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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乂,字德源,常州义兴人,徙家河南。祖环,开元中弘文馆学士。父将明,天宝末,辟河中使府。安禄山反,以计佐其帅,全并、潞等州。两京陷,被拘,乃阳狂以免。虢王巨引致幕府,历侍...
蒋乂,字德源,常州义兴人,徙家河南。祖环,开元中弘文馆学士。父将明,天宝末,辟河中使府。安禄山反,以计佐其帅,全并、潞等州。两京陷,被拘,乃阳狂以免。虢王巨引致幕府,历侍御史,擢左司郎中、国子司业、集贤殿学士。乂性锐敏,七岁时,见庾信《哀江南赋》,再读辄诵。外祖吴兢位史官,乂幼从外家学,得其书,博览强记。逮冠,该综群籍,有史才,司徒杨绾尤称之。将明在集贤,值兵兴,图籍肴舛,白宰相请引乂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张镒亦奇之,署集贤小职。乂料次逾年,各以部分,得善书二万卷。再迁王屋尉,充太常礼院修撰。贞元九年,擢右拾遗、史馆修撰。德宗重其职,先召见延英,乃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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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是记载中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新唐书》一共修了十七年,庆历四年,工部尚书宋祁主持修纂〈列传〉,至和元年(1054年),由欧阳修接续编修〈本纪〉、〈志〉、〈表〉。嘉祐五年(1060年)六月,全书告成。两人在七年内竟没见过面。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审阅。仁宗看后,发现这部史书出于二人之手,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于是令欧阳脩删改修饰为一体。欧阳脩此时却拒不修改,他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已意?”最后仅校阅过一遍,一无所易。
《新唐书》共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新唐书》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都被采辑编入。
编辑本段
修史经过
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即后来《旧唐书》)编成,但宋仁宗认为《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1044年)下诏重修。至和元年(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脩、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新唐书》对〈志〉十分重视,新增《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兵志》附以马政,原有的《天文志》和《历志》篇幅超过《旧唐书》三倍,新志载有文武百官的俸禄制度,为旧志所无。又有屯田、边镇、和籴等,皆旧志所无。《新唐书》也恢复立〈表〉,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历代官修正史〈表〉多缺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这是允评。列传部分由宋祁负责编写。王鸣盛还指出《新唐书》史表的设置有一些不足,“窃谓史之无表者,固宜补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补者……禁军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尽为所挠,并废立皆出其手,则左右神策中尉亦当表”。
新唐书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于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
清代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佑、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搞错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传中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佑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佑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佑”,而非“景佑”。显然,《宋祁传》是将“皇佑”误作“景佑”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
欧阳修
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佑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呜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佑”当为“皇佑”,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佑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佑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佑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
修撰《新唐书》的指导思想,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沬。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
编辑本段
缺失
《新唐书》修成之后,《旧唐书》便不再流传。据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载:“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但《旧唐书》较多保存唐代原始文献的面貌,而《新唐书》语多删节,徒增后世研究困扰,《直斋书录解题》则称“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如《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虽达到文字精湛,却失去许多珍贵史料,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每数帝共一赞,矫枉过正矣”;而《旧唐书》写得极为悲壮感人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在《新唐书》竟删得索然乏味。
欧阳脩与宋祁皆有排佛的偏见,故《新唐书》不见玄奘、一行等佛门之事迹,无以反映盛唐时期的佛教风采。韩通因反对陈桥兵变,《新唐书》无立传。韩愈曾为石洪作墓志,石洪官仅止于县尉,无奇伟之事迹,《新唐书》竟收此“谀墓之文”。《新唐书》虽列有《兵志》,却很空疏,例如《新唐书·兵志》记载:“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其议论不明,于史实亦不符。
《新唐书》大量采用笔记、小说,形成不少错误,《直斋书录解题》卷四批评《新唐书》“拾取小说私记,则皆附著无弃”,“徒繁无补”。王观国《学林》卷五“霓裳羽衣曲”亦云:“盖《国史补》虽唐人小说,然其记事多不实,修唐史者一概取而分缀入诸列传,曾不核其是否,故舛误类如此也。”
编辑本段
史料价值
新唐书
《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由于欧阳修过分强调写史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有些史实他是有意避讳的。如后周有位大将叫韩通。他忠于后周王朝,反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欧阳修就不给他立传。这在当时就遇到同辈的议论。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当时有个史学家刘攽(曾参加《资治通鉴》的编写),曾问欧阳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脱稿没有,焦说即将脱稿。刘又问:为韩瞠眼(韩通的外号)立传没有,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这个故事说明欧阳修也未能完全忠实于历史。这是时代给欧阳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说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书
《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最主要之点是封建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编写者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使用了极为恶毒的词汇,如“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等。对武则天,则诬为“弑君篡国之主”,声言写《武后本纪》目的为“著其大恶”,以便清算等等。诸如此类,都可看出《新唐书》在观点的正统方面更胜于《旧唐书》。在写法上,《新唐书》也有不及《旧唐书》的地方。例如有的纪、传失之太简,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评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尤其不应该的是由于排佛的偏见,《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翻译家和科学家,在《新唐书》中竟无反映。
编辑本段
后世评价
后人多批评欧阳脩撰《新唐书》“着意文字而忽略考证”(近代学者王欣夫语),作者正统思想尤为强烈。《新唐书》共计转录韩愈文16篇,在《藩镇·吴元济传》中全文载录韩愈的《平淮西碑》,《新唐书·韩愈传》“赞曰”,宋祁还说:“其道盖自比孟轲”,“可谓笃道君子”,肯定其功业与孟子“齐而力倍之”,“仰之如泰山、北斗”,这样的过誉,显得肉麻兮兮。
《新唐书》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十分反感,动不动辄以“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恶毒之语呼之。故《新唐书》不可取代《旧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多用《旧唐书》,朱熹的《通鉴纲目》重“春秋书法”,多用《新唐书》。由于《新唐书》存在不少问题,在颁行不久,吴缜写了《新唐书纠谬》,共举出该书四百六十条错误。在找出《新唐书》差错的同时,亦认为撰修者是“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
史家黄永年指出:“他(宋祁)用这种文体把《旧唐书》里原有的诏令、奏议以及记叙文字乱改一气。例如柴绍传有‘隋将桑显和来战,绍引军缭其背’,这‘缭其背’是什么意思呢?查对《旧唐书》,原来写的是‘绍引军直掩其背’。因宋祁嫌它不够古,所以硬用这个‘缭’字来替换‘直掩’,‘缭’是绕的意思,用在这里确实很奇,同时又很涩,因为使人读到这里就得打住,无法念下去。再如《旧唐书》的玄宗废太子瑛传有‘李林甫代张九龄为中书令,希惠妃之旨,托意于中贵人,扬寿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几句话。……宋祁却改成‘九龄罢,李林甫专国,数称寿王美以揠妃意,妃果德之’。这个‘揠’字本是拔的意思,宋祁用在这里当‘助长’‘迎合’来讲,确实够奇,不对照《旧唐书》谁又能看懂呢……”
《新唐书》一共修了十七年,庆历四年,工部尚书宋祁主持修纂〈列传〉,至和元年(1054年),由欧阳修接续编修〈本纪〉、〈志〉、〈表〉。嘉祐五年(1060年)六月,全书告成。两人在七年内竟没见过面。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审阅。仁宗看后,发现这部史书出于二人之手,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于是令欧阳脩删改修饰为一体。欧阳脩此时却拒不修改,他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已意?”最后仅校阅过一遍,一无所易。
《新唐书》共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新唐书》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都被采辑编入。
编辑本段
修史经过
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即后来《旧唐书》)编成,但宋仁宗认为《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1044年)下诏重修。至和元年(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脩、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新唐书》对〈志〉十分重视,新增《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兵志》附以马政,原有的《天文志》和《历志》篇幅超过《旧唐书》三倍,新志载有文武百官的俸禄制度,为旧志所无。又有屯田、边镇、和籴等,皆旧志所无。《新唐书》也恢复立〈表〉,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历代官修正史〈表〉多缺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这是允评。列传部分由宋祁负责编写。王鸣盛还指出《新唐书》史表的设置有一些不足,“窃谓史之无表者,固宜补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补者……禁军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尽为所挠,并废立皆出其手,则左右神策中尉亦当表”。
新唐书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于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
清代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佑、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搞错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传中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佑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佑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佑”,而非“景佑”。显然,《宋祁传》是将“皇佑”误作“景佑”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
欧阳修
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佑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呜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佑”当为“皇佑”,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佑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佑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佑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
修撰《新唐书》的指导思想,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沬。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
编辑本段
缺失
《新唐书》修成之后,《旧唐书》便不再流传。据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载:“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但《旧唐书》较多保存唐代原始文献的面貌,而《新唐书》语多删节,徒增后世研究困扰,《直斋书录解题》则称“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如《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虽达到文字精湛,却失去许多珍贵史料,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每数帝共一赞,矫枉过正矣”;而《旧唐书》写得极为悲壮感人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在《新唐书》竟删得索然乏味。
欧阳脩与宋祁皆有排佛的偏见,故《新唐书》不见玄奘、一行等佛门之事迹,无以反映盛唐时期的佛教风采。韩通因反对陈桥兵变,《新唐书》无立传。韩愈曾为石洪作墓志,石洪官仅止于县尉,无奇伟之事迹,《新唐书》竟收此“谀墓之文”。《新唐书》虽列有《兵志》,却很空疏,例如《新唐书·兵志》记载:“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其议论不明,于史实亦不符。
《新唐书》大量采用笔记、小说,形成不少错误,《直斋书录解题》卷四批评《新唐书》“拾取小说私记,则皆附著无弃”,“徒繁无补”。王观国《学林》卷五“霓裳羽衣曲”亦云:“盖《国史补》虽唐人小说,然其记事多不实,修唐史者一概取而分缀入诸列传,曾不核其是否,故舛误类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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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价值
新唐书
《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由于欧阳修过分强调写史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有些史实他是有意避讳的。如后周有位大将叫韩通。他忠于后周王朝,反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欧阳修就不给他立传。这在当时就遇到同辈的议论。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当时有个史学家刘攽(曾参加《资治通鉴》的编写),曾问欧阳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脱稿没有,焦说即将脱稿。刘又问:为韩瞠眼(韩通的外号)立传没有,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这个故事说明欧阳修也未能完全忠实于历史。这是时代给欧阳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说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书
《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最主要之点是封建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编写者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使用了极为恶毒的词汇,如“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等。对武则天,则诬为“弑君篡国之主”,声言写《武后本纪》目的为“著其大恶”,以便清算等等。诸如此类,都可看出《新唐书》在观点的正统方面更胜于《旧唐书》。在写法上,《新唐书》也有不及《旧唐书》的地方。例如有的纪、传失之太简,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评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尤其不应该的是由于排佛的偏见,《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翻译家和科学家,在《新唐书》中竟无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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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评价
后人多批评欧阳脩撰《新唐书》“着意文字而忽略考证”(近代学者王欣夫语),作者正统思想尤为强烈。《新唐书》共计转录韩愈文16篇,在《藩镇·吴元济传》中全文载录韩愈的《平淮西碑》,《新唐书·韩愈传》“赞曰”,宋祁还说:“其道盖自比孟轲”,“可谓笃道君子”,肯定其功业与孟子“齐而力倍之”,“仰之如泰山、北斗”,这样的过誉,显得肉麻兮兮。
《新唐书》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十分反感,动不动辄以“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恶毒之语呼之。故《新唐书》不可取代《旧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多用《旧唐书》,朱熹的《通鉴纲目》重“春秋书法”,多用《新唐书》。由于《新唐书》存在不少问题,在颁行不久,吴缜写了《新唐书纠谬》,共举出该书四百六十条错误。在找出《新唐书》差错的同时,亦认为撰修者是“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
史家黄永年指出:“他(宋祁)用这种文体把《旧唐书》里原有的诏令、奏议以及记叙文字乱改一气。例如柴绍传有‘隋将桑显和来战,绍引军缭其背’,这‘缭其背’是什么意思呢?查对《旧唐书》,原来写的是‘绍引军直掩其背’。因宋祁嫌它不够古,所以硬用这个‘缭’字来替换‘直掩’,‘缭’是绕的意思,用在这里确实很奇,同时又很涩,因为使人读到这里就得打住,无法念下去。再如《旧唐书》的玄宗废太子瑛传有‘李林甫代张九龄为中书令,希惠妃之旨,托意于中贵人,扬寿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几句话。……宋祁却改成‘九龄罢,李林甫专国,数称寿王美以揠妃意,妃果德之’。这个‘揠’字本是拔的意思,宋祁用在这里当‘助长’‘迎合’来讲,确实够奇,不对照《旧唐书》谁又能看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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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乂,字德源,祖籍是常州义兴,是迁家到河南的。祖父名环,开元年间任弘文馆学士。父名将明,天宝末年,被任命为河中使府。安禄山造反,蒋将明以计策辅佐他的主帅,保全并、潞等州。两京陷落,他被捉,因装疯得以幸免。虢王李巨招引他到幕府,担任侍御史(侍御史,官名),又提拔为左司郎中、国子司业、集贤殿学士。蒋乂天性敏锐,七岁时,见到庾信的《哀江南赋》,读了两遍就能背诵。外祖父吴兢任史官,蒋乂从小跟从外家(外家,泛指母亲和妻子的娘家)学习,得到外祖父的书,就博览强记。等到成年,他总括群书,有修史的才能,司徒杨绾格外称赞他。蒋将明在集贤殿时,恰逢兵祸兴起,图画书籍混杂错乱,就禀告宰相请求引荐蒋乂入书院,帮忙出力整理比对。宰相张镒也赞赏他,让他暂任集贤殿的小官。蒋乂编排整理一年多,各自分类,得到善本二万卷。两次升迁后为王屋县长官,充任太常礼院修撰一职。贞元九年,被提拔为右拾遗、史馆修撰。德宗看重这个职位,先在延英殿召见他,才任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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