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没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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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领导南方八省的红军部队留在当地打游游击战争.这支部队在抗战爆发后改编为新四军,所以陈毅没有参加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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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率红军主力8.6万人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时，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和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为办事处主任，负责领导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掩护、策应红军主力转移后，就地或在邻近地区开展革命斗争。党中央还要求项英必须等红军主力突围到湖南后，才能公开红军主力转移的消息；中革军委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作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最后坚守的阵地。
当时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共约1.6万人，连同政府机关、伤病员，共约3万人。看起来人数不少，而有枪的少，半数手持大刀、梭镖，伤病员还需要别人保护和照顾。而此时陈毅因负伤，右胯骨粉碎性骨折，刚做手术，还躺在医院里。这看出，项英肩上的担子是艰巨的。那时中央领导人都随军长征，唯独项英被留下坚持斗争，然而他以革命利益为重，二话没讲，勇敢地担当起这个重任。
10月上旬，项英先指挥留下的部队接防，让主力开赴指定地域作转移准备。接防部队积极阻滞敌人，掩护主力集结。同时为主力补充兵员，增强主力红军的战斗力量。
10月12日，项英在瑞金梅坑送别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后，第二天上午赶到医院看望陈毅，询问伤势，向他传达了党中央赋予的任务和要求，就如何掩护、策应红军主力转移交换了意见。下午，他同分局其他委员交换了意见。
10月14日上午，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举行第一次会议。由于会议内容重要，陈毅被用担架抬进会场。中央各部门留下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项英在传达党中央和军委赋予的任务及要求后，指出：党中央和军委率红军主力能否胜利转移，关系到现时全党、全国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留在苏区的部队和党政干部，要认清革命大局，积极行动，以掩护、策应党中央和军委率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我们作为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当今首先要做好掩护、策应。项英这番话，表明了他对党的赤胆忠心。
项英组织掩护、策应，从三方面进行：（1）阻滞敌人进攻，掩护红军主力于10月21日踏上了征途。（2）党政机关对外暂不改变办公形式，《红色中华》报照常出版，使国民党方面搞不清中共中央机关走了没有，红军主力走了多少。《中央日报》11月3日还报道说在瑞金的中共中央机关已“迁往于都”，到蒋介石11月中旬彻底弄清红军主力西征的战略意图时，红军主力已从湖南西进。（3）拖住更多敌人，至当年年底，将国民党军两个纵队、15个师又两个旅被拖在中央苏区，从而减轻了红军主力转移途中的压力，策应了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对当时掩护、策应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时为中央分局委员、后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于1982年指出：“南方的游击战，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了蒋介石的兵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前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红军和游击队的掩护、策应，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不知会增加多少困难和艰险。这是项英在领导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初期被埋没的一个贡献。
项英在组织对红军主力转移掩护、策应的同时，还作了开展游击战的准备。对已经或即将被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作出部署，建立游击队，培训骨干。陆续派得力干部去各地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为在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作准备，组建了领导机构。对部队进行整顿，加强思想教育，调整组织，严格纪律，学习游击战术，使战斗力得到提高。对伤病员，抓紧治疗和安置。
1935年2月5日，项英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万万火急”电报，要求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由项英、陈毅、贺昌组成，项为主席。13日，中央又就坚持游击战争对中央分局作出指示。项英和分局立即作出贯彻部署，留在那里的机关部队分9路突围。他对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强调：要保存有生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至2月底，8路陆续突围。
3月9日，项英和陈毅在于都率1个营最后突围时，被敌阻击突不出去，改为分散行动。这时，项英、陈毅巧遇原代英县（今属福建省上杭县）县委书记曾纪财，带着他们绕过敌人封锁线，于3月下旬到达江西大余县东南的油山廖地，与中共赣粤边特委领导人会合。从这时起，项英、陈毅便同党中央失去联系，开始独立地组织活动。到油山后，项英化名叫“老周”，陈毅化名叫“老刘”，以利保密。
从当年4月起，到1937年7月两年多时间里，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一起，领导地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扬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斗争策略，同强于自己几倍至数十倍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殊死搏斗，粉碎了国民党军妄图消灭红军游击队的阴谋。他们面对“清剿”，常年在山林里搭棚居住；化整为零，组成武装工作组；频繁转移，使敌人难寻目标；千方百计解决吃饭问题，群众支援，向土豪劣绅要，自己采山果、吃野菜，找不到就挨饿，陈毅诗词中所说“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的情况是常有的事。他们根据敌强己弱的特点，确定了游击战的基本原则，“赚钱就干，赔本不干”，有目的地战斗，采取打伏击、截后尾、搞突袭、奇袭敌后方等办法，来打击敌人。他们运用灵活的政策，对保甲长区别对待，多方争取，建立两面政权，便于生存立足。他们大力巩固内部，经常进行革命前途和革命气节教育，树立依靠人民群众的观念，加上项英、陈毅个人的表率作用，增强了凝聚力，使游击队不断巩固和壮大。在那期间，项英、陈毅多次遇到危险，由于他们的机智，化险为夷。
项英在领导开展游击战争过程中，十分注意保存有生力量，认为保存了“这些火星，定能烧遍万里江山”。他积极提高指战员的素质，编写了《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还将战术原则编成歌诀，便于指战员学习。他在那消息闭塞的年代，凭着丰富的领导经验，善于从国民党的报纸上来获取信息。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等，都是从报上得知的；国民党在报上骂“匪首”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黄道、叶飞、粟裕、刘英、高敬亭、谭余保、傅秋涛等在各地“活动猖獗”，从反面佐证了这些人还活着，正在各地开展游击战争，他感到莫大的欣慰。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项英和陈毅根据情况变化和党中央指示精神，迅速领导赣粤边红军游击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行由反蒋到“联蒋”、由内战到抗日的战略转变，500多名（后增至700多名）红色健儿下山集中整训，准备开赴抗日前线。项英于10月与党中央取得联系，11月7日到达延安回到党中央身边。
为宣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业绩，中共中央办公厅已于2006年4月批准江西省委的报告，在大余县修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个纪念馆正在筹建中。
当时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共约1.6万人，连同政府机关、伤病员，共约3万人。看起来人数不少，而有枪的少，半数手持大刀、梭镖，伤病员还需要别人保护和照顾。而此时陈毅因负伤，右胯骨粉碎性骨折，刚做手术，还躺在医院里。这看出，项英肩上的担子是艰巨的。那时中央领导人都随军长征，唯独项英被留下坚持斗争，然而他以革命利益为重，二话没讲，勇敢地担当起这个重任。
10月上旬，项英先指挥留下的部队接防，让主力开赴指定地域作转移准备。接防部队积极阻滞敌人，掩护主力集结。同时为主力补充兵员，增强主力红军的战斗力量。
10月12日，项英在瑞金梅坑送别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后，第二天上午赶到医院看望陈毅，询问伤势，向他传达了党中央赋予的任务和要求，就如何掩护、策应红军主力转移交换了意见。下午，他同分局其他委员交换了意见。
10月14日上午，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举行第一次会议。由于会议内容重要，陈毅被用担架抬进会场。中央各部门留下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项英在传达党中央和军委赋予的任务及要求后，指出：党中央和军委率红军主力能否胜利转移，关系到现时全党、全国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留在苏区的部队和党政干部，要认清革命大局，积极行动，以掩护、策应党中央和军委率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我们作为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当今首先要做好掩护、策应。项英这番话，表明了他对党的赤胆忠心。
项英组织掩护、策应，从三方面进行：（1）阻滞敌人进攻，掩护红军主力于10月21日踏上了征途。（2）党政机关对外暂不改变办公形式，《红色中华》报照常出版，使国民党方面搞不清中共中央机关走了没有，红军主力走了多少。《中央日报》11月3日还报道说在瑞金的中共中央机关已“迁往于都”，到蒋介石11月中旬彻底弄清红军主力西征的战略意图时，红军主力已从湖南西进。（3）拖住更多敌人，至当年年底，将国民党军两个纵队、15个师又两个旅被拖在中央苏区，从而减轻了红军主力转移途中的压力，策应了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对当时掩护、策应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时为中央分局委员、后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于1982年指出：“南方的游击战，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了蒋介石的兵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前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红军和游击队的掩护、策应，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不知会增加多少困难和艰险。这是项英在领导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初期被埋没的一个贡献。
项英在组织对红军主力转移掩护、策应的同时，还作了开展游击战的准备。对已经或即将被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作出部署，建立游击队，培训骨干。陆续派得力干部去各地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为在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作准备，组建了领导机构。对部队进行整顿，加强思想教育，调整组织，严格纪律，学习游击战术，使战斗力得到提高。对伤病员，抓紧治疗和安置。
1935年2月5日，项英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万万火急”电报，要求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由项英、陈毅、贺昌组成，项为主席。13日，中央又就坚持游击战争对中央分局作出指示。项英和分局立即作出贯彻部署，留在那里的机关部队分9路突围。他对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强调：要保存有生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至2月底，8路陆续突围。
3月9日，项英和陈毅在于都率1个营最后突围时，被敌阻击突不出去，改为分散行动。这时，项英、陈毅巧遇原代英县（今属福建省上杭县）县委书记曾纪财，带着他们绕过敌人封锁线，于3月下旬到达江西大余县东南的油山廖地，与中共赣粤边特委领导人会合。从这时起，项英、陈毅便同党中央失去联系，开始独立地组织活动。到油山后，项英化名叫“老周”，陈毅化名叫“老刘”，以利保密。
从当年4月起，到1937年7月两年多时间里，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一起，领导地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扬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斗争策略，同强于自己几倍至数十倍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殊死搏斗，粉碎了国民党军妄图消灭红军游击队的阴谋。他们面对“清剿”，常年在山林里搭棚居住；化整为零，组成武装工作组；频繁转移，使敌人难寻目标；千方百计解决吃饭问题，群众支援，向土豪劣绅要，自己采山果、吃野菜，找不到就挨饿，陈毅诗词中所说“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的情况是常有的事。他们根据敌强己弱的特点，确定了游击战的基本原则，“赚钱就干，赔本不干”，有目的地战斗，采取打伏击、截后尾、搞突袭、奇袭敌后方等办法，来打击敌人。他们运用灵活的政策，对保甲长区别对待，多方争取，建立两面政权，便于生存立足。他们大力巩固内部，经常进行革命前途和革命气节教育，树立依靠人民群众的观念，加上项英、陈毅个人的表率作用，增强了凝聚力，使游击队不断巩固和壮大。在那期间，项英、陈毅多次遇到危险，由于他们的机智，化险为夷。
项英在领导开展游击战争过程中，十分注意保存有生力量，认为保存了“这些火星，定能烧遍万里江山”。他积极提高指战员的素质，编写了《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还将战术原则编成歌诀，便于指战员学习。他在那消息闭塞的年代，凭着丰富的领导经验，善于从国民党的报纸上来获取信息。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等，都是从报上得知的；国民党在报上骂“匪首”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黄道、叶飞、粟裕、刘英、高敬亭、谭余保、傅秋涛等在各地“活动猖獗”，从反面佐证了这些人还活着，正在各地开展游击战争，他感到莫大的欣慰。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项英和陈毅根据情况变化和党中央指示精神，迅速领导赣粤边红军游击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行由反蒋到“联蒋”、由内战到抗日的战略转变，500多名（后增至700多名）红色健儿下山集中整训，准备开赴抗日前线。项英于10月与党中央取得联系，11月7日到达延安回到党中央身边。
为宣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业绩，中共中央办公厅已于2006年4月批准江西省委的报告，在大余县修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个纪念馆正在筹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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