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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岳飞出生未满月时，即崇宁二年（公元1103）三月，黄河是否发生水灾。邓广铭先生和我都认为，岳母姚氏将未满月的岳飞抱入大瓮漂流，得免于难之说不可信，因为史籍中查不到黄河泛滥的记载。岳开英先生在《殷都社科》2002年第2期《岳飞生年河决内黄史事查考》一文中提出了驳论。岳开英先生是一位水利专家，熟悉内黄和汤阴一带的地形，又仔细地查阅了相关史料，无论如何是一篇对研究黄河史颇有价值的论文。他引用《宋史》卷95《河渠志》：“明年（崇宁二年）秋，黄河涨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馆陶县，败庐舍。”证明当年黄河确有水灾。从这条史料看，时间是秋季，而非暮春三月，秋天是易发生水灾的季节。馆陶县的方位是在内黄县之东北，两县之间还隔着宋代的北京大名府城。史料上说的御河泛滥地点是馆陶县，而非内黄县，似无法证明内黄县也必定牵连受灾。故从时间和地点两个方面看，仍然得不出当年三月，黄河发生水灾的结论。我为此又进一步查阅了地方志，如《嘉靖彰德府志》、《崇祯汤阴县志》、《乾隆汤阴县志》等，甚至还找不到宋时汤阴有水灾的记录。因此，就没有必要修改邓先生和我原来的论述。
二、岳母刺字的真实性。这是民间流传已久，且极富教育意义的故事。据一位先生在电话里谈及，说岳飞前妻刘氏改嫁，岳飞的后裔们尚能接受，说没有岳母刺字，他们就不能接受。其实，单纯从感情上讲，我又何尝愿意否认这个至今仍激发着中国人爱国精神的故事呢？但无奈的是岳飞孙岳珂所著的《鄂王行实编年》中就根本没有记述此事，《鄂国金佗稡编》卷9《遗事》仅存如下一段记事：
先臣天性至孝，自北境纷扰，母命以从戎报国，辄不忍。屡趣之，不得已，乃留妻养母，独从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沦失盗区，音问绝隔。先臣日夕求访，数年不获。俄有自母所来者，谓之曰：“而母寄余言：‘为我语五郎，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乃窃遣人迎之，阻於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后归。先臣欣拜且泣，谢不孝。
由此可见，岳母虽是位普通农妇，却是深明大义，仅就此段记事而论，也足以令人崇敬。关于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大字的记录，如今只见於《宋史》卷380《何铸传》，乃是在审问岳飞之际：
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这表明岳飞背上的刺字已是年深月久。上引两条最原始的记载当然不能提供岳母刺字的证明。从情理上推断，岳母作为一个普通农妇，一般只怕不认字，而当时的刺字是一项专门的手艺。《水浒传》第八回说林冲被“刺配远恶军州”，“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第十二回说杨志被判刑，也“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表明宋时并非是任何人都能随便给人刺字。我写历史小说《靖康奇耻》，其实也是不忍心完全推翻岳母刺字的传奇故事，所以描写为姚氏的兄弟是刺字匠，姚氏特别请他刺字，这也不失为万不得已，而又较为合情合理的虚构。但一定要承认岳母刺字为信史，这只怕是强人所难了，总得尊重史料的客观性吧。
三、《满江红》词及其系年。对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的争议，最初是在几位著名前辈学者中进行的。我的两位老师张政烺和邓广铭先生就各持针锋相对的议论。在大学时代，我怀着好奇心，向邓先生询问《满江红》词的真伪。邓先生说，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他曾向夏承焘先生劝说，何必写辨伪的文字。他为此发表了两篇文章，特别是《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ii又特意搜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中。依我的体会，邓先生当年的谈话，是强调《满江红》词确是充分地体现和抒发了岳飞的爱国情怀。人们可以对《满江红》词提出一些疑点，但如要断然判定为伪作，还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这在邓先生的文章中已作论证。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讲话中，我说非岳飞不能写此词，这实际上是来源于对邓先生谈话的体会。
但是，如果在宋人的记载中确是没有提到岳飞的《满江红》词，也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幸好又因已故前辈学者王云海先生寄赠郭光先生的《岳飞集辑注》，使我拜读到他的《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iii此文无疑是研究岳飞《满江红》词的最重要的新进展。南宋后期陈郁著《藏一话腴》，此书我也曾看过，使用的是《豫章丛书》本，并将有关文字编入《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但郭光先生则使用清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117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比之《豫章丛书》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
（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
这当然为判明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郭光先生所作的详细论证，在此不必重复，感兴趣者可找来阅读。此外，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卷3《忠义》也有如下一段文字：
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髪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雠恨（应为‘胡虏’，乃出自清人篡改）肉，笑谈渇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宋稗类钞》是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小说，分类编排而成书。此书卷3辑录的四条岳飞记事全未标明史料出处。但依今存载籍参对，第一条是抄自《朝野遗记》，第二条是抄自《枫窗小牍》卷下，第三条即以上引文，第四条是抄自《说郛》卷18《坦斋笔衡》。今查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3《谢昭雪表》的前一句与此段引文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可知上引第三条大致可判定为《鹤林玉露》的另一版本。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公元1234）。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自序中所说的写作年代是“淳佑辛亥”，即淳佑十一年（公元1251）。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既然如今尚得以见到南宋后期有两处记载，《满江红》词确是岳飞所写，便无可疑者。
然而也许还有人对于在清人作品中转引宋人著述表示怀疑，似有必要谈一点个人的读书经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明人，特别是明初尚能见到大量今人见不到的宋籍，是毫不怀疑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永乐大典》残本。但也有一种错误印象，似乎清人所能见到的宋籍，今人就都能见到。但随着一些研究工作的进行，此种错误印象必然得到纠正。清丁传靖所辑录的《宋人轶事汇编》自然是治宋史者不时翻阅的书，但按照史料原始性的原则，此书一般不能作史料引证，只能提供线索，再查宋人的原始记录。我见到此书卷3引元代的李有《古杭杂记》，有一首讽刺宋高宗养鸽的小诗，不料查阅了今存《古杭杂记》的各种版本，竟皆无此诗，故最后在《荒淫无道宋高宗》一书定稿时，只能在第148页注中标明引自《宋人轶事汇编》。由此可见，在明清载籍中转引宋人著述，也应是扩大宋代史料搜索范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但是，今人已不可能判定《满江红》词的确切创作时间。我在岳飞传记和历史小说中将此词系於绍兴四年（公元1134）克复襄汉，荣升节度使之后。宋时节度使是军人最重要的虚衔，可以比喻为如今荣获元帅军衔。岳飞决不是官迷，正如袁甫诗中引用百姓的评价：“儿时曾住练江头，长老频频说岳侯：手握天戈能决胜，心轻人爵只寻幽。”iv这位常胜将军决不会因荣升而沾沾自喜，相反，荣升只能使他更加强烈地关注山河一统的大业，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肩负的重任，今后修远而漫长的征程。“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用以反映他此时的心态，也许是最为恰当的。这是我系于此时的一点臆测，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只怕还是允许的。
岳飞另一阕《小重山》词，从词意判断，我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第981页注中认为：“此词当写于绍兴八、九、十或十一年秋，反映岳飞反对降金乞和，有志莫伸之苦闷。”在传记和小说中则系于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被捕入狱之前，虽然不可能有十分确切的依据，但大致也是允当的。
四、《凤墅帖》续帖卷4的岳飞书简帖真迹。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卷15《黄鲁直先王赐帖》说祖父“字尚苏体”，又在卷28《银青制札帖》中说，“先王笔法源于苏”，“先君（岳霖）受笔法于家庭，多用苏体”。这应是判断岳飞墨迹真伪的唯一依据。岳飞是军事家，虽然重视文化，留心翰墨，却不是书法家，若要推翻岳珂之成说，将苏东坡体之外的书法强加于岳飞，只怕很难说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凤墅帖》是一部南宋后期汇编的名人书法真迹，其中有三份岳飞书简，今珍藏于上海图书馆。《文物》1961年第8期刊登其影印件，本文不必再录其文字。前辈学者徐森玉先生就在此期《文物》发表《郁孤台帖和凤墅帖》一文，文中肯定：“《凤墅帖》中岳飞的笔迹是道地的苏东坡体。”但是我也注意到，邓广铭先生对此采取了更为谨慎的说法，他在《岳飞传》（增订本）第99页中说：“岳飞青少年期内未结翰墨因缘，其军营所发书简，必多由幕僚代笔。也许这书简中的三处签名是岳飞亲笔所写。”然而徐森玉先生既已鉴定此笔迹是苏东坡体，与岳珂之说相合，在别无参照的情况下，我们不妨采取宽处理的办法，认定三份书简是岳飞亲笔，这应是并不违背科学态度的。有了《凤墅帖》的真迹，我们就易于辨认传世岳飞墨迹的真伪了。
主要由丁亚政和沈立新两位先生编著的《岳飞墓庙碑刻》，v此书第42至44页所刊为《凤墅帖》中一份书简的碑文，并作解释。岳飞书简帖中的“拜”字系草书，《岳飞墓庙碑刻》释为“行”，我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的图录中，据清人钱汝雯所编《宋岳鄂王文集》，亦释为“行”。蒙王春瑜先生指出，他询问了书法家，“拜”字的草书可以写成如此字形，当作“拜”，“行”字不通，今一并更正。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28《鄂国传家帖》录有岳飞书简十一帖，《凤墅帖》所刊之三帖，依目今所知，可算是《宝真斋法书赞》之外的三份仅存的真迹。
五、《致奉使郎中札》帖。《岳飞墓庙碑刻》第33至35页刊出此帖碑文，并作解释。碑文如下：
飞咨目，顿首再拜奉使郎中台座。即日伏惟使事丰暇，神明靖相，台候动止万福。比至豫章，获奉教益，不胜慰幸。归司衮衮多事，未果上状，以浼记室，良负愧怍。近来本军钱粮阙乏之甚，今专令干官张大夫见曾漕面恳，因行，略此候问，幸恕灭裂。不由参见，惟几为国保重，即膺峻擢，不宣。飞咨目，顿首再拜奉使郎中台座。
释文认为，“曾漕”之“曾”，疑为“尊”之误。据史籍记载，在绍兴三、四年之间，江南西路的“漕臣”，即“转运副使”是曾纡。vi可知“曾”字不误，特别在绍兴三年（公元1133）初，岳家军的钱粮一度十分缺乏。“干官”即是岳家军中的干办公事，亦称干办官。绍兴四年（公元1134），岳家军中有“武功大夫”、“干办官”张旦。vii书简中提及“干官张大夫”，可能即是此人。此帖的字迹显然与三份真迹有异，然而我们依据邓广铭先生的思路和论述，也不难看出，帖中两处“飞”的签名与前三份真迹相同。由此可知，此帖当是幕僚代笔，而由岳飞亲署两处“飞”字的书简。
六、《致观文相公札》和《与赵忠简书》两帖。《岳飞墓庙碑刻》第36至41页刊出两帖碑文。此处不必备录两帖全文。从内容看，似无可挑剔。宋时“相公”一词是宰执等高官的尊称，不能滥用。观文殿学士或大学士则是宰执罢免后，授此荣誉虚衔。前一帖既称“鼓励军士，直抵淮阴”，水之南谓阴，当是在绍兴四年冬援淮西时。另外的绍兴六年（公元1136）和十一年（公元1141）两次出兵，未能成援助之实，无此可能。清人考订为岳飞致李纲的书简。当时拥有观文殿职名者至少有李纲和朱胜非两人。朱胜非力荐岳飞复襄汉，亦非没有可能。后一帖既称“逆豫被废”，当在绍兴七年（公元1137）十一月刘豫伪齐政权垮台之后。信中批评赵鼎“迄无定算”，也可与后来岳飞说“相臣谋国不臧”viii相印证。但两帖的笔迹无论如何与真迹不同，即使是“飞”的签名也不相同，故难以判断为真迹。
七、宋高宗手诏的真伪。传世有宋高宗给岳飞手诏真迹一份，“卿盛秋之际”云云，又有其御押，时间为绍兴七年。其文字与《鄂国金佗稡编》卷2所载相同，我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中依次编排为高宗宸翰四十四。宋高宗手诏的特点一是必须亲笔，宰执只能为他草拟，由他本人执笔定稿，二是一般还必须有御押。押是宋时流行的特殊的签名符号。ix从《鄂国金佗稡编、续编》看来，只有高宗宸翰一没有御押，可能是因为其时岳飞官位尚卑。给大将等的手诏，都是在军务紧张的非常时期，显示皇帝亲自下令的权威性。清人说宋高宗手诏可由“词臣代为”，是不对的。当然，宋代的诏是由词臣撰写的，这与手诏不同。岳珂编著《鄂国金佗续编》，第一卷是《高宗皇帝宸翰摭遗》，为宋高宗手诏，第二卷至四卷为诏，列为《丝纶传信录》之首，其规格、样式与手诏不同，前有“敕”字，读者自可对照。《岳飞墓庙碑刻》第69至81页刊出宋高宗诏达五份。其中之一即是上述手诏，但对照真迹，可知在勒碑之际，字行已作调整而增多。其他四份，《援淮西诏》碑文与《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高宗宸翰八十一有一字之差，但从字迹和御押看，似为真迹，时值绍兴十一年。《趣进兵招捕诏》即高宗宸翰三，碑文有御押。《令赴行在诏》即高宗宸翰四，碑文无御押，而《鄂国金佗续编》卷1所载有御押。其发布时间均为绍兴三年。两碑文字迹相同，而与前两份碑文小异。依我之见，可能是反映了从绍兴三年到七年之后，宋高宗字迹之变化，x而后一碑文在摹刻时又漏落其御押。至于另一份绍兴六年《起复诏》碑文，末尾虽有“皇帝书赐岳飞”，字迹与真迹颇异，又无御押，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也得不到印证，无疑是赝品。
八、前后《出师表》等非真迹。我已发表了《传世岳飞书〈出师表〉系伪托》。xi主要提出两点理由，一是墨迹非真，乃是复述前辈学者的研究，二是从时间上看，按伪托《出师表》的自述，其时岳飞恰好正值自鄂州往临安的途中。后来见到一篇与我商榷的文稿，恕我直言，感到没有说服力，因为当时的岳飞不可能有分身术，也不可能如同现在乘飞机，半途即可改去南阳。在此还可以再举第三条理由，这也不是我的发现。清史专家王戎笙先生对我说，有人撰文，指出此件伪作犯了宋钦宗的御讳。古人十分强调避名讳的习俗。宋时科举考试程文中若犯皇帝御讳，是要黜落的。岳飞作为一个大臣，岂有犯御讳之理。如由幕僚张节夫执笔的《谢讲和赦表》，其中将汉代娄敬改写为“娄钦”。xii因为“敬”字犯宋太祖祖父赵敬御讳。南宋晚年，高斯得在奏中说：“君臣之间，相觌以货，相赂以利，此元、灵污浊之事，岂盛世所宜有哉？”xiii此处说的是汉桓帝和汉灵帝，但为了避宋钦宗的御讳，将“桓”改为“元”。但是，在伪作《前出师表》中，却依诸葛亮的原文，照样使用“桓”字。江南俗语说，满饭好吃，满话难说。但在此请恕我说一句满话，有了以上三条理由，任何企图证明此件书法为岳飞真迹的努力，只怕永远是徒劳的。
托名岳飞的遗物、遗墨之类，只怕今后还可能有新发现。2004年夏，我在三峡参观云阳张飞庙，不意看到庙中也有一份岳飞题词。粗略看来，似乎是仿《出师表》的笔迹，肯定不同于《凤墅帖》上的苏体。岳飞确是相当崇拜张飞，但载籍上也肯定找不出他曾专门去云安军拜谒张飞庙的记录。最近又见到一份岳飞为苏氏族谱的题词，其墨迹又不同于《出师表》，有一图章印“精忠报国”，无疑是讹传背刺此四字后之伪作。
九、传世的岳飞遗物、遗墨之类，有的可辨真伪，有的还难于甄别。例如《送紫巌张先生北伐》诗是伪作，一些前辈学者早已考订了。但是如另一阕《满江红》（遥望中原），就既不易确认，也不易否定。处理此类遗物、遗墨，邓广铭先生虽然没有对我说过什么，但两人写岳飞传记，都不摘录《满江红》（遥望中原）。可见实际上应是持同样的主意，就是宁缺毋滥。岳飞有足够的伟大，后世锦上添花式的美意，恰好成了画蛇添足般的累赘。我校注《鄂国金佗稡编》，在此书卷19除了原有的两诗一词外，只将《满江红》（怒髪冲冠）和《宾退录》所载一首七绝入注，而置其馀的据说是岳飞的诗词和一些文章于不顾，今后也不打算另作补注。
在结尾时，还想强调两点。第一，对传世的岳飞传奇和遗物，如果不加甄别，照单全收，就有悖于现代史学思维，因而说不上有科学性。即使我如此做了，也肯定会有人出面批评和驳正。第二，不论是政治，还是学问，一言堂都是完全错误的。以上发表的只是一家之言，欢迎人们批评和指正。只要出现有证据、有说服力的异论，我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放弃己见。
二、岳母刺字的真实性。这是民间流传已久，且极富教育意义的故事。据一位先生在电话里谈及，说岳飞前妻刘氏改嫁，岳飞的后裔们尚能接受，说没有岳母刺字，他们就不能接受。其实，单纯从感情上讲，我又何尝愿意否认这个至今仍激发着中国人爱国精神的故事呢？但无奈的是岳飞孙岳珂所著的《鄂王行实编年》中就根本没有记述此事，《鄂国金佗稡编》卷9《遗事》仅存如下一段记事：
先臣天性至孝，自北境纷扰，母命以从戎报国，辄不忍。屡趣之，不得已，乃留妻养母，独从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沦失盗区，音问绝隔。先臣日夕求访，数年不获。俄有自母所来者，谓之曰：“而母寄余言：‘为我语五郎，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乃窃遣人迎之，阻於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后归。先臣欣拜且泣，谢不孝。
由此可见，岳母虽是位普通农妇，却是深明大义，仅就此段记事而论，也足以令人崇敬。关于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大字的记录，如今只见於《宋史》卷380《何铸传》，乃是在审问岳飞之际：
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这表明岳飞背上的刺字已是年深月久。上引两条最原始的记载当然不能提供岳母刺字的证明。从情理上推断，岳母作为一个普通农妇，一般只怕不认字，而当时的刺字是一项专门的手艺。《水浒传》第八回说林冲被“刺配远恶军州”，“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第十二回说杨志被判刑，也“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表明宋时并非是任何人都能随便给人刺字。我写历史小说《靖康奇耻》，其实也是不忍心完全推翻岳母刺字的传奇故事，所以描写为姚氏的兄弟是刺字匠，姚氏特别请他刺字，这也不失为万不得已，而又较为合情合理的虚构。但一定要承认岳母刺字为信史，这只怕是强人所难了，总得尊重史料的客观性吧。
三、《满江红》词及其系年。对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的争议，最初是在几位著名前辈学者中进行的。我的两位老师张政烺和邓广铭先生就各持针锋相对的议论。在大学时代，我怀着好奇心，向邓先生询问《满江红》词的真伪。邓先生说，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他曾向夏承焘先生劝说，何必写辨伪的文字。他为此发表了两篇文章，特别是《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ii又特意搜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中。依我的体会，邓先生当年的谈话，是强调《满江红》词确是充分地体现和抒发了岳飞的爱国情怀。人们可以对《满江红》词提出一些疑点，但如要断然判定为伪作，还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这在邓先生的文章中已作论证。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讲话中，我说非岳飞不能写此词，这实际上是来源于对邓先生谈话的体会。
但是，如果在宋人的记载中确是没有提到岳飞的《满江红》词，也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幸好又因已故前辈学者王云海先生寄赠郭光先生的《岳飞集辑注》，使我拜读到他的《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iii此文无疑是研究岳飞《满江红》词的最重要的新进展。南宋后期陈郁著《藏一话腴》，此书我也曾看过，使用的是《豫章丛书》本，并将有关文字编入《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但郭光先生则使用清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117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比之《豫章丛书》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
（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
这当然为判明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郭光先生所作的详细论证，在此不必重复，感兴趣者可找来阅读。此外，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卷3《忠义》也有如下一段文字：
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髪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雠恨（应为‘胡虏’，乃出自清人篡改）肉，笑谈渇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宋稗类钞》是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小说，分类编排而成书。此书卷3辑录的四条岳飞记事全未标明史料出处。但依今存载籍参对，第一条是抄自《朝野遗记》，第二条是抄自《枫窗小牍》卷下，第三条即以上引文，第四条是抄自《说郛》卷18《坦斋笔衡》。今查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3《谢昭雪表》的前一句与此段引文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可知上引第三条大致可判定为《鹤林玉露》的另一版本。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公元1234）。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自序中所说的写作年代是“淳佑辛亥”，即淳佑十一年（公元1251）。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既然如今尚得以见到南宋后期有两处记载，《满江红》词确是岳飞所写，便无可疑者。
然而也许还有人对于在清人作品中转引宋人著述表示怀疑，似有必要谈一点个人的读书经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明人，特别是明初尚能见到大量今人见不到的宋籍，是毫不怀疑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永乐大典》残本。但也有一种错误印象，似乎清人所能见到的宋籍，今人就都能见到。但随着一些研究工作的进行，此种错误印象必然得到纠正。清丁传靖所辑录的《宋人轶事汇编》自然是治宋史者不时翻阅的书，但按照史料原始性的原则，此书一般不能作史料引证，只能提供线索，再查宋人的原始记录。我见到此书卷3引元代的李有《古杭杂记》，有一首讽刺宋高宗养鸽的小诗，不料查阅了今存《古杭杂记》的各种版本，竟皆无此诗，故最后在《荒淫无道宋高宗》一书定稿时，只能在第148页注中标明引自《宋人轶事汇编》。由此可见，在明清载籍中转引宋人著述，也应是扩大宋代史料搜索范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但是，今人已不可能判定《满江红》词的确切创作时间。我在岳飞传记和历史小说中将此词系於绍兴四年（公元1134）克复襄汉，荣升节度使之后。宋时节度使是军人最重要的虚衔，可以比喻为如今荣获元帅军衔。岳飞决不是官迷，正如袁甫诗中引用百姓的评价：“儿时曾住练江头，长老频频说岳侯：手握天戈能决胜，心轻人爵只寻幽。”iv这位常胜将军决不会因荣升而沾沾自喜，相反，荣升只能使他更加强烈地关注山河一统的大业，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肩负的重任，今后修远而漫长的征程。“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用以反映他此时的心态，也许是最为恰当的。这是我系于此时的一点臆测，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只怕还是允许的。
岳飞另一阕《小重山》词，从词意判断，我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第981页注中认为：“此词当写于绍兴八、九、十或十一年秋，反映岳飞反对降金乞和，有志莫伸之苦闷。”在传记和小说中则系于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被捕入狱之前，虽然不可能有十分确切的依据，但大致也是允当的。
四、《凤墅帖》续帖卷4的岳飞书简帖真迹。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卷15《黄鲁直先王赐帖》说祖父“字尚苏体”，又在卷28《银青制札帖》中说，“先王笔法源于苏”，“先君（岳霖）受笔法于家庭，多用苏体”。这应是判断岳飞墨迹真伪的唯一依据。岳飞是军事家，虽然重视文化，留心翰墨，却不是书法家，若要推翻岳珂之成说，将苏东坡体之外的书法强加于岳飞，只怕很难说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凤墅帖》是一部南宋后期汇编的名人书法真迹，其中有三份岳飞书简，今珍藏于上海图书馆。《文物》1961年第8期刊登其影印件，本文不必再录其文字。前辈学者徐森玉先生就在此期《文物》发表《郁孤台帖和凤墅帖》一文，文中肯定：“《凤墅帖》中岳飞的笔迹是道地的苏东坡体。”但是我也注意到，邓广铭先生对此采取了更为谨慎的说法，他在《岳飞传》（增订本）第99页中说：“岳飞青少年期内未结翰墨因缘，其军营所发书简，必多由幕僚代笔。也许这书简中的三处签名是岳飞亲笔所写。”然而徐森玉先生既已鉴定此笔迹是苏东坡体，与岳珂之说相合，在别无参照的情况下，我们不妨采取宽处理的办法，认定三份书简是岳飞亲笔，这应是并不违背科学态度的。有了《凤墅帖》的真迹，我们就易于辨认传世岳飞墨迹的真伪了。
主要由丁亚政和沈立新两位先生编著的《岳飞墓庙碑刻》，v此书第42至44页所刊为《凤墅帖》中一份书简的碑文，并作解释。岳飞书简帖中的“拜”字系草书，《岳飞墓庙碑刻》释为“行”，我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的图录中，据清人钱汝雯所编《宋岳鄂王文集》，亦释为“行”。蒙王春瑜先生指出，他询问了书法家，“拜”字的草书可以写成如此字形，当作“拜”，“行”字不通，今一并更正。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28《鄂国传家帖》录有岳飞书简十一帖，《凤墅帖》所刊之三帖，依目今所知，可算是《宝真斋法书赞》之外的三份仅存的真迹。
五、《致奉使郎中札》帖。《岳飞墓庙碑刻》第33至35页刊出此帖碑文，并作解释。碑文如下：
飞咨目，顿首再拜奉使郎中台座。即日伏惟使事丰暇，神明靖相，台候动止万福。比至豫章，获奉教益，不胜慰幸。归司衮衮多事，未果上状，以浼记室，良负愧怍。近来本军钱粮阙乏之甚，今专令干官张大夫见曾漕面恳，因行，略此候问，幸恕灭裂。不由参见，惟几为国保重，即膺峻擢，不宣。飞咨目，顿首再拜奉使郎中台座。
释文认为，“曾漕”之“曾”，疑为“尊”之误。据史籍记载，在绍兴三、四年之间，江南西路的“漕臣”，即“转运副使”是曾纡。vi可知“曾”字不误，特别在绍兴三年（公元1133）初，岳家军的钱粮一度十分缺乏。“干官”即是岳家军中的干办公事，亦称干办官。绍兴四年（公元1134），岳家军中有“武功大夫”、“干办官”张旦。vii书简中提及“干官张大夫”，可能即是此人。此帖的字迹显然与三份真迹有异，然而我们依据邓广铭先生的思路和论述，也不难看出，帖中两处“飞”的签名与前三份真迹相同。由此可知，此帖当是幕僚代笔，而由岳飞亲署两处“飞”字的书简。
六、《致观文相公札》和《与赵忠简书》两帖。《岳飞墓庙碑刻》第36至41页刊出两帖碑文。此处不必备录两帖全文。从内容看，似无可挑剔。宋时“相公”一词是宰执等高官的尊称，不能滥用。观文殿学士或大学士则是宰执罢免后，授此荣誉虚衔。前一帖既称“鼓励军士，直抵淮阴”，水之南谓阴，当是在绍兴四年冬援淮西时。另外的绍兴六年（公元1136）和十一年（公元1141）两次出兵，未能成援助之实，无此可能。清人考订为岳飞致李纲的书简。当时拥有观文殿职名者至少有李纲和朱胜非两人。朱胜非力荐岳飞复襄汉，亦非没有可能。后一帖既称“逆豫被废”，当在绍兴七年（公元1137）十一月刘豫伪齐政权垮台之后。信中批评赵鼎“迄无定算”，也可与后来岳飞说“相臣谋国不臧”viii相印证。但两帖的笔迹无论如何与真迹不同，即使是“飞”的签名也不相同，故难以判断为真迹。
七、宋高宗手诏的真伪。传世有宋高宗给岳飞手诏真迹一份，“卿盛秋之际”云云，又有其御押，时间为绍兴七年。其文字与《鄂国金佗稡编》卷2所载相同，我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中依次编排为高宗宸翰四十四。宋高宗手诏的特点一是必须亲笔，宰执只能为他草拟，由他本人执笔定稿，二是一般还必须有御押。押是宋时流行的特殊的签名符号。ix从《鄂国金佗稡编、续编》看来，只有高宗宸翰一没有御押，可能是因为其时岳飞官位尚卑。给大将等的手诏，都是在军务紧张的非常时期，显示皇帝亲自下令的权威性。清人说宋高宗手诏可由“词臣代为”，是不对的。当然，宋代的诏是由词臣撰写的，这与手诏不同。岳珂编著《鄂国金佗续编》，第一卷是《高宗皇帝宸翰摭遗》，为宋高宗手诏，第二卷至四卷为诏，列为《丝纶传信录》之首，其规格、样式与手诏不同，前有“敕”字，读者自可对照。《岳飞墓庙碑刻》第69至81页刊出宋高宗诏达五份。其中之一即是上述手诏，但对照真迹，可知在勒碑之际，字行已作调整而增多。其他四份，《援淮西诏》碑文与《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高宗宸翰八十一有一字之差，但从字迹和御押看，似为真迹，时值绍兴十一年。《趣进兵招捕诏》即高宗宸翰三，碑文有御押。《令赴行在诏》即高宗宸翰四，碑文无御押，而《鄂国金佗续编》卷1所载有御押。其发布时间均为绍兴三年。两碑文字迹相同，而与前两份碑文小异。依我之见，可能是反映了从绍兴三年到七年之后，宋高宗字迹之变化，x而后一碑文在摹刻时又漏落其御押。至于另一份绍兴六年《起复诏》碑文，末尾虽有“皇帝书赐岳飞”，字迹与真迹颇异，又无御押，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也得不到印证，无疑是赝品。
八、前后《出师表》等非真迹。我已发表了《传世岳飞书〈出师表〉系伪托》。xi主要提出两点理由，一是墨迹非真，乃是复述前辈学者的研究，二是从时间上看，按伪托《出师表》的自述，其时岳飞恰好正值自鄂州往临安的途中。后来见到一篇与我商榷的文稿，恕我直言，感到没有说服力，因为当时的岳飞不可能有分身术，也不可能如同现在乘飞机，半途即可改去南阳。在此还可以再举第三条理由，这也不是我的发现。清史专家王戎笙先生对我说，有人撰文，指出此件伪作犯了宋钦宗的御讳。古人十分强调避名讳的习俗。宋时科举考试程文中若犯皇帝御讳，是要黜落的。岳飞作为一个大臣，岂有犯御讳之理。如由幕僚张节夫执笔的《谢讲和赦表》，其中将汉代娄敬改写为“娄钦”。xii因为“敬”字犯宋太祖祖父赵敬御讳。南宋晚年，高斯得在奏中说：“君臣之间，相觌以货，相赂以利，此元、灵污浊之事，岂盛世所宜有哉？”xiii此处说的是汉桓帝和汉灵帝，但为了避宋钦宗的御讳，将“桓”改为“元”。但是，在伪作《前出师表》中，却依诸葛亮的原文，照样使用“桓”字。江南俗语说，满饭好吃，满话难说。但在此请恕我说一句满话，有了以上三条理由，任何企图证明此件书法为岳飞真迹的努力，只怕永远是徒劳的。
托名岳飞的遗物、遗墨之类，只怕今后还可能有新发现。2004年夏，我在三峡参观云阳张飞庙，不意看到庙中也有一份岳飞题词。粗略看来，似乎是仿《出师表》的笔迹，肯定不同于《凤墅帖》上的苏体。岳飞确是相当崇拜张飞，但载籍上也肯定找不出他曾专门去云安军拜谒张飞庙的记录。最近又见到一份岳飞为苏氏族谱的题词，其墨迹又不同于《出师表》，有一图章印“精忠报国”，无疑是讹传背刺此四字后之伪作。
九、传世的岳飞遗物、遗墨之类，有的可辨真伪，有的还难于甄别。例如《送紫巌张先生北伐》诗是伪作，一些前辈学者早已考订了。但是如另一阕《满江红》（遥望中原），就既不易确认，也不易否定。处理此类遗物、遗墨，邓广铭先生虽然没有对我说过什么，但两人写岳飞传记，都不摘录《满江红》（遥望中原）。可见实际上应是持同样的主意，就是宁缺毋滥。岳飞有足够的伟大，后世锦上添花式的美意，恰好成了画蛇添足般的累赘。我校注《鄂国金佗稡编》，在此书卷19除了原有的两诗一词外，只将《满江红》（怒髪冲冠）和《宾退录》所载一首七绝入注，而置其馀的据说是岳飞的诗词和一些文章于不顾，今后也不打算另作补注。
在结尾时，还想强调两点。第一，对传世的岳飞传奇和遗物，如果不加甄别，照单全收，就有悖于现代史学思维，因而说不上有科学性。即使我如此做了，也肯定会有人出面批评和驳正。第二，不论是政治，还是学问，一言堂都是完全错误的。以上发表的只是一家之言，欢迎人们批评和指正。只要出现有证据、有说服力的异论，我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放弃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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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飞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满江红（写怀）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钱骑满效几，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满江红（写怀）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钱骑满效几，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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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满江红
写怀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满江红
登黄鹤楼有感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
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
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路！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满江红
写怀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满江红
登黄鹤楼有感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
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
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路！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参考资料： http://www.shiandci.net/y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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