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潜伏》这部剧有什么想法?
如果不是因为向我约稿的是一位小女生,我是不会看《潜伏》这种国产剧的。她用曾哥的绵羊音嗲我:你就写写嘛,批判它,这剧可火了。我说,不就是主旋律嘛。她说,这个和主旋律不一样,主旋律讲光明磊落,死也得站着,昂首挺胸,这个讲阴谋诡计,耍手腕,很符合当下厚黑的时代精神,你先看看嘛看看嘛。她的判断力我是不信任的,但没办法,我经不起嗲,只能含泪屈服了。可是才看了前面几集,我就发现还是自己说对了,这就是主旋律。
“主旋律”是为了教育人民的,它宣传和灌输的观念是:人不是目的,理想或信仰才是目的。为了崇高的理想或信仰,人应该勇于牺牲,不怕饱经磨难,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那么,什么样的理想或信仰才崇高呢?当然是为人民、为集体啦,为个人、为自己,那叫自私自利,是要被唾弃的。多问一句,那什么才是为人民、为集体呢?这个就不要多问了,解释权在“组织”。组织很先进,已经搞清楚了一切,剩下的只要服从就行了。党性高于一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必须强调,这被“高于”的“一切”里,也包括了人性。
《潜伏》完全是按照主旋律的公式写的,讲一个人如何从没信仰到了有信仰,再到为信仰付出一切,成为真正的无名英雄。孙红雷(扮演余则成)本来是国民党的特务,由于监听我党的秘密活动,久而久之沾染了赤色思想。但是这种进步毕竟是有限的,最明显的差距就在于他缺乏信仰。他的未婚妻左蓝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有一次他俩交心,左蓝提到政治信仰的分歧,孙红雷说,什么政治信仰,我信仰良心、信仰生活、信仰你。这就是犬儒嘛,小布尔乔亚,没劲。左蓝感到失望,她就像上台谢幕的央视女主持,用深情的眼神表达不舍,用紧抿的嘴唇表达遗憾,然后就意志坚定地离开了。一场婚事因为信仰而告吹。孙红雷受到失恋的打击,价值观渐渐崩溃。终于有一次他遭人暗杀,被共产党救了。知恩图报之下,他立马叛变了国民党。但我党深知他缺乏信仰,“毕竟他是为了一个女人投靠我党的人”,于是安排他接受再教育,给他“在思想上做一些规范性的指导”。这场戏至关重要,它借一位领导之口讲出了全剧的主旨,也就是这类作品要弘扬的“主旋律”。这位领导千言万语,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信仰”。他告诉孙红雷,要服从组织,要守纪律,要听领导的话,但信仰最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你的领导就是你个人的信念”。他还说,为了信仰,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些坏事情”。这位领导这样叮嘱孙红雷,“记住,在特殊的情况下什么都可以灵活应变,但是信仰绝不能变”。
有了信仰之后就好办了。目标是正义的,手段也就成了正义的。接下来的故事里,孙红雷轻装上阵,没有任何思想包袱,潜伏起来顺风顺水,无往而不利。而敌人,那些国.民.党特工,因为缺乏伟大、光荣、正确的信仰,蠢得连特殊学校都不愿收留他们。本来一个窃听器就搞掂的事情,非要安排一个会计当孙红雷的邻居,天天探头探脑,白天躲在门外偷听,晚上就踩在梯子上贴着天花板偷听。最让人难为情的是,他竟然还拿了小本本做记录,因为总是听不清楚,就在上面画满了省略号。说实话,我.党特.工的智力也高不到哪儿去,但幸运在于,一山还有一山低。像左蓝,始终坚持实.名.制,最早作为地.下.党.员在重庆搞情.报工作,同时在赤色报纸上发表文章,都是使用本名。按理说这样的人早就暴露了身份,不被特.务干掉,也该受到严密监.控。但她在敌人眼皮底下从容得很,先和孙红雷谈恋爱,接着经延.安去了苏.联,转眼又成了八路军代表。孙红雷和这么着名的“女G.匪”恋爱过,理应受到内部调查,至少不会被重用,但显然国.民.党人脑袋里就是缺根弦,他们呆头呆脑地刺探一下,孙红雷随随便便应付一下,就全糊弄过去了。
整部剧看下来,我的感受和那位女编辑的完全不一样。她认为这部戏突出了“谋略”的重要性,强调的是“斗智”,而不是“斗勇”,这一点脱离了过往的主旋律。但在我看来,所谓“谋略”的情节设计非常粗糙,犯驳之处甚多,与其说是“斗智”,还不如说是“搏傻”。孙红雷的成功完全依赖于对手的弱智。例如他铲除马奎队长,只是诱使他和左蓝私下见面,喝了几杯茶,军统高层立马就相信马队长就是共党的奸细。而他自己和左蓝谈过恋爱,亲过嘴,却没人相信他才是真正的卧底。这种不合逻辑的地方太多了。我甚至认为,这部电视剧之所以能风靡,正是因为它足够“反智”。要知道,坐在电视机前看国产剧的观众,绝大多数都不聪明。而不聪明的人总是愿意看到:傻人有傻福,低智商也能成功。《鹿鼎记》里的韦小宝也“反智”,不懂武功,还是文盲,却黑白通吃,路路畅通,享尽了人间荣华富贵。可是韦小宝多少还有些机灵劲儿吧,孙红雷却连这个也没有。他木口木面,蔫不拉几,看上去就是一个受气包。这种男人在生活里随处可见,平庸得不能再平庸,但偏偏他发迹了。韦小宝靠的是“走运”,他靠的则是“蛮勇”。单枪匹马,冲上去就暗杀汉奸,获得了戴笠的赏识。后来组织上让他撤,他非留下来窃取情报,一意孤行,竟如愿以偿。他有一句名言,直接地道出了这种价值观。他说,“我不怕残酷,就怕失败。”而他的蛮勇也获得了回报,对手总比自己傻那么一点。他也凭借这一点成了幕后黑手,将所有人玩得团团转。被他戏弄的人对他充满感激,跟他称兄道弟,或者引为知己。而他做尽了吃里扒外的勾当,就是不被发现、不受惩罚。他的结局也很好,关键时刻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避开了解放后大陆的那些腥风血雨。
戴着面具做人,步步为营,这是中国人现实生活的写照。只要胆子够大,庸人也能玩转世界,这是很多中国人隐秘的愿望,电视剧里孙红雷替他们实现了梦想,所以一下子就火了。可是这只是对于男性观众而言的,中国女性没有太强烈的成功欲望,虽然她们也认同“反智”,但那是在别的地方。是的,男人永远在忧虑事业,女人永远在向往爱情。实际上,《潜伏》能够俘虏无数女观众的心,还因为它是一部言情剧,很多地方堪比琼瑶戏。孙红雷为左蓝背叛党国,左蓝为孙红雷牺牲自己,这都是爱情的力量。姚晨(扮演翠平)是一个灰姑娘,她来自农村,虽然粗鲁,但是很善良,热爱民族,讨厌金钱。她也很纯洁,是处女,经常看见牲畜交配,却对性话题很反感。城里人孙红雷看她不顺眼,觉得她土里土气,态度里充满了傲慢与偏见。起初她也不喜欢对方,但慢慢接触下来,发现他工作认真,是潜力股,理智说服了自己,情感也就具备了。但孙红雷很慢热(好男人都这样),还不时有女人来抢(潜力股都这样),所以姚晨内心里历尽坎坷。不过,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一天她的勤劳、质朴和纯洁奏效了,孙红雷的最后一道防线被突破。然后,这份爱情到了最高潮,成为新版《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夜情之后,这个男人就离开了。女人怀孕,生下孩子,独立抚养,但是始终无怨无悔,脸上洋溢着满足和快乐。
英国言情小说女王Barbara Cartland说过,言情小说要获得读者欢迎,必须保住女主角的贞洁。她一生写了七百多本言情小说,女主角全是处女,每个故事不到最后几页,男女主角不结婚就决不发生性关系。凭借着这一法则,她的小说非常畅销,总销量高达十亿。实际上,这也是所有流行言情作品的秘诀:如果不能阻止男女主角性交,也应尽量往后拖延。因为女人这种动物,喜欢性交的前戏多于性交本身,而她们总把那些超长的前戏称之为爱情。《潜伏》同样严格遵守了这一条铁律。30集的电视剧,从第5集起男女主角就睡在一个房间里,但就是扛住了,绝不擦枪走火。观众的心也一直悬着,很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成事。岁月如梭啊,直到第27集,两人终于决定ML。可是就在临门一脚,他们仍然作出了最后一番推迟的努力,戴上大红花,交拜天地,并且在祖宗牌位前念念有词,宣告成亲是功能性的,为了传宗接代或者国家大义,这才拖拖拉拉地圆了房。而这一次就成了他们唯一的一次。相比冗长的前戏,ML真是稍纵即逝,就像从未发生过。当然,这也为开拍续集留下了伏笔,既然男女主角好像没有真正的ML过,那就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把观众留在电视机前:猜猜看,男女主角下一次ML,要走多少条路,要越多少座山,要经历多少时间。
通常说来,言情剧的困难在于如何说服男性观众。不性交的爱情,女人觉得很浪漫,但男人觉得很扯蛋。所以,太纯洁的言情剧,总是无法吸引男观众。然而《潜伏》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孙红雷是革命者,禁欲就是他的天职。其中一幕,八路军的军调代表直接道出了其中的秘密:“革命者的爱情分外浪漫!”为什么革命者的爱情分外浪漫?因为革命,意味着牺牲,摒弃所有庸俗的贪欲,包括求生欲、物质欲乃至性欲。可以说,革命本身就是禁欲主义的,越革命就越禁欲,越禁欲就越纯洁,越纯洁就越浪漫。自从孙红雷受到了红色教育,有了无私的信仰,“禁欲”简直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有部法国电影《芳芳》,为了制造无性的浪漫,男女主角同居,中间隔了一道玻璃墙,看得见,吃不着。但孙红雷连玻璃墙都不用,两个睡在一个房间,姚晨怎么宽衣解带,穿着肚兜走来走去,哪怕言语挑逗,甚至抱在一起,他都心如止水,誓不起头。姚晨也很厉害,她也是革命者。她强大的禁欲主要体现在物质利益上面,她一看到金条、首饰、美元就非常气愤,有毁灭它们的冲动。直到孙红雷告诉她,这些肮脏的东西可以换来枪炮这些杀伤性武器,她才笑逐颜开,原谅了它们。在性欲面前,比起孙红雷,她的克制能力就弱了一些。毕竟是女同志,马列水平差了点。幸好她找到了办法,每次动了春心,都会问自己,这件事组织允不允许呢,需不需要领导同意呢?久而久之,“组织”就成了她禁欲的法宝,以至于当她的处女身被孙红雷破了,她说的第一句话不是“疼”,而是“没汇报就睡,你说算犯错误吗?”不过,禁欲不是性无能,否则这样的爱情就不浪漫了。在信仰光辉的照耀下,在道德良心的束缚中,孙红雷的小宇宙毕竟还是爆发了,他对农村姑娘姚晨终于有了非常强烈的反应。这一次姚晨没有做出挑逗,他却对她产生了不可遏制的激情。孙红雷两眼放光、心潮澎湃、脉搏狂跳,因为他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姚晨会打手枪!而且她枪法神准,一个子弹就能消灭一个敌人。这真是全剧的点睛之笔,恐怕也是所有言情剧里最让人难忘的片段。一个男人,因为女人会打手枪而爱上了她。而革命者能弃绝所有诱惑,就是没法抵挡打手枪。我想,恐怕再没有任何情节设计比这个更好的了,它太太太贴切了。我甚至愿意把它归纳为一句真理,送给所有追求浪漫的女性们:如果一个男人表现得像革命者般纯洁,那他一定很爱很爱打手枪。
民国三十八年一月,春寒料峭,军统天津站行动队长李涯正踌躇满志。几分钟前,他刚截获了一个电话,听到彼端熟悉的声音,他一贯严峻的面上露出一种志在必得的微笑。终于可揭露这个可怕的潜伏敌人的真面目,李涯觉得几年来的忍辱负重总算有了个眉目。他不知道片刻后,自己三十五年的短暂人生即将戛然而止。
彼时,天津站站长吴敬中早已将私产转移到广东,冷眼旁观党国这条千疮百孔的大船慢慢没顶;南京特派员鲍某魂不守舍,将他费尽心血安排的名单向他人和盘托出;不远的北平,傅作义和CCP两次谈判,即将献城。更遥远的地方,在华北,在江淮,GMD的军队如散沙一触即散,溃败千里。 这一切李涯未必不知,然而就如他所说的,国家大事,非我辈能操心。他自知是一颗绝无回头路的过河卒子,孤军深入,以期有朝一日可反将一军,弥补当年戴笠未 实现的期许——“待战时,见奇效。”至于能否有实现的一天,他没有怀疑过,也从不允许自己怀疑。
不幸、或恰恰相反,李涯孤绝的信仰随另一种意志的舍身一跃被迫中折。死亡突如其来,那零点几秒钟的失重坠落间,他想过什么?难酬的热血,郁郁难伸的抱负,还是这单调一生也许有过的、难得幸福的吉光片羽。都不重要了。我只是一厢情愿的希望,那一刻足够短暂,短暂到他来不及体会痛苦和遗憾。对于他奔波徒劳的一生,这未尝不是一个幸运的结局。历史的顺 流者廖三民和逆流者李涯,泰山之重亦或鸿毛之轻,当死亡的阴影黯淡他们的眼睛,同样鲜红色的热血在冰凉的地面漫延冷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恨、嫉妒,灰飞湮灭。阳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他们不再有份。” 军统特务未瞑的双目直直望向屋顶,其上是无垠的青空,翻腾时代变更的波诡云谲。
李涯是太渺小了。渺小到他的抗争、他的生死都那么微不足道。在时代巨浪拍击之下,个人意志被轻而易举的碾碎或抛弃,他的螳臂挡车,让人感到一种悲哀的荒谬。这是早已注定的,李涯的一切殚精竭虑只是徒劳,一切理想都终成泡影。这种必然的失败和屡败屡战,让他被解读为一个几分喜剧色彩的悲剧性反角。谁说不是呢?他四处碰壁,时时鼻青脸肿气急败坏的回来;纵使咬碎牙根,也不得不暂且向人低头,只在孤独的角落,让一贯强硬的外壳裂开一条缝隙,窥见灵魂柔软的本质——个人而言,我并不愿见李涯的眼泪。那么要强孤标的一个人,要他允许自己片刻的软弱,竟至流下泪来,岂不就是承认自己输了——不是输给敌人,而是输给了自己,不得不承认自己并非一直以为的坚强;李涯落泪, 我更愿意将它理解成一种亘古与同、有志难伸的愁郁块垒,是眼见国事衰颓而肖小横行的忧愤疾痛。是大道如青天,而我,独不得出。
这种巨大的,无以排遣的痛苦,在安静狭小的办公室中,无可避免地逼迫下来,像黑色的洪流,用沉默淹没孤独的时刻,让这个男人静静落泪。高贵的悲伤有其动人之处,映射出一种水晶质地的人格,折射四周的光怪陆离依旧纯净坚硬,也许脆弱但是宁碎不折。
当然李涯的人格远非完善,他并不城府深沉,对己对人都近似严苛;他张扬外露、时而暴戾,甚至让我怀疑,这样的性格如何在延安潜伏;他也未必无欲无求,上校的军衔可以让他在意愤怒,但他的所求却甚少为一己之私。他说“我运即国运”,唯有俯仰无愧者,可以作此坦荡语。一个人的双手沾染血腥,精神世界却出奇的纯粹。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即便身陷泥潭不能独清,也曾勾心斗角机关算尽,一言一语依然掷地有声:“党国不公,为党不义,我李涯一片至诚从未改变”。“为党国消除所有的敌人,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
这个偏执的殉道者形象总使我联想到雨果英雄主义悲剧气质浓厚的《九三年》中,那位凛冽肃穆的黑衣教士西穆尔丹。他们身上有一种根本的肖似,这种人只倾听内心的声音,单纯而严峻,为了自己信奉的真理不择手段,自以为可凌驾一切世俗。他们像黑夜一样森冷可怖,良心却纯洁忧郁,像子夜星斗一样闪烁;而在阳光中,这光辉就湮灭不明。李涯,他那简单的理想,唯独透露一丝温暖的“为了孩子”,是否也像西穆尔丹那样,带着一种普世的清教徒式的悲悯?他深谙自己阵营的弊病,也目睹过另一种主义缔造的“光明”,他的心却从未动摇。行走在黑暗和血泞中,孑然一人,好像神话里的西西弗,以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一个献身空无的斗者,被敌对的一方所抹杀,被维护的一方所边缘,荒谬地为着那些所谓赋予他生活意义的理想和幻想而死。
人们可以嘲弄这名历史的无名氏,他荒诞的雄心,无价值的死。然而对我而言,他的微不足道和失败,却仍为我昭示一种久违的,固守自我的生存方式。我们在生活中时会惊觉生存的荒芜,心中生满荆棘,灵魂干涸,面目全非。我们有意无意的扮演了很多人,余则成,吴敬中,谢若琳,在犬儒主义横行的年代里,这些名字是容易被认可的。而李涯穷其一生,都在与那块无形的西西弗巨石做周而复始的抗争,在失败与对失败的藐视中,在清醒的认识并承受痛苦中,他完成了一种对命运的反超。真正的悲剧决不是命运不济,而是屈从于命运的摆弄,是无底线的妥协,随波逐流。这种意义上,荒谬的反英雄李涯,他堪称一个大写的纯粹的“人”。
党国没有希望了,我没有希望了。我只希望带上我的财产,全身而退。
余则成和他那个傻得挂相的女人,是共党吗?当然是。这是很明显的,但是李涯不是他们的对手,除非我愿意出手。
要问为什么,首先,我想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有目的和理由,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我吴敬中干这个站长,就是为了捞点好处,然后全身而退。委员长靠不住,毛局长更靠不住,什么靠得住?美元金条而已。陆桥山、马奎这些人,动机都很明显。所以他们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和掌握的。除掉马奎,无非是这个蠢货居然认为是我串通穆连成泄密,这个人的脑子,不比我老婆好多少,但是他会闯祸,好在有共党帮忙,捏死他不费吹灰之力,也顺理成章。共党他爱是不是,重要的是他不要去南京坏我的事。而余则成不同,他看起来老实,但是我知道他绝对不老实,但是他做的事情,看起来很对,问题却就出在这个对上,他没有私心,没有欲望,这就是大问题。为什么我要冒着启用佛龛的风险查他,目的就是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从他对左蓝的态度,我就可以肯定他不干净了。但是,这有关系吗?我这个学生,好就好在明白“效忠党国,首先是效忠长官”这个道理。在这一点上,他就是我的人。我不是他老婆,不在乎他还会是共党。正因为他是共党,他才特别需要我的庇护,也正因为需要我的庇护,他才会帮我做事。
很多人以为我是老糊涂,哈哈,这样想很好。马奎、李涯,行动队的,仗着手里有人,想查谁就查谁,老子的底他们也敢查,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不是甩手掌柜,我也有人。给翠平接风吃西餐那天,你们也看见了,调查余则成和左蓝的那个。我的人不会像行动队的那样成天在街上晃荡,但是他们该出现的时候一定会出现,比如带余则成上飞机。我爱装糊涂,这个方面,余副站长还得跟我学。
什么内战,什么党国的前途,这些全是狗屁。陆桥山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他太没品味了,居然和李涯这个疯子闹矛盾,事情做到这个份上,我也爱莫能助了。 李涯就是一疯子,他的动机比余则成还荒唐还难以理解。他真把党国当回事,也好,脏活累活,背黑锅的,就都交给他吧!他总是能够每次都毫无悬念地,毫无意外地把屁股露出来。当然这都是在余则成的帮助下。他爱折腾就折腾吧,反正工作得有人干,不过有余在,他就只能是瞎折腾,丢人现眼。 余则成是共党,这很重要吗?不重要。国军在战场上几万几十万地损兵折将,这哪里是几个小特务能够左右的呢?但是,余则成能帮我敛财,这就很重要了。我也没亏待他,给过他金条,而且,把抓季伟民这样成功率很高,却很讨好的差事派给他,促成他当中校副站长,也很够意思吧!说白了,他只要不把我人赃并获地送给共党,一切随他去折腾。
他的事情我全清楚,一个王占金,一个许宝凤,把人杀了一切干净,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说他心重,手不狠,不适合潜伏。他其实早暴露了,但是放心,有我罩着他呢。
最后再透露一点,我那个老婆,各位都知道,是蠢得可以进博物馆的蠢货,我知道她的嘴不把风,知道什么就一定会告诉那个叫翠平的女共党。所以她知道的一切,都是我故意告诉她的。这样,我稳住余则成,我老婆稳住他老婆,就一切都很美好了。他们当我是老傻瓜老糊涂,那最好。
余则成的生死去留,全在我的掌握之中。可惜啊!国军太不堪一击了,否则我还可以多捞几票,如果钱再多一些,我就不必去台湾买地,而是直接去美国买地了。
利用他,稳住他,事情就这么简单。他爱潜伏,尽管潜伏吧!但是他如果撤退了,那就是叛逃,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我只要不让他跑掉,就万事大吉。在机场他说什么来着?是命?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是捏住他的如来佛。
还有一个问题要交代,那就是谢若林和晚秋的住房问题。没我发话,他们是不可能成为余副站长的邻居的。我本来是想拆散他和他的女共(乱码)匪,让他在关键时刻能够做不了事情,不给我惹出大麻烦,但是我有点失算。谢若林不是周会计,一定会看出破绽的,但是重要的是晚秋这个小丫头一定会帮余则成,谢的能力,可以把翠平拱出来,拱出来以后,翠平只有离开。晚秋力保,余则成落难之际被美人所救,只有直恩图报,以身相许,这样,我就很安心了。可是我没想到余则成出来混了十几年,业务水准大大长进,感情观念却还是他老家的调调,只爱捞面不吃牛排。险些被那个小混混坏我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