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是当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此文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在文中将封建古老的中国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了鲜明的对比,极力赞扬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从思想上来说,《少年中国说》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一方面,文章极具批判的力度,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逐层进行解剖,并对那些手握国柄而又老朽不堪的人的心理状态作了无情的批判。另一方面,作者反复描述的“少年中国”则又寄托了作者渴望祖国繁荣昌盛的爱国思想和积极乐观的民族自信心,同样具有浓郁的抒情特质。
从文体语言上来说,《少年中国说》也很有代表性,长短交替的句式、韵散结合的文风,尤其是前此提及的新词汇、新意象的大量引入或创造,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散文使用的词法、句法系统进行了颠覆。就文体而言,《少年中国说》融辞赋、四六、律句、古文于一炉,各体之间自由穿梭而又流利畅达,彰显出作家深厚的操作文体的艺术功力。在中国文学语言、文体演进史上,梁启超的散文无疑是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的过渡形态,并直接导出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方向。
《少年中国说》讴歌了祖国未来的英姿及其光辉灿烂的前程,对肩负着建设少年中国重任的中国少年寄予无限希望,鼓励他们奋然而起,投入到改造中国的战斗中去。文字语言特点是高度凝练、概括,气势宏大,感情饱满。文章多为四字一句,而且押韵,处运用反复、对偶、比喻、排比等修辞方法,大量地引用了典故,使文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读起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
扩展资料
作者心中的中国是独立的,强大的,自主的,进步的。进步着的中国便是少年中国!雄于地球的少年中国朝气蓬勃,自信自律,永远年轻,永远不败——中国少年们的努力,不会让人失望!
梁启超是在戊戌变法没有成功的背景下写下的《少年中国说》,以此寄托未来中国的发展与憧憬。
《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正在戊戌变法后,作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那年是庚子年,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
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而中国人中,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灭亡中国”,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戊戌变法失败迫使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当时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和自信心,梁启超适时地写出这篇《少年中国说》。
少年中国说是清朝末年梁启超(1873—1929)所作的散文,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文章不拘格式,多用比喻,具有强烈的鼓励性。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寄托了作者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
《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是当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此文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在文中将封建古老的中国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了鲜明的对比,极力赞扬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后世影响
梁启超近一生坎坷波折,将民主进步之光带给民众,成为近代中国伟大启蒙者。毛泽东说,年轻时影响他最大的人就是梁启超;胡适说,少年时读了梁启超的文字像受到电击。戊戌变法已经过去一百多年,梁启超却从未淡出中国社会改革者的视野,每次我们回望梁启超,都能够强烈感受到新的启迪与冲击。
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梅家玲说:“他提出的对文化遗产的检讨的理念,对于青春、对于一个全新国家形态的憧憬和追求,感染并召唤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直到现在,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风行,将“少年”一词在清末社会里变成一种时尚的革命名词,彼时追求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竞相以“少年中国之少年”或“新中国之少年”自称。1902年南洋公学学生组织“少年中国之革命军”,而汪精卫后来密谋行刺醇亲王载沣被捕,吟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名句,“少年也已经从概念、理想化身为血肉之躯、革命的先锋、未来历史的塑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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