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创作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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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中主要的戏剧冲突是哈姆雷特与克劳狄斯、王后的冲突，这一冲突深刻地反映了先进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英国黑暗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哈姆雷特》约写于1601 年。取材于12 世纪末丹麦编年史家沙克索·格兰马迪克斯的《丹麦史》中关于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父复仇的传说, 二者的情节也基本相似,
1576 年一位法国作家把这段王子复仇的故事写进了他的作品, 16 世纪末伦敦舞台上曾多次上演过莎土比亚同时代剧作家据此改编的戏剧。
1601 年, 莎士比亚把它重新改编, 把一段中世纪的复仇故事, 改写成一部具有深刻意义的悲剧, 哈姆雷特的形象也成为著名的艺术典型之一。
首先, 莎士比亚使个人悲剧更鲜明地具有了社会悲剧的色彩。哈姆雷特不再是特定的哈姆雷特, 而是社会中的千千万万的哈姆雷特。
在《哈姆雷特》剧中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使哈姆雷特由个人的悲哀联想到人民的痛苦、社会的黑暗, 强烈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 他很想解放丹麦这所“牢狱”,“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把个人的为父复仇同社会的改造紧密地结合起来。
而且, 哈姆雷特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 它以独特的方式在行动, 具有鲜明的典型的性格特征, 这是前代同名作品所不具备的。由此可见,莎士比亚是把主人公的命运同时代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 莎士比亚加强了《哈姆雷特》的悲剧力度。沙克索的《丹麦史》记载了哈姆雷特的不幸遭遇及他在复仇过程中的曲折经历, 故事的结尾是哈姆雷特烧死了自己的仇人, 报了父仇, 取得了王位。
这个大团圆结局符合“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的喜剧公式, 可以说是一出悲喜剧。而莎士比亚笔下的故事结局则是哈姆雷特在同仇人比剑中以双方共同毁灭而告终, 是地地道道的悲剧, 它产生的悲剧效果以及它的悲剧力度远远超过了《丹麦史》中有关王子复仇的故事和同题材的其他文学作品。
首先, 哈姆雷特实现了从个人到国家的超越。哈姆雷特把个人的仇恨升华为对国家的忧虑, 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承担起为父报仇, 拯救丹麦的神圣使命。
哈姆雷特在其父被害之前是一个具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青年。他在当时人文主义思潮的堡垒德国威登堡大学学习时, 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的陶冶,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这出戏剧中发现, 哈姆雷特在其言谈举止中处处闪耀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辉
哈姆雷特的女友奥菲利亚对他的发疯这样感慨:“啊! 一颗多么高贵的心是这样殒落了! 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 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瞩目的中心, 这样无可挽回地殒落了!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哈姆雷特具有文艺复兴时期良好的人文素养,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能超越个人仇恨, 升华到忧国忧民的高度。
在从思考到行动的发展过程中, 他逐渐认识到, 为父王复仇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 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的问题。
开始时, 哈姆雷特对世界、对生活充满了纯洁美好的向往, 他觉得“人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理性! 多么伟大的力量! 多么优美的仪表! 多么文雅的举动! 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 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 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
然而这种肯定人的作用的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在接触到父死母嫁的黑暗现实之后, 他怀疑“人”的价值。就在上述那段肯定“人”的独白后半段, 却说“可是在我看来, 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 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
他慢慢地悟出悲剧不是某个家庭或者少数一些人的, 而是属于整个社会的。
他认识到“丹麦是一所监狱”, 乃至全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 里面有许多监房、囚室、地牢; 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 认识到“时代整个儿脱节了”, 并最终决定承担起这个“重整乾坤的责任”。
其次, 哈姆雷特在剧中实现了从苦闷的思索到勇敢的行动的超越。当他获悉父王突然驾崩, 叔叔克劳狄斯突然登基, 他从德国返回丹麦, 又发现母亲匆匆改嫁, 便疑窦顿生, 精神忧郁, 决心弄清此事。
他夜上露台观看鬼魂, 他父亲的亡魂告诉他克劳狄斯谋杀自己的罪行, 并嘱咐他复仇。从此, 他便处于沉思延宕、忧郁痛苦之中
为了进一步弄清真相, 哈姆雷特巧妙地安排了一场“戏中戏”《捕鼠器》, 证实鬼魂的话是真的。但是他却一再犹豫。这时奸王阴谋借刀杀人, 派遣哈姆雷特去英国, 让英王除掉王子, 哈姆雷特识破阴谋, 半路逃回。这成了他实现超越的直接条件, 此时, 他彻底超脱忧郁, 立志报仇, 最终把愤怒的剑刺向克劳狄斯, 从而也真正地由一个思考型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型的人。
在英国文艺复兴最繁荣的时期, 莎士比亚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经历了从形成到发展深化的过程, 后期的代表作《哈姆雷特》无疑集中反映了莎士比亚世界观的成熟与超越。
在早期创作中, 莎士比亚相信人性善良, 相信“爱”的武器可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并把这看成是改变现实邪恶和创造美好世界的巨大力量, 戏剧冲突也往往是由恶人悔改、好人宽恕而得到解决的。
这一时期正当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极盛时期, 这时的英国建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对外战争的胜利和对殖民地的掠夺, 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英国社会呈现出一片繁荣富强的景象。
因此他早期的创作充满愉快乐观的浪漫色彩,以喜剧居多, 即使创作悲剧, 如《罗密欧与朱丽叶》, 也是以主人公之死换来的两家和好为结局。
在中期的悲剧创作中,“他向我们展示的却是人类的自私与丑陋, 人与人之间的残酷与血腥的关系, 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幅人性堕落, 情绪泛滥的画面”。
写于16 世纪与17 世纪之交的《哈姆雷特》就是这样一幅刻画人性有限的代表作, 这一时期英国已从“快乐英国”的“黄金时代”笔直地堕入了“黑铁时代”, 专制政体的进步性已经丧失殆尽, 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 人与人之间只有金钱利害关系, 极端个人主义盛行。
莎士比亚对此有着极深的感触, 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莎士比亚深感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难以解决。正因为如此, 哈姆雷特这个具有社会先进思想的理想人物,在腐败的社会现实中悲怆地牺牲了, 成了正义的殉道者。
哈姆雷特》表现出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即作者人文主义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矛盾, 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人文主义思想本身的危机。莎士比亚通过对哈姆雷特这一艺术形象的精心刻画和描写, 揭示了人性黑暗和丑陋的一面, 对人本性的认识随之加深, 揭开了人文主义与现实冲突的面纱。
哈姆雷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复仇英雄,而是一个具有强烈诗化意识的思想者,哈姆雷特因此在戏剧舞台上一直保持着敏感的诗人特质。
强烈的诗化意识使哈姆雷特对现实世界的感悟具有超越性(即通过诗,使自我对整个世界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 ,也使他的追求不同凡举。他与叔父的抗争不仅是为了简单的“复仇”,而是旨在重建一个新的理想的世界。
这使他的痛苦和彷徨在无可逃避的命运面前具有了更深刻的悲剧意义。诗化意识既间接导致了哈姆雷特的悲剧,也使他获得了最终的超越。
首先,哈姆雷特出生高贵,对美与善有着执著的向往。他用“另一个世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将现实的世界诗化。这种诗化使哈姆雷特超越了平庸的现实,具有了一种浪漫脱俗的诗人气质。
诗化不是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而是体验这个世界的方式。在人文主义者看来,当人赋予这个世界以善和美,就能摆脱冷冰冰的物质,就能摆脱人生的虚无“, 诗意地栖居在这个大地上”。
他相信父亲的伟大,相信母亲的忠贞,相信奥菲利娅爱情的纯洁,相信吉尔登斯吞和罗森格兰兹友谊的真诚。这使哈姆雷特的品质高洁和风范出众,使他成为“时流的明镜,人伦的典范,举世瞩目的中心”
然而,从剧本来看,真实的情况并不是那样。丹麦的社会早在奸王篡位之前,便已经是危机四伏“, 穷人的脚趾头已经挨着朝廷贵人的脚后跟了”。在先王过世不到一年的时间,丹麦国内就民情汹涌,叛乱一触即发。
其次,哈姆雷特具有诗化的个性特征,即通过浪漫化的人生态度来达到哲学意义上的超越。在这里,“感觉是诗化的绝对中介”。感觉不是现实的“照相”,而是对现实的主观美化。这种美化拉大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从而使人产生极端的欢乐和极端的痛苦。
在诗化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比较中,诗化者往往会将现实的丑恶放大,因而,巨大的反差会使人很容易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
如果把诗化视为一种对于生活的提纯的话,在哈姆雷特身上就表现为一种极端排他性的洁癖。他相信真和善,不能容忍生活中的一点点虚伪和背叛。母亲的违背伦常的改嫁和奥菲利娅的离去导致了哈姆雷特对整个女性群体的轻蔑和仇恨。
这种负面的情感造成了哈姆雷特的不宽容和多疑,进而造成了王后和奥菲利娅自毁的悲剧。在伤害他人的同时,哈姆雷特自己也感受到了深深的伤痛。诗化意识一方面使哈姆雷特变得苛刻,另一方面使他注重“圆满”的凝神“关照”。
诗化的使命是体验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所以,诗化意识往往导致追求与行动的分离。正如哈姆雷特过多地思考,反而杀死了行动。这决定了哈姆雷特在剧中表现出的令世人众说纷纭的犹豫。
最后,诗化意识要求个体实现对现实和自我的超越,也就是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意义。要达到这一终极目的,一个方向是通过尼采所主张的唯意志论,以个体意志狂放的扩张达到一种生命的醉境,以此超越麻木枯燥的现实世界;
另一方向则是以无入大有,通过对意义和个体意志本身的取消,达到一种彻底无他无我的境界,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悟破”,这同样是一种超越。
在经历了以疯狂为伪装的意志的狂欢之后,英国之旅使哈姆雷特的心灵获得了“狂醉”状态之后的宁静。他归来手执骷髅站在墓地陷入冥思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了自己行动的毫无意义,明白美好与丑恶终究在死亡面前归于虚无。
行动前,哈姆雷特内心充满了仇恨,“要将流血的念头充满脑际”,置复仇于伦理和公义之上。显然,这种情况下的哈姆雷特已远离“浪漫”而被自己的使命所异化。
而一旦丢弃复仇的“盔甲”,哈姆雷特的心理空间则再现那种诗意的淡泊———对现世恩怨的否弃,使哈姆雷特对自我的生命体验具有了一种彼岸的色彩,以致他的形象在这一刻得到了升华。
对比之前哈姆雷特的独白“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站在墓地里的王子显然已经得出了他自己的结论。
当哈姆雷特接受了雷欧提斯的挑战时,已经预感到自己的死亡,然而他却说:“一只雀子的死生都是命运预先注定的”“, 一个人既然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不知道会留下些什么,那么早早脱身而去,不是更好吗?”面对虚无的未来和无力改变的现实,哈姆雷特选择了迎向死亡。
纵观整部作品,可以看到哈姆雷特一直游离于复仇行动之外,每当外力的刺激(戏班的剧情、福丁布拉斯的行军) 唤起他的仇恨时,他自身的天性又会很快并且轻易地使他远离。
构成《哈姆雷特》全剧核心悬念的不是他如何复仇或者复仇结果将如何,其悬念和戏剧张力来自于为何在诸多条件都具备的前提下哈姆雷特仍然不复仇。换句话说,即该剧不仅不是复仇剧,反而是一部“反复仇剧”。
那么,从哈姆雷特的诗化意识进入人物,剧中哈姆雷特迟迟不去复仇,却沉溺于复仇想象的行动便可以得到充分的解释。恰恰是理想与现实的鸿沟,行动与思想的矛盾使得哈姆雷特在困惑和探索中将复仇这一行动上升到了人生和存在的高度,也使他脱离了简单的复仇者形象。
哈姆雷特的悲剧也因此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那个时代人文主义者为客观环境和自身弱点所决定的悲剧。
《哈姆雷特》约写于1601 年。取材于12 世纪末丹麦编年史家沙克索·格兰马迪克斯的《丹麦史》中关于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父复仇的传说, 二者的情节也基本相似,
1576 年一位法国作家把这段王子复仇的故事写进了他的作品, 16 世纪末伦敦舞台上曾多次上演过莎土比亚同时代剧作家据此改编的戏剧。
1601 年, 莎士比亚把它重新改编, 把一段中世纪的复仇故事, 改写成一部具有深刻意义的悲剧, 哈姆雷特的形象也成为著名的艺术典型之一。
首先, 莎士比亚使个人悲剧更鲜明地具有了社会悲剧的色彩。哈姆雷特不再是特定的哈姆雷特, 而是社会中的千千万万的哈姆雷特。
在《哈姆雷特》剧中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使哈姆雷特由个人的悲哀联想到人民的痛苦、社会的黑暗, 强烈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 他很想解放丹麦这所“牢狱”,“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把个人的为父复仇同社会的改造紧密地结合起来。
而且, 哈姆雷特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 它以独特的方式在行动, 具有鲜明的典型的性格特征, 这是前代同名作品所不具备的。由此可见,莎士比亚是把主人公的命运同时代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 莎士比亚加强了《哈姆雷特》的悲剧力度。沙克索的《丹麦史》记载了哈姆雷特的不幸遭遇及他在复仇过程中的曲折经历, 故事的结尾是哈姆雷特烧死了自己的仇人, 报了父仇, 取得了王位。
这个大团圆结局符合“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的喜剧公式, 可以说是一出悲喜剧。而莎士比亚笔下的故事结局则是哈姆雷特在同仇人比剑中以双方共同毁灭而告终, 是地地道道的悲剧, 它产生的悲剧效果以及它的悲剧力度远远超过了《丹麦史》中有关王子复仇的故事和同题材的其他文学作品。
首先, 哈姆雷特实现了从个人到国家的超越。哈姆雷特把个人的仇恨升华为对国家的忧虑, 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承担起为父报仇, 拯救丹麦的神圣使命。
哈姆雷特在其父被害之前是一个具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青年。他在当时人文主义思潮的堡垒德国威登堡大学学习时, 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的陶冶,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这出戏剧中发现, 哈姆雷特在其言谈举止中处处闪耀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辉
哈姆雷特的女友奥菲利亚对他的发疯这样感慨:“啊! 一颗多么高贵的心是这样殒落了! 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 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瞩目的中心, 这样无可挽回地殒落了!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哈姆雷特具有文艺复兴时期良好的人文素养,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能超越个人仇恨, 升华到忧国忧民的高度。
在从思考到行动的发展过程中, 他逐渐认识到, 为父王复仇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 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的问题。
开始时, 哈姆雷特对世界、对生活充满了纯洁美好的向往, 他觉得“人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理性! 多么伟大的力量! 多么优美的仪表! 多么文雅的举动! 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 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 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
然而这种肯定人的作用的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在接触到父死母嫁的黑暗现实之后, 他怀疑“人”的价值。就在上述那段肯定“人”的独白后半段, 却说“可是在我看来, 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 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
他慢慢地悟出悲剧不是某个家庭或者少数一些人的, 而是属于整个社会的。
他认识到“丹麦是一所监狱”, 乃至全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 里面有许多监房、囚室、地牢; 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 认识到“时代整个儿脱节了”, 并最终决定承担起这个“重整乾坤的责任”。
其次, 哈姆雷特在剧中实现了从苦闷的思索到勇敢的行动的超越。当他获悉父王突然驾崩, 叔叔克劳狄斯突然登基, 他从德国返回丹麦, 又发现母亲匆匆改嫁, 便疑窦顿生, 精神忧郁, 决心弄清此事。
他夜上露台观看鬼魂, 他父亲的亡魂告诉他克劳狄斯谋杀自己的罪行, 并嘱咐他复仇。从此, 他便处于沉思延宕、忧郁痛苦之中
为了进一步弄清真相, 哈姆雷特巧妙地安排了一场“戏中戏”《捕鼠器》, 证实鬼魂的话是真的。但是他却一再犹豫。这时奸王阴谋借刀杀人, 派遣哈姆雷特去英国, 让英王除掉王子, 哈姆雷特识破阴谋, 半路逃回。这成了他实现超越的直接条件, 此时, 他彻底超脱忧郁, 立志报仇, 最终把愤怒的剑刺向克劳狄斯, 从而也真正地由一个思考型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型的人。
在英国文艺复兴最繁荣的时期, 莎士比亚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经历了从形成到发展深化的过程, 后期的代表作《哈姆雷特》无疑集中反映了莎士比亚世界观的成熟与超越。
在早期创作中, 莎士比亚相信人性善良, 相信“爱”的武器可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并把这看成是改变现实邪恶和创造美好世界的巨大力量, 戏剧冲突也往往是由恶人悔改、好人宽恕而得到解决的。
这一时期正当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极盛时期, 这时的英国建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对外战争的胜利和对殖民地的掠夺, 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英国社会呈现出一片繁荣富强的景象。
因此他早期的创作充满愉快乐观的浪漫色彩,以喜剧居多, 即使创作悲剧, 如《罗密欧与朱丽叶》, 也是以主人公之死换来的两家和好为结局。
在中期的悲剧创作中,“他向我们展示的却是人类的自私与丑陋, 人与人之间的残酷与血腥的关系, 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幅人性堕落, 情绪泛滥的画面”。
写于16 世纪与17 世纪之交的《哈姆雷特》就是这样一幅刻画人性有限的代表作, 这一时期英国已从“快乐英国”的“黄金时代”笔直地堕入了“黑铁时代”, 专制政体的进步性已经丧失殆尽, 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 人与人之间只有金钱利害关系, 极端个人主义盛行。
莎士比亚对此有着极深的感触, 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莎士比亚深感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难以解决。正因为如此, 哈姆雷特这个具有社会先进思想的理想人物,在腐败的社会现实中悲怆地牺牲了, 成了正义的殉道者。
哈姆雷特》表现出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即作者人文主义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矛盾, 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人文主义思想本身的危机。莎士比亚通过对哈姆雷特这一艺术形象的精心刻画和描写, 揭示了人性黑暗和丑陋的一面, 对人本性的认识随之加深, 揭开了人文主义与现实冲突的面纱。
哈姆雷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复仇英雄,而是一个具有强烈诗化意识的思想者,哈姆雷特因此在戏剧舞台上一直保持着敏感的诗人特质。
强烈的诗化意识使哈姆雷特对现实世界的感悟具有超越性(即通过诗,使自我对整个世界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 ,也使他的追求不同凡举。他与叔父的抗争不仅是为了简单的“复仇”,而是旨在重建一个新的理想的世界。
这使他的痛苦和彷徨在无可逃避的命运面前具有了更深刻的悲剧意义。诗化意识既间接导致了哈姆雷特的悲剧,也使他获得了最终的超越。
首先,哈姆雷特出生高贵,对美与善有着执著的向往。他用“另一个世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将现实的世界诗化。这种诗化使哈姆雷特超越了平庸的现实,具有了一种浪漫脱俗的诗人气质。
诗化不是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而是体验这个世界的方式。在人文主义者看来,当人赋予这个世界以善和美,就能摆脱冷冰冰的物质,就能摆脱人生的虚无“, 诗意地栖居在这个大地上”。
他相信父亲的伟大,相信母亲的忠贞,相信奥菲利娅爱情的纯洁,相信吉尔登斯吞和罗森格兰兹友谊的真诚。这使哈姆雷特的品质高洁和风范出众,使他成为“时流的明镜,人伦的典范,举世瞩目的中心”
然而,从剧本来看,真实的情况并不是那样。丹麦的社会早在奸王篡位之前,便已经是危机四伏“, 穷人的脚趾头已经挨着朝廷贵人的脚后跟了”。在先王过世不到一年的时间,丹麦国内就民情汹涌,叛乱一触即发。
其次,哈姆雷特具有诗化的个性特征,即通过浪漫化的人生态度来达到哲学意义上的超越。在这里,“感觉是诗化的绝对中介”。感觉不是现实的“照相”,而是对现实的主观美化。这种美化拉大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从而使人产生极端的欢乐和极端的痛苦。
在诗化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比较中,诗化者往往会将现实的丑恶放大,因而,巨大的反差会使人很容易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
如果把诗化视为一种对于生活的提纯的话,在哈姆雷特身上就表现为一种极端排他性的洁癖。他相信真和善,不能容忍生活中的一点点虚伪和背叛。母亲的违背伦常的改嫁和奥菲利娅的离去导致了哈姆雷特对整个女性群体的轻蔑和仇恨。
这种负面的情感造成了哈姆雷特的不宽容和多疑,进而造成了王后和奥菲利娅自毁的悲剧。在伤害他人的同时,哈姆雷特自己也感受到了深深的伤痛。诗化意识一方面使哈姆雷特变得苛刻,另一方面使他注重“圆满”的凝神“关照”。
诗化的使命是体验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所以,诗化意识往往导致追求与行动的分离。正如哈姆雷特过多地思考,反而杀死了行动。这决定了哈姆雷特在剧中表现出的令世人众说纷纭的犹豫。
最后,诗化意识要求个体实现对现实和自我的超越,也就是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意义。要达到这一终极目的,一个方向是通过尼采所主张的唯意志论,以个体意志狂放的扩张达到一种生命的醉境,以此超越麻木枯燥的现实世界;
另一方向则是以无入大有,通过对意义和个体意志本身的取消,达到一种彻底无他无我的境界,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悟破”,这同样是一种超越。
在经历了以疯狂为伪装的意志的狂欢之后,英国之旅使哈姆雷特的心灵获得了“狂醉”状态之后的宁静。他归来手执骷髅站在墓地陷入冥思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了自己行动的毫无意义,明白美好与丑恶终究在死亡面前归于虚无。
行动前,哈姆雷特内心充满了仇恨,“要将流血的念头充满脑际”,置复仇于伦理和公义之上。显然,这种情况下的哈姆雷特已远离“浪漫”而被自己的使命所异化。
而一旦丢弃复仇的“盔甲”,哈姆雷特的心理空间则再现那种诗意的淡泊———对现世恩怨的否弃,使哈姆雷特对自我的生命体验具有了一种彼岸的色彩,以致他的形象在这一刻得到了升华。
对比之前哈姆雷特的独白“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站在墓地里的王子显然已经得出了他自己的结论。
当哈姆雷特接受了雷欧提斯的挑战时,已经预感到自己的死亡,然而他却说:“一只雀子的死生都是命运预先注定的”“, 一个人既然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不知道会留下些什么,那么早早脱身而去,不是更好吗?”面对虚无的未来和无力改变的现实,哈姆雷特选择了迎向死亡。
纵观整部作品,可以看到哈姆雷特一直游离于复仇行动之外,每当外力的刺激(戏班的剧情、福丁布拉斯的行军) 唤起他的仇恨时,他自身的天性又会很快并且轻易地使他远离。
构成《哈姆雷特》全剧核心悬念的不是他如何复仇或者复仇结果将如何,其悬念和戏剧张力来自于为何在诸多条件都具备的前提下哈姆雷特仍然不复仇。换句话说,即该剧不仅不是复仇剧,反而是一部“反复仇剧”。
那么,从哈姆雷特的诗化意识进入人物,剧中哈姆雷特迟迟不去复仇,却沉溺于复仇想象的行动便可以得到充分的解释。恰恰是理想与现实的鸿沟,行动与思想的矛盾使得哈姆雷特在困惑和探索中将复仇这一行动上升到了人生和存在的高度,也使他脱离了简单的复仇者形象。
哈姆雷特的悲剧也因此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那个时代人文主义者为客观环境和自身弱点所决定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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