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经典散文名作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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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抖啰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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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钱钟书经典散文名作,供大家欣赏。

  钱钟书经典散文名作欣赏:一个偏见

  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不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 的星期日娱乐。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 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 。魔鬼在但丁《地狱篇》第二十七句中自称:“敝魔生平最好讲理。”可见地狱之 设,正为此辈;人生在世,言动专求合理,大可不必。当然,所谓正道公理压根儿 也是偏见。依照生理学常识,人心位置,并不正中,有点偏侧,并且时髦得很,偏 倾于左。古人称偏僻之道为“左道”,颇有科学根据。不过,话虽如此说,有许多 意见还不失禅宗洞山《五位颂》所谓“偏中正”,例如学术理论之类。只有人生边 上的随笔、热恋时的情书等等,那才是老老实实、痛痛快快的一偏之见。世界太广 漠了,我们圆睁两眼,平视正视,视野还是偏狭得可怜,狗注视着肉骨头时,何尝 顾到旁边还有狗呢?至于通常所谓偏见,只好比打靶的瞄准,用一只眼来看。但是 ,也有人以为这倒是瞄中事物红心的看法。譬如说,柏拉图为人类下定义云:“人 者,无羽毛之两足动物也。”可谓客观极了!但是按照希腊来阿铁斯(Diogenes la ertius)《哲学言行论》六卷二章所载,偏有人拿着一只拔了毛的鸡向柏拉图去质问 。博马舍(Beaumarchais)《趣姻缘》((Mariage de Figaro)里的丑角说:“人是不 渴而饮,四季有性欲的动物。”我们明知那是贪酒好色的小花脸的打浑,而也不得 不承认这种偏宕之论确说透了人类一部分的根性。偏激二字,本来相连;我们别有 所激,见解当然会另有所偏。假使我们说:“人类是不拘日夜,不问寒暑,发出声 音的动物。”那又何妨?

  禽啭于春,蛩啼于秋,蚊作雷于夏,夜则虫醒而鸟睡,风雨并不天天有,无来 人犬不吠,不下蛋鸡不报。唯有人用语言,用动作,用机械,随时随地做出声音。 就是独处一室,无与酬答的时候,他可以开留声机,听无线电,甚至睡眠时还发出 似雷的鼻息。语言当然不就是声音,但是在不中听,不愿听,或者隔着墙壁和距离 听不真的语言里,文字都丧失了圭角和轮廓,变成一团忽涨忽缩的喧闹,跟鸡明犬 吠同样缺乏意义。这就是所谓“人籁”!断送了睡眠,震断了思想,培养了神经衰 弱。

  这个世界毕竟是人类主宰管领的。人的声音胜过一切。聚合了大自然的万千喉 舌,抵不上两个人同时说话的喧哗,至少从第三者的耳朵听来。唐子西的《醉眠》 诗的名句“山静如太古”,大概指着人类尚未出现的上古时代,否则山上住和尚, 山下来游客,半山开饭店茶馆,决不容许那座山清静。人籁是寂静的致命伤,天籁 是能和寂静溶为一片的。风声涛声之于寂静,正如风之于空气,涛之于海水,是一 是二。每日东方乍白,我们梦已回而困未醒,会听到无数禽声,向早晨打招呼。那 时夜未全消,寂静还逗留着,来庇荫未找清的睡梦。数不清的麻雀的鸣噪,琐碎得 像要啄破了这个寂静;鸟鹊的声音清利像把剪刀,老鹳鸟的声音滞涩而有刺像把锯 子,都一声两声地向寂静来试锋口。但是寂静似乎太厚实了,又似乎太流动了,太 富于弹性了,给禽鸟啼破的浮面,立刻就填满。雄鸡引吭悠扬的报晓,也并未在寂 静上划下一道声迹。慢慢地,我们忘了鸟啭是在破坏寂静;似乎寂静已将鸟语吸收 消化,变成一种有声音的寂静。此时只要有邻家小儿的啼哭,楼上睡人的咳嗽,或 墙外早行者的脚步声,寂静就像宿雾见了朝阳,破裂分散得乾净。人籁已起,人事 复始,你休想更有安顿。在更阑身倦,或苦思冥想时,忽闻人籁噪杂,最博爱的人 道主义者,也许有时杀心顿起,恨不能灭口以博耳根清静。禽兽风涛等一切天籁能 和寂静相安相得,善于体物的古诗人早已悟到。《诗经》:“萧萧马鸣,悠悠旆旌 ”,下文就说明“有闻无声”;可见马嘶而无人喊,不会产生喧闹。《颜氏家训》 也指出王籍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就是“有闻无声的”感觉;虫鸟鸣 噪,反添静境。雪莱诗《赠珍尼——一个回忆》(To Jane--A Recollection)里, 描写啄木鸟,也说鸟啄山更幽。柯律立治(Coleridge)《风瑟》诗(Eolian Harp)云 :“海声远且幽,似告我以静。”假使这个海是人海,诗人非耳聋头痛不可。所以 我们常把“鸦鸣雀噪”来比人声喧哗,还是对人类存三分回护的曲笔。常将一群妇 女的说笑声比于“莺啼燕语”,那简直是对于禽类的悔辱了。

  寂静并非是声响全无。声响全无是死,不是静;所以但丁说,在地狱里,连太 阳都是静悄悄的(Dove il sol tace)。寂静可以说是听觉方面的透明状态,正好像 空明可以说是视觉方面的寂穆。寂穆能使人听见平常所听不到的声息,使道德家听 见了良心的微语(Still small voice),使诗人们听见了暮色移动的潜息或青草萌芽 的幽响。你愈听得见喧闹,你愈听不清声音。唯其人类如此善闹,所以人类相聚而 寂不作声,反欠自然。例如开会前的五分钟静默,又如亲人好友,久别重逢,执手 无言。这种寂静像怀着胎,充满了未发出的声音的隐动。

  人籁还有可怕的一点。车马虽喧,跟你在一条水平线上,只在你周围闹。惟有 人会对准了你头脑,在你顶上闹--譬如说,你住楼下,有人住楼上。不讲别的, 只是脚步声一项,已够教你感到像《红楼梦》里的赵姨娘,有人在踹你的头。每到 忍无可忍,你会发两个宏愿。一愿住在楼下的自己变成《山海经》所谓“刑天之民 ”,头脑生在胸膛下面,不致首当其冲,受楼上皮鞋的践踏。二愿住在楼上的人变 像基督教的“安琪儿”或天使,身体生到腰部而止,背生两翼,不用腿脚走路。你 存心真好,你不愿意楼上人像孙膑那样受刖足的痛苦,虽然他何尝顾到你的头脑, 顾到你是罗登巴煦所谓“给喧闹损伤了的灵魂”?

  闹与热,静与冷,都有连带关系;所以在阴惨的地狱里,太阳也给人以寂寥之 感。人声喧杂,冷屋会变成热锅,使人通身烦躁。叔本华《哲学小品》(Parerga u nd Paralipomena)第二百七十八节中说,思想家应当耳聋,大有道理。因为耳朵不 聋,必闻声音,声音热闹,头脑就很难保持冷静,思想不会公平,只能把偏见来代 替。那时候,你忘掉了你自己也是会闹的动物,你也曾踹过楼下人的头,也曾嚷嚷 以致隔壁的人不能思想和睡眠,你更顾不得旁人在说你偏见太深,你又添了一种偏 见,又在人生边上注了一笔。

  钱钟书经典散文名作欣赏:窗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不过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来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同时,我们悟到,门和窗有不同的意义。当然,门是造了让人出进的。但是,窗子有时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门的根本分别,决不仅是有没有人进来出去。若据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人和大自然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须再到外面去找。古代诗人像陶渊明对于窗子的这种精神,颇有会心。《归去来辞》有两句道:“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不等于说,只要有窗可以凭眺,就是小屋子也住得么?他又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意思是只要窗子透风,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他虽然是柴桑人,就近有庐山,也用不着上去避暑。所以,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这个分别,不但是住在屋里的人的看法,有时也适用于屋外的来人。一个外来者,打门请进,有所要求,有所询问,他至多是个客人,一切要等主人来决定。反过来说,一个钻窗子进来的人,不管是偷东西还是偷情,早已决心来替你做个暂时的主人,顾不到你的欢迎和拒绝了。缪塞(Musset)在《少女做的是什么梦》(A Quoi r vent les jeunes filles)那首诗剧里,有句妙语,略谓父亲开了门,请进了物质上的丈夫(mat riel poux),但是理想的爱人(id al),总是从窗子出进的。换句话说,从前门进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虽然经丈人看中,还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欢心;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总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你进前门,先要经门房通知,再要等主人出见,还得寒喧几句,方能说明来意,既费心思,又费时间,那像从后窗进来的直接痛快?好像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愈远了。这当然只是在社会常态下的分别,到了战争等变态时期,屋子本身就保不住,还讲什么门和窗!

  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门,而不开窗的屋子我们还看得到。这指示出窗比门代表更高的人类进化阶段。门是住屋子者的需要,窗多少是一种奢侈。屋子的本意,只像鸟巢兽窟,准备人回来过夜的,把门关上,算是保护。但是墙上开了窗子,收入光明和空气,使我们白天不必到户外去,关了门也可生活。屋子在人生里因此增添了意义,不只是避风雨、过夜的地方,并且有了陈设,挂着书画,是我们从早到晚思想、工作、娱乐、演出人生悲喜剧的场子。门是人的进出口,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屋子本是人造了为躲避自然的胁害,而向四垛墙、一个屋顶里,窗引诱了一角天进来,训服了它,给人利用,好比我们笼络野马,变为家畜一样。从此我们在屋子里就能和自然接触,不必去找光明,换空气,光明和空气会来找到我们。所以,人对于自然的胜利,窗也是一个。不过,这种胜利,有如女人对于男子的胜利,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让步——人开了窗让风和日光进来占领,谁知道来占领这个地方的就给这个地方占领去了!我们刚说门是需要,需要是不由人做得主的。譬如我,饿了就要吃,渴了就该喝。所以有人敲门,你总得去开,也许是易卜生所说比你下一代的青年想冲进来,也许像德昆希《论谋杀后闻打门声》(On the knocking at the Gate in the Macheth)所说,光天化日的世界想攻进黑暗罪恶的世界,也许是浪子回家,也许是有人借债(更许是讨债),你愈不知道,怕去开,你愈想知道究竟,愈要去开。甚至邮差每天打门的声音,也使你起了带疑惧的希冀,因为你不知道而又愿知道他带来的是什么消息。门的开关是由不得你的。但是窗呢?你清早起来,只要把窗幕拉过一边,你就知道窗外有什么东西在招呼着你,是雪、是雾、是雨,还是好太阳,决定要不要开窗子。上面说过窗子算得奢侈品,奢侈品原是在人看情形斟酌增减的。

  我常想,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刘熙《释名》说:“窗,聪也;于内窥外,为聪明也”正跟凯罗(Gottfriend Keller)《晚歌》(Abendlied)起句所谓:“双瞳如小窗(Fensterlein),佳景收历历。”同样地只说着一半。眼睛是灵魂的窗户,我们看见外界,同时也让人看到我们的内心;眼睛往往跟着心在转,所以孟子认为“相人莫良于眸子”,梅特林克戏剧里的情人接吻时不许闭眼,可以看见对方有多少吻要从心里上升到嘴边。我们跟带黑眼镜的人谈话,总觉得捉摸不住他的用意,彷佛他以假面具相对,就是为此。据爱戈门(Eckermann)记一八三○年四月五日歌德的谈话,歌德恨一切带眼镜的人,说他们看得清楚他脸上的皱纹,但是他给他们的玻璃片耀得眼花缭乱,看不出他们的心境。窗子许里面人看出去,同时也许外面人看进来,所以在热闹地方住的人要用窗帘子,替他们私生活做个保障。晚上访人,只要看窗里有无灯光,就约略可以猜到主人在不在家,不必打开了门再问,好比不等人开口,从眼睛里看出他的心思。关窗的作用等于闭眼。天地间有许多景象是要闭了眼才看得见的,譬如梦。假使窗外的人声物态太嘈杂了,关了窗好让灵魂自由地去探胜,安静地默想。有时,关窗和闭眼也有连带关系,你觉得窗外的世界不过尔尔,并不能给予你什么满足,你想回到故乡,你要看见跟你分离的亲友,你只有睡觉,闭了眼向梦里寻去,于是你起来先关了窗。因为只是春天,还留着残冷,窗子也不能镇天镇夜不关的。

  钱钟书经典散文名作欣赏:吃饭

  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朴素的人生观。辩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不过,我们仍然把享受掩饰为需要,不说吃菜,只说吃饭,好比我们研究哲学或艺术,总说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样。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它遮盖和辩护,也能免于抛弃。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把国家分成三等人,相当于灵魂的三个成份;饥渴吃喝是灵魂里最低贱的成份,等于政治组织里的平民或民众。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样来敷衍民众,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请客上馆子去吃菜,还顶着吃饭的名义,这正是舌头对肚子的籍口,彷佛说:“你别抱怨,这有你的份!你享着名,我替你出力去干,还亏了你什么?”其实呢,天知道——更有饿瘪的肚子知道——若专为充肠填腹起见,树皮草根跟鸡鸭鱼肉差不了多少!真想不到,在区区消化排泄的生理过程里还需要那么多的政治作用。

  古罗马诗人波西蔼斯(Persius)曾慨叹说,肚子发展了人的天才,传授人以技术(Magister artisingeni que largitor venter)。这个意思经拉柏莱发挥得淋漓尽致,《巨人世家》卷三有赞美肚子的一章,尊为人类的真主宰、各种学问和职业的创始和提倡者,鸟飞,兽走,鱼游,虫爬,以及一切有生之类的一切活动,也都是为了肠胃。人类所有的创造和活动(包括写文章在内),不仅表示头脑的充实,并且证明肠胃的空虚。饱满的肚子最没用,那时候的头脑,迷迷糊糊,只配作痴梦;咱们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吃了午饭睡中觉,就是有力的证据。我们通常把饥饿看得太低了,只说它产生了乞丐,盗贼,娼妓一类的东西,忘记了它也启发过思想、技巧,还有“有饭大家吃”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德国古诗人白洛柯斯(B.H.Brockes)做赞美诗,把上帝比作“一个伟大的厨师傅(der gross Speisemeister)”,做饭给全人类吃,还不免带些宗教的稚气。弄饭给我们吃的人,决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翁。这样的上帝,不做也罢。只有为他弄了饭来给他吃的人,才支配着我们的行动。譬如一家之主,并不是挣钱养家的父亲,倒是那些乳臭未干、安坐着吃饭的孩子;这一点,当然做孩子时不会悟到,而父亲们也决不甘承认的。拉柏莱的话似乎较有道理。试想,肚子一天到晚要我们把茶饭来向它祭献,它还不是上帝是什么?但是它毕竟是个下流不上台面的东西,一味容纳吸收,不懂得享受和欣赏。人生就因此复杂了起来。一方面是有了肠胃而要饭去充实的人,另一方面是有饭而要胃口来吃的人。第一种人生观可以说是吃饭的;第二种不妨唤作吃菜的。第一种人工作、生产、创造,来换饭吃。第二种人利用第一种人活动的结果,来健脾开胃,帮助吃饭而增进食量。所以吃饭时要有音乐,还不够,就有“佳人”、“丽人”之类来劝酒;文雅点就开什么销寒会、销夏会,在席上传观法书名画;甚至赏花游山,把自然名胜来下饭。吃的菜不用说尽量讲究。有这样优裕的物质环境,舌头像身体一般,本来是极随便的,此时也会有贞操和气节了;许多从前惯吃的东西,现在吃了彷佛玷污清白,决不肯再进口。精细到这种田地,似乎应当少吃,实则反而多吃。假使让肚子作主,吃饱就完事,还不失分寸。舌头拣精拣肥,贪嘴不顾性命,结果是肚子倒霉受累,只好忌嘴,舌头也只能像李逵所说“淡出鸟来”。这诚然是它馋得忘了本的报应!如此看来,吃菜的人生观似乎欠妥。

  不过,可口好吃的菜还是值得赞美的。这个世界给人弄得混乱颠倒,到处是磨擦冲突,只有两件最和谐的事物总算是人造的:音乐和烹调。一碗好菜彷佛一只乐曲,也是一种一贯的多元,调和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济,变作可分而不可离的综合。最粗浅的例像白煮蟹和醋,烤鸭和甜酱,或如西菜里烤猪肉(Roastpork)和苹果泥(Apple sauce)、渗鳘鱼和柠檬片,原来是天涯地角、全不相干的东西,而偏偏有注定的缘份,像佳人和才子,母猪和癞象,结成了天造地设的配偶、相得益彰的眷属。到现在,他们亲热得拆也拆不开。在调味里,也有来伯尼支(Leibniz)的哲学所谓“前定的调和”(Harmonia praestabilita),同时也有前定的不可妥协,譬如胡椒和煮虾蟹、糖醋和炒牛羊肉,正如古音乐里,商角不相协,徵羽不相配。音乐的道理可通于烹饪,孔子早已明白,所以《论语》上记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可惜他老先生虽然在《乡党》一章里颇讲究烧菜,还未得吃道三昧,在两种和谐里,偏向音乐。譬如《中庸》讲身心修养,只说“发而中节谓之和”,养成音乐化的人格,真是听乐而不知肉味人的话。照我们的意见,完美的人格,“一以贯之”的“吾道”,统治尽善的国家,不仅要和谐得像音乐,也该把烹饪的调和悬为理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追随孔子,而愿意推崇被人忘掉的伊尹。伊尹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厨师,在他眼里,整个人世间好比是做菜的厨房。《吕氏春秋·本味篇》记伊尹以至味说汤那一大段,把最伟大的统治哲学讲成惹人垂涎的食谱。这个观念渗透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意识,所以自从《尚书·顾命》起,做宰相总比为“和羹调鼎”,老子也说“治国如烹小鲜”。孟子曾赞伊尹为“圣之任者”,柳下惠为“圣之和者”,这里的文字也许有些错简。其实呢,允许人赤条条相对的柳下惠,该算是个放“任”主义者。而伊尹倒当得起“和”字——这个“和”字,当然还带些下厨上灶、调和五味的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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