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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爱情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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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 故事 是美丽的，关于名人的爱情故事就增添了一些神秘感。下面就是我给大家整理的历史名人爱情小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历史名人爱情小故事篇1：徐志摩与陆小曼 万种风情无地着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交往，用“爱得轰轰烈烈”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陆小曼的丈夫王赓时任哈尔滨警察厅长，虽不在北京，但侯门如海，徐志摩要用钱来贿赂门房(每次500元) 才有可能与陆小曼见面，而陆小曼给徐志摩写 情书 不但要用英文，连寄信也只能自己抽空出去寄。几经波折，徐陆二人的恋情愈演愈烈，弄得满城风雨，王赓甚至还拔出枪来威胁陆小曼，但这一切都遏止不住二人的热情。对于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郁达夫的看法颇为中肯：“他们的一段浓情，若在进步的社会里，有理解的社会里，岂不是千古的美谈?忠厚柔艳和小曼，热烈诚挚如志摩，遇合在一起，自然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了，哪里还顾得到纲常伦教?更哪里还顾得到宗法家风? ”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举行婚礼，梁启超为证婚人，胡适为介绍人。他们的婚礼，真可以算得上是“别开生面”，梁启超作为徐志摩的老师，在婚礼上进行中引经据典地来了一通训词，训斥这一对新婚夫妇：“你们都是离过婚，重又结婚的，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最后还来了一句“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的结婚!”但徐志摩这样的历尽千辛万苦去追求，去试验梦想中神圣的爱的境界，虽有“不顾一切，带有激烈的燃烧性”且“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势非至于将全宇宙都烧成赤地”的热情，终于还是落个失败的结局，思之令人感慨。
　　历史名人爱情小故事篇2：张学良与两个四小姐的阴谋之恋
　　两个四小姐

　　台湾记者林博文曾说：“张学良的心爱之人，大多排行为四，有朱四小姐，赵四小姐，后来又有了一位蒋四小姐!”看来张少帅对“四”情有独钟。朱四小姐很早就退出张学良的江湖了，倒是后来两位四小姐，像双生花一样和张少帅纠结了一生一世。

　　第一位四小姐赵一荻不但搭进自己的一生，还把整个家族都搭进去了。

　　1928年3月，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赵庆华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纸轰动一时的声明，要与四女赵一荻断绝父女关系：“四女绮霞，近日为自由平等所感，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规条第十九条及二十二条，应行削除其名，因此发生任何隋事，概不负责。”过了几天，赵庆华又声言自身惭愧，旋即辞去交通部次长的职务，从此不再为官，退隐而居。

　　赵家此举，让当时私奔门的男主角张学良大惑不解，他问赵四小姐：“你父亲既然同意你来此，为什么又登报声明?”面对张学良的嗔怪，赵四小姐一言未发，想必她是明白父亲的苦心的。

　　这位赵庆华可是个人物，他家祖上是浙江兰溪的书香世家，他12岁那年就请求父亲让他去香港求学，小小年纪混迹于大清官场，没有任何政治靠山却能平步青云，民国成立以后，他又很快跻身重要官员的行列之中。老谋深算的他早已预见了小赵这场恋爱的结果，她爱的这个男人红粉知己无数，他邀请她到奉天旅游，单纯的她连个名分都没有就稀里糊涂地跟去，最终恐怕难逃被始乱终弃的命运，于是他使出了先登报后辞官这一招双响炮连环计，把张学良拴死了，张学良惟一的出路就是——和赵四小姐好下去。

　　大家族的人真是有大智慧啊。

　　老赵把张学良所有退路都堵死的同时，还堵住了另一个女人的来路，那就是蒋家四小姐蒋士云。她也是个官宦千金，容貌不亚于赵四小姐，才情更胜一筹。作为外交官蒋履福的千金，16岁的蒋士云随父母远下欧洲，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1927年，蒋士云认识了风流倜傥的张学良，心意暗结，但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始终是她心里越不过的坎。她没赵四小姐这么勇敢，她老爸也不像赵庆华那般运筹帷幄。

　　1931年3月初，蒋士云结束巴黎学业回国。据说她回国前曾暗下决心，要不计任何名分地和张学良在一起。可是刚到北平，她就从一位来访的女友口中惊悉：张学良身边已有了一位“女秘书”赵四小姐。

　　江南名媛蒋四小姐自然不肯屈居在北地佳丽赵四小姐之下，她郁闷地远走罗马，决意从张学良的生活中消失。

　　红白玫瑰秀

　　1936年，“西安事变”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赵四小姐的命运。张学良被软禁后，一开始由赵四小姐陪伴，后来于凤至想见张学良，赵四小姐只得去了香港。1939年秋，陪伴张学良过囚禁生活的于风至患上了严重的乳腺癌，必须马上 出国 就医。于是，张学良提出由赵四小姐前来接替。张学良的请求虽然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并责成戴笠亲去办理，但戴笠不相信赵四小姐能来。

　　赵四小姐居然来了一出美国托孤，将未满十岁的惟一的儿子交给美国友人抚养，连日从香港奔赴贵州修文县阳明洞，自投囚笼，就像1928年的春天，不计名分投奔爱情一样。赵四小姐可能不是个好妈妈，却是个绝世好情人，为了爱人，她可以合弃爱子、自由和舒适优越的生活。从那时起，赵四小姐再未见过母亲，直到她的母亲吕葆贞于1953年去世。

　　赵四小姐对张学良可谓用情至深，但张学良对蒋四小姐始终无法忘怀，她们对他来说，一个是生活的伴侣，一个是精神上的情人，如同红玫瑰与白玫瑰。虽然赵四小姐还没蜕变成蚊子血或饭渣子，蒋四小姐却是他胸口的朱砂痣。

　　话说蒋四小姐离开张学良后，在欧洲遇到了原配新丧的中央银行总裁、建筑大师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贻，两个失意的人一拍即合。她和贝祖贻在上海结婚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张学良正背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代蒋介石受过，焦头烂额之际，他仍不忘派人给蒋士云送去贺礼。

　　蒋四小姐的目光也一直没有远离过张学良，“9·18”事变爆发之时，她马上寄书张学良：“尽其所能，与敌抵抗，否则将军将留下千古骂名。”两年后，奉命不抵抗的张学良槠家眷来到伦敦，蒋士云进言：“汉卿，我盼望你有一天为国土完整做·番惊天动地的伟业，这才是我们心中的少帅!”

　　西安事变后，通过丈夫贝祖贻的关系，她弄到一张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的旁听券。审判时，她一直坐在张学良后面，张学良离开法庭时，两人驻足凝望，虽是惊鸿一瞥却又有千言万语。　法庭上赵四小姐和绯闻女友蒋四小姐第一次短兵相接，各自暗怀揣测，在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两个女人都为这个男人纠结和怨恨着。也许，赵四小姐一生都在逃避着蒋士云这个名字。

　　近香远醋二人转

　　虽然蒋四小姐已经是贝夫人，却一直关心着张学良，即使张学良被秘密押至蒋介石的故里奉化，她也能通过戴笠和贝祖贻的交情，到雪窦山探望。对此，赵四小姐一直耿耿于怀，直到贝祖贻辞掉职务，和蒋士云一起定居美国，她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赵四小姐和张学良于1946年11月被押往台湾，之后一直幽禁在新竹县井上，那是—个人烟稀少的大山，他们在那是一呆就是10余年。

　　井上生活条件恶劣，但在赵四小姐的心里，这段与世隔绝的时光，是最幸福最安全的时光，因为这一段艰苦的幽禁岁月是她和张学良两个人的。养尊处优的她俨然成为最普通的家庭主妇，不但能够熟练地使用缝纫机缝制衣被，还能够喂养家鸡，将鸡蛋作为难得的“营养品”给张学良滋补身体。但骨子里她依旧是大家闺秀，服饰妆容一丝不苟，她在粗糙的生活中顽强地保持着自己骨子里的优雅与美丽。

　　原本同于凤至相熟的宋美龄是不喜欢这位赵四小姐的，但随着岁月的洗礼，宋美龄对赵四小姐愈加敬重。1960年，宋美龄劝张学良弃佛教信____。弃佛之后，张学良主张一夫一妻，却又左右为难，既合不得原配也放不下赵四小姐，于凤至知道后马上同意了离婚，她在一封信中说：“赵四小姐是位难得的女子，25年来一直陪着汉卿同生死，共患难，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对她也十分敬佩。”原配被赵四小姐的执着感动，成就了她30年的苦恋，1964年7月4日，51岁的赵四小姐与64岁的张学良举行了婚礼，做了一回“白发新娘”。

　　赵四小姐虽然修成正果，但张学良的红颜知己蒋四小姐并未就此退出江湖。

　　1975年春天，蒋介石在台湾病逝。蒋士云意识到，横亘在她和张学良之间的障碍似已消除。几经周折，1980年春天，蒋士云悄然从美国飞去台湾，却没有见到想见的人，因为张学良被赵四小姐拦住了，她不希望他跟蒋四小姐见面。蒋士云说：“这大概是女人跟女人之间总有看不开的地方，我就没有这种女人气。”她还说，“张学良现在大概要整天坐着了，真没意思。我要是陪着他，不会像赵一荻这样做的。”

　　其实，就像后来的许多人不懂当年的赵庆华一样，蒋士云也未必就能懂得赵一获与张学良的有意思与没意思。不过，如果她也遇到别的女人抓住一切机会，拼死拼活要见自己丈夫的时候，就不会这样说了。

　　蒋四等来黄昏情

　　蒋四小姐终于如愿以偿了。

　　1991年3月，张学良和赵一荻飞赴美国探亲，刚到旧金山，他就对身边的人说：“我想一个人到纽约去会会朋友，而且还是个女朋友!”多数人误以为肯定是多年不见的蒋夫人，然而那时候宋美龄恰好回到了台湾。只有赵四小姐知道，张学良说的是谁。张学良曾经说：“于凤至是最好的夫人，赵一获是最患难与共的妻子，贝太太是最可爱的女友，我的最爱在纽约。”这一次赵四小姐没有再拦张学良，她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的人生夙愿。

　　张学良—人飞去纽约见贝太太蒋士云，并下榻其公馆，赵—荻一人飞回洛杉矶的儿子张间琳家中。

　　1982年贝祖贻病殁以后，蒋士云身边只有一女，她和继子继女们并无多少往来，而女儿也只在每周六回到曼哈顿的高级住宅，和母亲共度周末。张学良的到来，给寂寞中的贝夫人带来了意外欢喜。

　　张学良在纽约期间，蒋士云俨然成了他的经纪人，代为安排所有的活动。赵四小姐喜欢清静，不喜欢张学良会友，她偏偏把张学良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包括他与他当年的部下、后为解放军将军的吕正操等重要客人的会面，与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工作人员的接触，与哥大 留学 生们的座谈等等，都是蒋士云代为联络和议定的。91岁生日，坐在张学良身边的也是这位蒋四小姐而不是赵四小姐，致使外界一度神经兮兮地猜测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即将发生婚变，很是热闹了一阵。但赵四小姐自始至终都没有去烦张学良一下，她内心的感受也从未对人讲起。这位饱经沧桑的老太太胸怀之豁达，已不是凡俗之辈所能揣度。

　　情归夏威夷

　　1991年6月下旬，赵一荻把张学良从纽约接回旧金山转道回台湾，一年后张学良夫妇飞到夏威夷定居，共度一生最后的日子。从此，蒋四小姐就没有和张学良见面的机会了，张学良甚至没有再接过她的电话。蒋士云对此抱怨说：“他在台湾的时候我还跟他通过电话，离开台湾以后就没有消息了。我打过一次，打不进去。我知道有人阻拦……”

　　风流少帅晃悠了一辈子的心，终于在陪了自己一辈子的女人赵四小姐那里找到了安宁。赵四小姐已是风烛残年，早期的幽禁环境十分恶劣，她患过红斑狼疮、有过骨折，由于长期抽烟，肺部还出现癌变而切除了半边肺叶，之后一直呼吸困难。她从不单独接受记者采访，也不愿讲述一生经历，她陪伴了张学良一辈子，他们早已心意相通。所以，面对和自己较了一辈子劲的蒋四小姐的喧嚣，她只淡然一笑。

　　88岁的她撑着沉疴之体，陪张学良过完2000年6月1日的百岁华诞。生日宴会上，两双苍老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张学良无限依恋地说：“我太太非常好，最关心我的是她!这是我的姑娘!”

　　2001年，赵四小姐去世一年后，张学良也与世长辞，他们合葬于夏威夷的神殿之一。

　　蒋四小姐独留世间，长达一个世纪的玫瑰战争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历史名人爱情小故事篇3：孙中山宋庆龄的初见与爱情
　　由于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故宋庆龄在儿时常听父亲讲起孙中山的英雄 事迹 ，其为国为民的理想与革命精神都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产生了崇拜钦佩之情。实际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在宋家见到了只有一岁多的宋庆龄，只不过未料到两人后来竟成为夫妻。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宋嘉树也在日本帮助孙中山筹集革命经费，并安排大女儿宋霭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3年8月，宋庆龄从美国威斯理女子学院 毕业 后，抵达日本与父母汇合，并于9月16日随同宋霭龄第一次 拜访 孙中山，与姐姐一起协作孙中山工作。之后，两人的见面愈加频繁，开始是父亲和姐妹俩一起去孙中山处，再后来是姐妹俩一起去，最后从1914年5月24日开始，宋庆龄开始单独去拜访孙中山。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1914年1—10月，二人会见次数最频繁，多达52次，其中私底下见面就有20次，仅6月被记录在案的就多达l0次。1914年9月，宋霭龄因在横滨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正式接替她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在工作中，孙中山对她非常信赖，让她保管通讯密电码，还让她承担对外联络工作，极大减轻了孙中山的工作量。闲暇时间，两人相处也十分融洽，孙中山喜欢静静地听宋庆龄弹琴 唱歌 。孙中山忘我为革命工作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宋庆龄。

　　她当时给正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宋美龄写信道：“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对于两人的交往，宋庆龄在后来的自述中还称：“孙博士得悉我在学习中文，他赠我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活动，对我的工作鼓励甚多，使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所吸引。”随着交往的加深，两人的爱慕之心愈来愈强烈，很快坠入爱河。

　　1915年6月，宋庆龄回国探亲，孙中山曾提出让她征求家人对自己婚事的意见。宋庆龄当即指出：“我愿做你的妻子，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革命需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的心一直在追随着你。我的生命已经跟你的事业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表示个人的婚姻问题要由她自己做主。

　　对于两人的年龄差距，她则说：“革命是不问年龄的。爱心，也没有年轮。因此，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宋庆龄走后，孙中山对其愈加思念，他对梅屋庄吉的夫人说，“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如果能与庆龄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也不后悔。”

　　孙、宋两人虽然互生情愫，但最终的结婚也充满了曲折。因孙、宋都为基督徒出身，按照____义规定，孙已结婚有家室，不得再娶妻。孙中山对两人婚事，也与宋嘉树多次进行书信往来，1915年8月，宋嘉树给孙中山信中曾称，“我们是一个基督____，我们的女儿不会为任何人作妾，哪怕他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王、皇帝或者是总统。我们可能贫于‘物质’，但是我们既无贪心，更无野心，不大可能去做违背基督____的任何事情”。

　　因此，孙中山必先与妻子卢慕贞离婚，方得有与宋结婚的机会。1915年9月，孙中山特派部属朱卓文回澳门，迎妻子卢慕贞抵达日本，卢氏于离婚证书上按手印同意离婚。孙宋两人试图结婚也遭到当时革命党人的反对，认为不符合伦理，尤其是对革命领袖来说更不应该，孙中山却说：“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所支配，我要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生活。”

　　当宋庆龄在上海提出与孙中山结婚后，遭到父母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她同一个年龄比她大两倍，且结过婚的人成家是绝不容许的，并反对她返回日本。而且父母还为她另择对象，准备择日成婚，并且将其软禁在家中。宋庆龄则通过女仆将写给孙中山的信寄出，讲述了她目前的困境。孙中山得信后，遂派朱卓文于1915年10月抵达上海，希望他将宋庆龄接回日本。朱卓文于是将孙的电报给宋庆龄过目，并告知了她关于孙中山已离婚的消息。是月，宋庆龄即在女佣帮助下，从家中逃走，但给父母留下告别信，连夜同朱卓文乘船返回日本。

　　宋庆龄的私奔行为，在当时仍为大胆之举，她在1932年时告诉美国记者斯诺说：“我当时并不是真的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孙中山在当年10月，则在友人的陪同下，买齐了家具、床上用品及生活日用品，做好了新婚生活的准备。1915年10月24日，宋庆龄自沪抵达日本东京，孙中山在东京车站亲自迎接。

　　10月25号上午，22岁的宋庆龄和49岁的孙中山到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办理手续，又委托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府办理了结婚登记。两人在结婚誓约上签字，并相约三条：“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的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任何 措施 ，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婚礼即在和田瑞家的客厅举行，宋庆龄戴着大花边帽，穿着一件粉红和淡绿花图案的裙子，拿着一束花，孙中山拉着她的手进门合影。两人亲密地喝下交杯酒，并面对现场的来宾，浪漫的吟诵着裴多菲的爱情诗句：“我愿意是激流，是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在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我愿意是荒林，在河流两岸，对一阵阵的狂风，勇敢地作战，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的稠密的树枝间作窝，鸣叫……”

　　因为两人都不喜欢铺张和各种繁文缛节之类的东西，故婚礼简单朴素但温馨感人。典礼结束后，则是和田瑞举办的欢迎香槟酒午餐会，后二人前往新居青山原宿109号寓所。值得一提的是，在婚礼上，孙中山送给宋庆龄的礼物不是珍贵的钻石珠宝，而是一支德国毛瑟手枪。孙中山说：“这枪配了20颗子弹，19颗给敌人准备，最后一颗，是危急时留给自己的。”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曾经回忆起当年结婚时的往事，她深情地说：“10月25日，在我的生活中，这一天是比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

　　宋嘉树获悉宋庆龄私奔后，匆忙奔赴日本，试图阻止两人成婚，但为时已晚，他甚至扬言要与宋庆龄断绝父女关系。宋庆龄对此曾向斯诺回忆说：“我父亲到了日本，对孙博士大骂一顿。我父亲想要解除婚约，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双亲同意。但他未能如愿，于是就和孙博士绝交，并与我脱离父女关系。”

　　尽管父母之前反对宋庆龄的婚事，但在两人结婚后，还是补办了丰厚的嫁妆，一套精致的藤木家具——由双人床、衣柜、五斗橱、梳妆台组成，一条绣着百字图案的被面以及母亲倪桂珍结婚时穿的锦缎绣袍都送到日本。婚后，宋庆龄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私人秘书，日夜在他身边协助工作，无微不至地照顾孙中山。

　　对于婚后的生活，孙、宋都表达了满意之情。如1915年11月，宋庆龄在给美国同窗信中，表达了对孙中山的崇拜，称：“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渊博，每当他的脑子暂从工作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学问。我们更像老师和学生，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我帮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要为他答复书信，负责所有的电报并将它们译成中文。”1918年，孙中山在写给远在英国的恩师康德黎的书信中，同样高兴地称：“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国大学受过 教育 ，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儿，我现在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侣兼助手。”

　　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生活上的伴侣，也是革命事业的忠实助手，两人可谓是同甘苦，共患难。正如赫尔哈特所言：“孙中山有了宋庆龄这样的革命事业上的杰出助手作终身伴侣，这使他有了新的活力和新的希望。这位新夫人，尽了她最大努力，千方百计减轻丈夫的负担。实际上她一直担当着他的秘书的重任。她的双亲慢慢了解到她结婚后的幸福，从前的不满也烟消云散了。”

　　1916年4月，孙宋两人返回中国，投入反袁复辟斗争。之后宋庆龄同孙中山经历了护法斗争，广州军政府平叛及国共合作等重大事件。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已怀有身孕的宋庆龄怕目标太大，坚决让孙中山先安全撤离，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宋庆龄也在此事变中流产，孙中山在一个新 笔记本 扉页上，为宋庆龄特意题写了两句诗：“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表达了两人患难与共的真情。1925年3月12日上午，孙中山病逝于北京。他在临终前嘱托儿女及下属要善待宋庆龄，并告诉宋庆龄不要悲伤，“我之所有即你之所有”，其在《家事遗嘱》中也明确表示：“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均付与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此后，宋庆龄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一直以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与革命精神的维护者的姿态，捍卫孙中山坚持的革命精神与原则，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贡献，正如她1926年4月16日写给远在美国的同窗密友的话说：“我试求忘掉我自己，投身我丈夫毕生的事业，就是实现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我一定要自己尽力并鼓励他人继续我丈夫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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