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的功与过，隋炀帝的功过
隋炀帝的功过
隋炀帝虽是亡国之君，却远非刘阿斗和陈后主之辈所能相比，其治国能力可比秦始皇和唐太宗。 有人说“隋炀帝不是不伟大，而是伟大的过了头。”
隋炀帝是隋朝第二个皇帝，年号大业。隋炀帝有雄心壮志，意图建立千秋大业。 事实上隋炀帝正是这样做的。早在继位之前，隋炀帝就率军灭陈，统一中国南北，结束了中国几百年的分裂。继位之后，隋炀帝更是以建立千秋大业为己任。 隋炀帝在位只有短短的13年，却做了许多皇帝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都做不了的大事： 一， 开凿运河 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一样，是名垂千古的伟大工业。自运河开通之后，中国大地可是真的紧密连在一起了，通长江，跨淮河，过黄河，中国的南方和北方自此融为一体，不但沟通了南北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统一疆土的贡献，中国现在没有成为以长江为界或以黄河为界的几个国家，运河可谓功不可没。 二， 进击林邑（今越南北部） 隋炀帝对林邑的用兵，是隋朝开疆拓土、巩固边防的战略策略的具体体现，其直接的结果是使隋朝的势力范围在南部沿海疆域向前延伸了许多，甚至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以日南郡南端构成的疆域界限。 三， 开拓流求（台湾） 隋代对流求的开拓，是继孙吴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拓边巩固国防的行为，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于进一步加强了流求与大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直到今天，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可以作证。 四，征服吐谷浑 隋炀帝征服吐谷浑，并设置“新四郡”（区别于汉武帝设置的“河西四郡“），使青海和新疆部分统一于中国，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疆域。 五，三征高丽，经略东北 隋炀帝三征高丽是隋炀帝最悲剧的事情，也是最招惹人骂的事情。为了征服高丽，隋炀帝每次都动用上百万的军队和民夫，却无果而终，反而换来百姓的大规模起义，最终失去江山。老百姓吃了苦，隋炀帝挨了骂，隋炀帝的憾事，中国历史的憾事。 六， 营建东都洛阳 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并不是他穷奢淫欲自己享受，那是为了控扼山东,是强化中央政府控制能力的必要措置。要知道，隋炀帝在位时大多数时间都在外巡行（也就是实地考察制定治国方针），根本没有时间享受。 七，完善科举制 科举制在隋文帝时就已创立，但不完善。是隋炀帝创制了进士科，这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教育影响深远。 以上都是隋炀帝做过的事情，件件都是大事，如果隋炀帝只做一件，就可名垂千古。可隋炀帝都做了，而且仅仅用了13年。说隋炀帝是暴君不能否认，13年干了这么多大事，平均到每个百姓头上，人民负担之重、劳役之苦可想而知。杨广的功与过？
隋炀帝的功劳在历史上是可见的，他功绩显赫却饱受争议，世人都称他是暴君，但是过不能掩功，功在后世，只是历史的局限性导致的。
隋炀帝继位后，科举制度由此创立，为朝廷选拔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有志之士出仕提供了渠道。随后修订法律、兴办学校，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境》、《区宇图志》，对于保存我国古代典籍做出了卓越贡献。公元605年派人修建东都洛阳，只一年便修好了雄伟的宫殿。随后，又派出大量劳力开凿大运河，沟通黄淮河水系，这条运河南北连通，成为一个重要的水运动脉，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隋朝大运河。在军事上，几征高丽，致使高丽请降，隋朝疆域拓宽。 隋炀帝在位期间修建洛阳，开凿运河征用了大批劳动力。东都洛阳只一年就修好，必是征用大批劳动力，日夜赶工。开凿南北运河更是死伤无数，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再加上杨广暴戾，动辄杀掠，后期导致民怨四起，也为隋朝的灭亡埋下伏笔。如何评价隋炀帝的功与过。
评价一个人的功与过,首先要看他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隋炀帝此人荒淫无度,开运河,征高丽,使得民不聊生.可以说是个十恶不赦的暴君.但是他的某些行为对于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他开创的科举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使得读书人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科举制度影响了中国历史一千多年的发展.他开凿的京杭大运河使得南北交通更加方便,节约了运费,至今还在使用.看待问题要一分为二,虽然隋炀帝是个暴君,但是他对于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功大于过!
简要概括隋炀帝杨广一生的功过
隋炀帝杨广一生的功绩：
1、修建运河 隋炀帝下令调征河南、淮北诸郡人民百多万人开凿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两条河水入黄河，又自板渚（在虎牢之东）引黄河水经荥泽入汴水，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水，直达淮河。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 2、南北统一 20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富裕、强盛的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杨广学江南方言，娶江南妻子，亲近江南学子，重用其中的学者来整理典籍。他亲自实地在江南花了十年心血拢络人心，缓和了南方的怨恨和怀疑，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碍南人成为忠于隋室臣民的许多政治和文化隔阂。隋炀帝两平江南，自此南北朝之后和北方隔离多年的江南才始归顺中央，更使得之后唐朝在南方的统治得以顺利进行。 3、畅通丝路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的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隋炀帝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其意义重大。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到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只有隋炀帝一人。隋炀帝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进一步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开创科举 杨广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立进士科，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 隋炀帝杨广一生的过失： 1、炀帝亲三次征天下兵进攻高句丽，导致隋末农民起义遍及全国，隋王朝岌岌可危。 2、隋炀帝年年出巡，曾三游扬州，两巡塞北，一游河右，三至涿郡，还在长安、洛阳间频繁往还。每次出游都大造离宫。总计十余年间被征发扰动的农民不下一千万人次，平均每户就役者一人以上，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象。 大业七年隋末民变爆发。怎么看待隋炀帝的功与过
隋代之速亡，炀帝固然难辞其咎。但唐代及以后之史臣，或因时代因素，为取悦于当朝之人主，不免故意贬损炀帝，杂有私心，不是公平之论。如炀帝之开运河，建东都，巡幸四方，均是有其客观之历史意义，而不能尽说成是炀帝自大奢侈心理之表现。现试为这几方面作一平情之论。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顾人民死活，滥用民力，无休无止地征发人民担负徭役。炀帝修建东都洛阳时，每月役使二百万人，由于劳役过重，人民死者占十分之四五。又征发百余万人修筑长城，人民死者大半。至于开凿运河所用的民力更多，以致男子服役不够，又征妇女服役。此外，隋炀帝三游江都（今江苏扬州），所征民夫也不少，如第一次游江都时，仅挽船夫就用了八万人。第二，穷奢极侈，挥霍无度，无穷无尽地搜括与浪费民财。隋炀帝在东都洛阳建造西苑，周围二百里，苑内有人工海，周围十余里，沿海筑有十六院，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他在位十四年间，东西巡游，无时休息，留居一城不过一年。他每次巡游，都是兴师动众，有十余万人随从，沿途一切消耗，都由各州县供给。特别是第一次游江都时，他率领诸王、百官、后妃、宫女等一、二十万人，船队首尾相接长达二百余里，凡所经过州县，五百里内都要贡献食物，吃不完的临走时都丢掉。所有这些活动，不知搜括和浪费了人民多少财富。第三，穷兵黩武，三次进攻高丽，加重人民的赋役负担。隋炀以高丽王不肯入朝，连续三次大举进攻高丽。第一次在公元612年，由涿郡出军，军队总数一百一十三万余人，号称二百万。而运输粮饷器械的民夫，约有二百多万。但这次战争的结果却是大败，计有十余万人渡过鸭绿江，生还者仅二千七百人。第二次进攻高丽，在公元613年，这次战争无结果，因为国内发生杨玄感反隋的事件，隋炀帝仓忙从高丽前线撤军而归。第三次进攻高丽，在公元614年，此时国内起义反隋事件已如火如荼，这次战争以高丽议和结束。隋炀帝大兴劳民伤财的土本工程，发动「扫地为兵」的对外战争，各地农民被征发来担负徭役和兵役的不计其数，农村的劳动力几乎被抽空了，农业生产大受破坏，耕稼失时，土地荒芜。同时，隋炀帝时赋税也大为加重了，广大人民要预交未来十年赋税。因此人民到了家荡产、求生不得的地步，除了实行反抗以推翻隋朝统治之外，再没有别的生路可走了。但是若谓隋炀帝之种种建置与措施,均是个人穷奢极侈之表现,则是脱离历史事实的。首先是开运河，前人以为是「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因此是亡国的虐政。但实际上炀帝之建运河，目的不在于个人游玩，而是有多重之现实目的。炀帝建运河的首要目的是要加紧控制江南地区。因为隋代是继三百多年的分裂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因此如何加强统一是一个最重要的时代问题。在隋朝平陈时，江南士族不肯接受隋朝的统治，统一全国后，江南地方又先后有多次的反叛，如王仲宣，萧世略，李光仕等，都先后反隋。为了统治不服从的南人，隋文帝时派晋王广（日后之炀帝）为扬州总管，镇江都，又禁止南人私造大船，其大船都充入官府。至炀帝即位，一面收买南人之心，但要进一步加强对江南之控制，开运河是必不可少之事。因为运河可以有效地输送军队和物资，打破南北水系的阻隔。开运河之第二目的是要连结政治和经济重心。按在隋代时，经济重心已南移，但政治中心仍需留在北方（长安），因为隋代的主要敌人来自西北方。这样，政治和经济重心就被隔裂，容易造成中央政府巨大的经济问题（如中央需要大量的粮食补充），如运输不稳定，会造成政治的不安。隋炀帝要把两固重心连起来，巩固隋之统一，必然要开通南北的运河。而日后的考古发现亦证明隋代中央主要的粮食都是南来的租米。后人评论炀帝之开运河，以其曾多次借此巡幸江南，于是便主观地以为炀帝开运河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方便皇帝的游玩和巡幸，故是不恤民命之暴政。这些狭隘，不全面的观点，好可能是昔日的史臣为了婉谏君主而发。（如司马光之资治通鉴），而不是实事求是之态度。对于建东都洛阳，前人也指为炀帝之暴政，是他穷奢极欲的表现。但这都不是事实。我们首先要分析炀帝建东都之客观原因。从经济上看，关中的长安地区不如洛阳。因为关中地区耕地有限，所产不足以供京师，而洛阳处在平原，物产丰富，建都洛阳可解决粮食问题。从政治和国防上看，洛阳也比关中优胜。因为开中辟处西北，与各地之距离较远，而且外族横伺，如突厥和吐谷浑，容易造成对首都的直接威胁。而对于江南地区，关中也有鞭长莫及之叹。但洛阳居全国之中心，四通八达，既免外族入侵之威胁，也便于和全国联系，可以加强中央集权。而且建都洛阳，可以减轻农民漕运的痛苦和生命财产的牺牲，节省了漕运的开支，及人力物力之消耗，所以从长远来说，炀帝之建东都洛阳不能不可说是一种兴除弊之政。最后是有关炀帝巡幸之事。历来史家只夸大其随幸人数之众，所费之不菲，而没有著眼于当时之国内外形势，而不能看清炀帝不遑宁居之目的。我们先要指出炀帝之巡幸不是纯享受之乐事，不是贪恋江南风光。因为炀帝数之巡幸曾遇上突厥之围攻，所以巡幸是一冒险之事，有如御驾亲征一般。其实炀之巡幸是有其政治之目的。炀帝巡幸之目的之一是要求治。炀帝在执政前期仍是一励精求治之君主，有求治图强之精神，如即位巡幸淮海，下诏百姓上书言事，揭发侵害百姓之地方官。目的之二是要加强对各地的控制，严查州县谋反乱政的动向。案炀帝出巡之地方均是也认为容易发生变乱之地，如多次巡幸江南，显然与江南形势不安有关，又巡幸旧齐之地也是防范反叛。另外，炀帝巡幸边塞，目的在于防止边患。炀帝多次往返东北至西北的沿线，是要防范西 突 厥和吐容浑之入侵。如有一次，炀帝发现高丽使者出现在东 厥启民可汗之牙帐之内，令他怀疑东 突 厥与高丽勾结。因此，炀帝此行的目的是要监视东 突 厥，加强控制边防。炀帝出巡，史载其极之奢华，这固然加重百姓之负担，但亦有其政治上之作用，因为他可以在巡幸中大显皇帝的尊威，借此显示中央集权之强大。以上可见，炀帝之巡幸并非是求私欲，而是有著明显的政治目的，故巡幸是他巩固中央集权和全国统一的一种措施。总结：其实炀帝在历史有其功过,但可惜历来历史学家把炀帝塑造成一个暴君之形象，不外以其开运河，建东都，四方巡幸为民之虐政。但都是缺乏一全面细致之分析。如司马光之＜资治通鉴＞往往突出暴君之形象，褒贬人物，而有意无意间借题发挥，多少歪曲了炀帝之形象
隋炀帝一生的功过是非
愿天下人还他一个公道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隋炀帝自伴随亡隋的败迹黯然辞世起，便有盖棺定论，被公认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皇帝，千余年来，铁案如山。笔者无意只在翻案二字上作文章。按愚意，评论历史人物，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折罪，瑕不掩瑜，归根结底要看他历史活动的社会意义，是进步还是反动。我所以认定隋炀帝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是因为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而完全否定那最后湮没在农民战争的血与火中的，却曾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光彩的一页，是中国士大夫传统思维模式偏狭、脆弱一面的反映。 虽然我们不能指望从瓦岗寨上下来，又是抱着“以隋为鉴”宗旨撰史的魏征，能给我们留下一部公允地评述隋炀帝的《隋书》；我们甚至也不能指望所有作为小生产观念文化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及其史学家，能比较客观地认识隋炀帝；即使这即使年，他还是更多地被作为一个批判对象而不是研究对象。所以，我们倘若不下一番从头做起的功夫，把隋炀帝的全部材料，颠来倒去，反复玩味，怕是无法拨开迷雾，接近他的真面目的。 我们差不多可以说，秦始皇做过的事，他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我们还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贞观时代远不及他大业前期富庶，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 我们不能设想，如果隋炀帝早死几年，秦始皇、唐太宗多活几年的话，他们的历史评价是否要掉一个个儿，但我们可以不落前人的窠臼，重新研究隋炀帝，还他一个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