位,说毕大笑。李指着侄婿孙仲愚说:“你是康党吗?”孙答:“是康党。”他问: “不怕抓吗?”孙答:“不怕。中堂擒康党,可先抓我。”李鸿章说:“我哪能抓你,我也是康党。”李鸿章还说太后将别人的弹章拿给他看:“有人谗尔为康党!”他当即回答:
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满朝衮衮诸公,恐怕没有这份耿直。
李鸿章临终前,曾吟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维新派人士,自称是李鸿章“政治公敌”的梁启超,在听说李去世的消息后,怀着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的复杂心情,写出如下挽联: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另一位著名维新思想家、当年被李鸿章派往英国留学海军的严复,更作挽联曰:
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当义和团正盛、西后最得意的时候,合肥(即李鸿章)正在广东,旗人们有的说他能勾结外国人,太监们说得更厉害,所以想着把他调进京来杀了他。……各国军队进京后,……(旗人)从前虽骂他,但现在已知道非他不可,所以大家都盼他来,因他来得慢,大家又怨恨他。……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尤其旗人,自西后光绪走后,他们每月的钱粮,谁也得不到。可是旗人又专靠钱粮吃饭,所以几个月以来,都跟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听说李鸿章要来,总以为他是跟外国人有勾手的,他来了一定有办法。……东四牌楼一带,旗人(在小饭铺)吃饭的很多,正喝着酒,忽提李鸿章来了,便高兴地说,再来一壶,盼他来的程度,就如是之高。我问他们,你们向来很讨厌李鸿章,为什么现在这样欢迎呢?他们的回答是:说人家是汉奸,没人家又不成,就是里勾外联的这么个人。……彼时许多人对李鸿章都是这样的批评。
呜呼!可怜的旗人。他们在认定“汉奸”和“救星”时,就和今天沪、深股市中擅长多空互翻的短线客一样,只有眼前利益,没有任何原则。
谁能理解真正的李鸿章呢?
李鸿章很早就看出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生存的威胁。1874年底,他在一份奏折中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为了防御日本侵略,他疾呼重视海防,组建北洋海军,并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设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从1874年至1894年间,中日两国的军事对峙或冲突共有四次:1874年日本藉口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以支付50万两白银的代价换取日本退兵;1879年日本废琉球国改设冲绳县,清政府虽多次谈判交涉,最终却是不了了之。这两次事件促使清政府重视海防,发愤建设海军,并使中国在中日海军发展竞赛中超出日本。在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中,由于中国海军迅速运兵入朝,扼制了日本介入的企图;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北洋海军再次入朝,使得日本拟趁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企图无法实现。此外,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只还在1886、1891年两次访问日本,向日本展示中国铁甲舰的威力。
李鸿章发展海军的计划,从一开始就遇到诸多磨难,历经坎坷。其间,又饱受朝廷派系倾轧之苦。 1891年6月,北洋海军成军未久,李鸿章奏请在胶州(今青岛)、烟台添筑炮台,方获上谕允准,户部尚书翁同就以户部名义,奏准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二年。李鸿章大为愤懑,在写给云贵总督王文韶的信中抱怨说:“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台湾巡抚刘铭传也顿足叹道:“人方我,我乃自决其藩,亡无日矣!”正是在这几年中,中国对日本海军原先保持的领先地位被倒置了。 舰时,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旋慢慢调头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翁同辩称:“计臣以樽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
李鸿章愤愤反问:“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休,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翁同为之语塞。
在民族危机面前,能否以国家社稷为重,敢不敢与侵略者战斗,是区分历史人物民族气节的主要标志。但在生死存亡关头,京中大老的主要精力,仍在党同伐异,权衡官场得失,这才是最可痛心的。 当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之时,他却敢于坦露自己对维新党人的同情。某次他和幕僚亲信闲谈,讲到奉懿旨捕拿康梁,如能获此二人,功甚大,超过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我还能进爵位,说毕大笑。李指着侄婿孙仲愚说:“你是康党吗?”孙答:“是康党。”他问: “不怕抓吗?”孙答:“不怕。中堂擒康党,可先抓我。”李鸿章说:“我哪能抓你,我也是康党。”李鸿章还说太后将别人的弹章拿给他看:“有人谗尔为康党!”他当即回答:
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满朝衮衮诸公,恐怕没有这份耿直。
李鸿章临终前,曾吟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维新派人士,自称是李鸿章“政治公敌”的梁启超,在听说李去世的消息后,怀着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的复杂心情,写出如下挽联: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另一位著名维新思想家、当年被李鸿章派往英国留学海军的严复,更作挽联曰:
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当义和团正盛、西后最得意的时候,合肥(即李鸿章)正在广东,旗人们有的说他能勾结外国人,太监们说得更厉害,所以想着把他调进京来杀了他。……各国军队进京后,……(旗人)从前虽骂他,但现在已知道非他不可,所以大家都盼他来,因他来得慢,大家又怨恨他。……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尤其旗人,自西后光绪走后,他们每月的钱粮,谁也得不到。可是旗人又专靠钱粮吃饭,所以几个月以来,都跟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听说李鸿章要来,总以为他是跟外国人有勾手的,他来了一定有办法。……东四牌楼一带,旗人(在小饭铺)吃饭的很多,正喝着酒,忽提李鸿章来了,便高兴地说,再来一壶,盼他来的程度,就如是之高。我问他们,你们向来很讨厌李鸿章,为什么现在这样欢迎呢?他们的回答是:说人家是汉奸,没人家又不成,就是里勾外联的这么个人。……彼时许多人对李鸿章都是这样的批评。
呜呼!可怜的旗人。他们在认定“汉奸”和“救星”时,就和今天沪、深股市中擅长多空互翻的短线客一样,只有眼前利益,没有任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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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下文,你就知道了。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为不平等条约。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对这位清末重臣也逐渐评价多元化。
正面的,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清史稿· 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衷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於他的为官之道。
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国父孙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於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大势,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美国前总统格兰(U.S.Grant)称李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法国总统,德国首相俾斯麦齐名。
李鸿章的外交,翁同龢的内政,深为清末所不满,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为不平等条约。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对这位清末重臣也逐渐评价多元化。
正面的,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清史稿· 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衷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於他的为官之道。
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国父孙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於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大势,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美国前总统格兰(U.S.Grant)称李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法国总统,德国首相俾斯麦齐名。
李鸿章的外交,翁同龢的内政,深为清末所不满,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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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大家心里都不舒服,一定要找个发泄的渠道,而李正好就处在这个位置上,顺理成章承受大家的愤怒。时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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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只有站在利益的观点上看才会有好坏人之分,李鸿章对于朝廷来说是忠臣,但是他也是身不由己,当时的大环境是不可能出现象康乾盛世时候的忠臣的,因为所处的时代和大背景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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