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如何评价 2016 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

Answer 1

从电影角度来说，看似全是普通的对话场景，片子的镜头扎实，各种技巧非常隐藏但是严谨。主要人物非常多，但有些微的主次不同。故事线多而独立，但却非常用心的交替着慢慢引导情绪逐渐上升，直到最后的时候达成高潮，水到渠成。
有人说媒体并没有创造任何东西，而且我们也早就知道，媒体并不能改变观众，只能引导观众。那么，媒体的意义是什么呢？应该是片中总编辑最后说的：广泛的而立即的引起读者的关注。是的，一个新闻或者观点，存在每个人内心的时候，都是难以有力量的，但是媒体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宣言，它宣告，知道这件事情的，不只你一个人。只有当知道别人和自己有同样的想法的时候，大多数人才敢勇敢的站起来在大众的沉默中声明自己的想法。伟大吗？是的。但伟大的前提是这种共鸣本身是好的，客观的，基于真相的共鸣。这个行业特别需要新闻工作者的良知。有幸的，在聚焦里面，他歌颂的，是一群道德自律的，诚实的，自省的，良知满满的记者，他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报纸在印刷机上，如同流水一般前行，带着聚焦组员几个月的全情投入走向了观众。是啊，正义得到了声张，我相信这是让所有的人长吁一口气的。或许我们可以想想，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揪心和共鸣呢？难道是我们所期望的，在电影里面的美好故事，太少了？
最近正在看《娱乐至死》。里面提到当美国开通了第一条电报线路时，举国为之欢腾，但并非所有人都持乐观的态度，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这样写道：“我们满腔热情的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却可能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新闻越来越有趣，但是真相却越来越少。娱乐替代了严谨，而认真的新闻精神，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在这个早已经可以比拟亿万个电报线路的互联网中，大家需要的是如同公主得了百日咳这样有趣的新闻，而不再是需要思考的真相。那么，说出这样的真相对我们仍有价值，就是这片最伟大的现实意义。
原本我会以为最佳影片的评选是一个折衷，但我错了。这个影片确实应该是最佳影片。片子描述那个新闻严谨时代的极大的辉煌，也是那个严谨时代的华丽谢幕。用心的新闻，看的人越来越少。我们要迎来的是一个再也没有纸质媒体，到处是图像，人们都在分分钟换着口味，前一秒还是哪个明星走光，后一秒已经是某男子重婚八次，再后一秒是小狗扮成熊猫上地铁吸引眼球了。有趣吧。是啊。为什么会有种悲凉的无力感呢？许多年以后，这样的新闻工作者会越来越少，认真严肃的文字会越来越少，印刷品的时代已经谢幕，娱乐至死的年代正在全盛期，而且看不到峰回路转的时刻。
正在此刻，我屏幕的右下角出现了一张钢管舞的图片，标题是国家钢管舞开课。其实新闻内容有可能是正经的，但这标题和配图已经说明了一切。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新闻需要的是点击，真相到底值多少钱呢？

Answer 2

2002年一整年，从1月到12月，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spotlight团队做了一件事，就是报道波士顿地区神父性侵未成年儿童事件。从最初涉案的13名神父，到最后揭发的249人，它后来扩展到全球，澳洲与欧洲也相继爆发类似丑闻，引起极大反响，因此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这些神父专挑贫寒人家的男孩下手，令人怒极攻心的是，他们可以做到对一家人中的七个男孩进行猥亵的同时，让他们的妈妈一声不吭，面对如此痛苦独自承受多年。一家七个！称为魔鬼也算是恭维了。事情败露后，神父只是被轻描淡写地调去另外一个教区。而这只是波士顿教区249个神父当中的一个。据调查，被这些神父性侵过的儿童约在1000人左右，他们长大后，把自己叫做幸存者。
幸存者？！请问，这是被撒旦吻过的土地吗。
人们在得知一件事的全部真相前，只会倾向于相信已知或最肤浅的一层，而他们头脑中固有的社会观念，个人教育程度的高下，获知信息的多少，则会阻碍他们的判断力和对真相的感知。比如，神父代表了上帝的权威，同样的过错，于别人可能是犯罪，于他却是传播福音。而作为性侵受害者，神父是道德主宰，反抗他就是对抗权威，告发神父的性侵行为，对于平常人来讲往往需要更大勇气。以至于这样的可怕事件竟无人举发，或不受重视。

这时记者，特别是调查记者，他们的理想就是干翻全世界的邪恶。也许不成功，但你终于可以从他们奋斗的脸上，看到一点点想要改变世界的愿望了啊。
《聚焦》里，当新任上级领导马蒂·巴伦在选题会上说出“起诉天主教会”这几个字的时候，他身经百战的下属们全都虎躯一震吧。毕竟是天主教会，信教者众，拔除这一毒瘤的过程将会极为痛苦，就像砍断一代人的精神支柱，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不可忽视。
在这方面，国外记者拥有的自由度更高，和同样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十二宫》一样，调查者在调查过程中需要的卷宗都可以去相关警署和资料库中寻找，设为机密的部分可以通过官方途径解除封存，给了开放调查更高的自由和可能性。
如何让人们相信，这些慈爱的天父之子是真的在用尽生命为祸人间呢？除了受害人现身说法外，还必须呈上坚硬的证据，及当事人说法。
斯蒂格·拉森写过一套“千禧年三部曲”系列小说，包括《龙文身的女孩》、《玩火的女孩》和《直捣蜂窝的女孩》，主角布隆维斯特像是拉森本人的化身，是个经济调查记者，而另一个主角名叫莎兰德，是一个孤僻的天才黑客女孩。她本人是性侵受害者，也一生致力于对抗对女性不公的侵害事件。
故事与真实之间相似的地方在于，记者调查完所有信息后，无论人数多少，他们总会一一回访涉案人员，证实他们确实是事件中的施暴者之后，才能予以报道。这事必须事无巨细，即使担上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因为于调查记者而言，再没有什么比新闻的精度和真实度更为重要。
对那些犯过罪的人，这更像是一场精神上的凌迟处死，眼看着报道一点点完成，发表日期接近，最后忽然众人皆知，举世哗然，他们留在这世上最后的声誉与名望全都逝水东流。再见大主教。
电影中让我深受震动的一幕，是新闻发布前夕的那个平安夜，偌大的教堂中，一对小小的合唱团在指挥下唱着圣歌，孩子脸上透着宁静的光。“多少慈祥，多少天真，静享天赐安眠，圣善夜，牧羊人，在旷野，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
他们可能不知道，在这个教堂之外有多少无边黑暗，几乎将他们吞没，有多少大人，拼出性命正是为保全他们平安。也许这世界没有绝对的正与邪，却有胡作非为的强，和逆来顺受的弱。而有些人，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尽力扶一扶这不公正的天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