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那场著名的“朋党之争”是如何发生的？
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枢密副使富弼掌管宦员的升迁权，他订立新章，规定宗邑局务任期三年，不许谋求连任。宦官对这个规定非常不满，怀恨在心。
被罢去宰相职位的吕夷简看准了这个机会，动员其党羽，再次掀起朋党谣言。
被罢去枢密使的夏竦乘机出来配合，说“朋党之论，滋不可解”。
吕夷简更是指使宦官蓝元震上疏，密告朋党之危，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就是人们说的四贤，他们这几个人拉帮结派，结为朋党，致使五六十人相互提挈，占据了朝廷的要害部门，握持朝政，误国迷朝，假公济私，胡作非为，没有人与其争锋。
朋党是宋朝统治者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设立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景祐年间，吕夷简就是以朋党为，将范仲淹逐出京城的。
宦官是皇帝的心腹，他们时刻呆在皇帝的身边，说话方便，做小动作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蓝元震的奏疏递上去后，立即引起了赵祯的疑心。他立即召见范仲淹，问道：“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结朋党吗？”
范仲淹回答说，他在边疆带兵打仗的时候，勇敢作战的人自结为党，共同杀敌。朝廷也是这样，邪正各有其党。这就要靠圣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是没有害处的。
范仲淹的奏言，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分朋分党。
正在这时，欧阳修也进呈著名的《朋党论》，表达对范仲淹的支持。
赵祯一直对朋党存有戒心，他对欧阳修呈上的《朋党论》似乎很不满意，在最敏感的朋党问题响彻朝廷，在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反对改革的叫嚣连成一片的情况下，赵祯对更革弊事的迫切心情很快就消失了。
夏竦是一个政坛上的老油条，他敏锐地觉察到皇上对范仲淹改革的热情降温了，差的就是没有下诏停止改革。他欲置改革派于死地，精心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石介富弼政变案”。
石介是兖州人，时年三十九岁，任太子中允，在集贤院当值。曾作《庆历圣德诗》，公开颂扬新政人物，指斥夏竦是一个大奸臣。
一个偶然的机会，夏辣得到了石介写给枢密副使富弼的一填充书信，信中在“行伊、周之事”之句。意思是说，愿意共同做周朝伊尹、周公那样的贤臣，辅佐皇帝，做一番大事业。
夏竦有一个家奴叫萧娘，此人是位才女，夏竦命她临摹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致富弼的密信，信中改“行伊、周之事”为“行伊、霍之事”。一字之差，性质完全变了。
霍指的是西汉权臣霍光，意即要像西汉权臣霍光那样任意废立皇帝，同时还伪造了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好的废立皇帝的诏书。
夏竦及其党羽拿着伪造的书信到处张扬，诬陷富弼和石介；吕夷简及其党羽发起了对富弼的声讨，并诬陷范仲淹不忠。
宦官们将伪书上呈赵祯，并以石介的亲笔与伪书相对照，笔迹完全相同。赵祯虽然连说不相信，但心中的疑虑更深了。
范仲淹到此时才预感到处境的险恶。
他虽然知道这是有人捣鬼，但又拿不出证据。
如果这件案子坐实了，他自己、富弼、石介都是灭九族之罪。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夏竦、吕夷简等人的阴险、诡诈、凶狠和残忍，为达到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
改革的形势越来越严峻，皇上已经起了疑心，要想使改革继续进行下去，恐怕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
他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更斗不过吕夷简、夏竦一伙人。他的改革之心彻底死了。
正在这时，西夏与契丹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范仲淹自请以河东、陕西安抚使身份离开京师，重返西北边境。
赵祯答应了他的要求，同时，富弼以河北宣抚使离开京师；欧阳修早已奉使去了河东，余靖也自请放外任。改革派被迫退却了。
范仲淹等人虽然被贬出了京城，京城的那帮人似乎还不想放过他们。
庆历五年（1045年）初，罢范仲淹参知政事，出知邠州；罢富弼枢密副使，出知郓州。
同时宣布废除新法。十一月，罢范仲淹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流放邓州。
“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昙花一现地夭折了。
积弊难返的北宋，咽不下一剂猛药。
庆历新政失败后不久，宰相杜衍也被免职了。
继任者是陈执中，夏竦重新回到枢密使的职位上，文彦博为参知政事。
本来，赵祯是要夏竦做宰相，朝中的谏官御使们一再上表弹劾，反对夏竦当宰相，才改任枢密使。
夏竦是一个佞臣，这种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能折腾，在这种人的眼里，权和名利比什么都重要，谁损害了他的个人利益，谁的声望威胁到他的地位，谁就得消失。他们的眼里只有自己，没有朝廷，没有国家利益。
有个涿州人叫王则，早年因饥饿流落贝州，卖身为奴，靠替主人牧羊糊口，后来投奔宣毅军当了一名小校，在军营里厮混，结识了不少的朋友。
王则脑子灵活，野心也不小，他见贝州的民俗崇尚妖幻，便经常散布一些谣言蛊惑人心，引导人们迷信，并自创兴民党，印制五龙滴泪经书及诸图谶书，送给士兵和百姓诵读，扬言天下将有大乱，只有投入兴民党，才能保得平安无事。
贝州的百姓和军营的士兵不辨真假，纷纷加入了王则的兴民党，兴民党的声势迅速强大起来。
州官张峦也加入兴民党，而且为王则出谋划策，约于庆历八年（1048年）元旦，烧毁澶州浮桥，集众起事。并联络同党致书北京留守贾昌朝，请他作为内应，一同起来造反。
贾昌朝虽然不排斥兴民党，但也不敢贸然起兵同朝廷作对，命人拘拿了送信的人。
王则得知送信的人被拘，担心机谋泄露，决定提前起事，时间定在庆历七年（1047年）冬至。
冬至这一天，贝州知州张得一正与官属拜谒天庆观，突然，王则率领的叛众冲进来，张得一和他的同僚们无处逃避，全都被活捉了。叛众活捉了州官之后，一齐拥到府库，向通判董元亨逼要府库钥匙，欲乘机抢劫府库里的财物。
董元亨坚决不给，并厉声骂贼。叛众杀了董元亨，砸开库门，将里面的财物抢劫一空。兵马都监田斌率兵与叛众展开巷战，因寡不敌众而退出城外，退保南关。
北京指挥使马遂得知王则叛乱，忙报知贾昌朝，请求率兵讨贼。贾昌朝认为王则只是一个乱贼，难有所作为，便写了一封信，命马遂持信前往贝州招降。
马遂到了贝州后，费尽了口舌劝降，王则不为所动。马遂一怒之下，突然离座，冲上前去扼住王则的咽喉，要同他拼命。
这是在人家的地盘上，独自一人、赤手空拳，能有效果吗？除了死，马遂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有人说，这是贾昌朝借刀杀人。
王则占据贝州后，居然建立国号，叫做安阳，改元得圣，旗帜号令，均用佛号，手下的将领以佛为号，封为斗胜佛、无量寿佛、弥勒佛等等。
贝州城四面有楼，王则竟改楼为州，各取一个州名。在徒众中命几个头目为知州，贝州似乎真的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为了防止城内人民外逃，王则还订立五五联保的禁令，就是一人缒城逃跑，其余四人负联保责任，一齐斩首。
王则，活脱脱一个无知无识的草头王。
赵祯得知贝州民变，立即命开封知府明镐为按抚使，率兵前往征讨。
明镐率兵直抵贝州城下，城内州民汪文庆等人，自城上射下帛书，愿为内应。
半夜时分，汪文庆等到人从城上放下绳索，官军数百人登上城墙，还是被发现了，因官兵人数太少，寡不敌众，只得原路返回。
贝州城城墙高厚，易守难攻，明镐率军数次攻城，毫无进展。经过一番讨论，决定挖掘地道攻城。他将地道选在城南，却在城北组织佯攻，以牵制贼军的注意力。
正在这时，宣抚使文彦博突然到了贝州，传旨命明镐为副使，明镐拜受诏命后，迎文彦博进入中军帐。
两人一阵寒暄之后，便转入正题，谈起了军务，文彦博说，此前明镐送往京城的奏议都卡在中途，没有送呈御览，问他是否知道其中的原因。
明镐思索一下，试探地说：“难道是夏枢密从中捣鬼？”
事情正如明镐所料，原来，夏竦忌妒明镐，担心他在贝州平叛党立功，遇有明镐的奏折，便百般阻挠，使之很难传到赵祯的御案前。文彦博对此事颇有不平，所以在出使河北时对明镐提起了这件事。
文彦博见明镐一猜即中，不由哈哈大笑，并说今后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因为他出京时，已经奏闻皇上，有专奏权，今后不会受到夏竦的掣肘了。所谓专奏权，就是直接向皇上上本，不需经枢密院、中书省转呈。
旬日后，地道掘成，明镐率军从地道攻进贝州，一举破城，活捉王则、知州张德一。
捷报传到京师，夏竦不相信这是真的，于是，朝廷下令，将拘拿的人犯押送进京。
文彦博亲自将王则押送进京，交由两府审讯核实后，推到菜市口斩首示众。王则从起事到斩首示众，前后只有六十六天时间。
一场闹剧结束了，有旨赏功晋爵。授文彦博同平章事，明镐为端明殿学士。贾昌朝也受封安国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