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认为私有制带来了什么呢？
恩格斯在写作《大纲》时的主轴便是对于私有制的批判，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中产生的一系列怪异现象便是由私有制所带来的结果，而私有制究竟带来了什么？
恩格斯在《大纲》中对其展开了一一论述。虽然学界目前较为公认的看法是，恩格斯在写作《大纲》时，尚未摆脱在哲学观上的人本主义色彩，从而导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的局限，但作为针对批判私有制的经济学著作，恩格斯始终坚持立足于现实经济矛盾问题的研究方法，同样也是值得学界对其重视和进行进一步研究的。
首先，私有制带来了商业，并进一步导致重商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过渡。恩格斯在《大纲》的开篇写道：“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在恩格斯看来，私有制所带来最直接的结果便是商业，而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发展的自然结果。在商业活动中，每个置身其中的参与者都必须要尽可能地达成差额买卖，即贱卖贵买，这导致了参与主体为达成差额买卖就必然与其他参与主体之间产生利益冲突。
因此在商业活动中交易双方互不信任，参与者用不道德的手段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商业是允许通过欺骗手段来达到利益最大化的，而重商主义作为商业发展的产物，自然也脱离不了差额买卖的原则，贸易差额论便是重商主义体系的要点。随着自由主义的兴起与西方社会的思想启蒙，人道主义精神开始崭露头角，被恩格斯称为经济学的路德，即亚当·斯密，展开了一系列对旧经济学的批判，将道德、理性、人道精神融于经济学之中。
自由主义相对于重商主义，从表面上看是力图打破重商主义带来的垄断现象，但本质上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重商主义都无法彻底摆脱垄断，因为每一个竞争者都希望取得垄断地位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竞争活动的过程中，竞争的前提便是所有权的垄断，倘若所有权的垄断不存在，整个竞争体系便也不会存在，所有权的垄断是自由主义得以成立的基础。
因此，私有制带来了商业，以及在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上的历史过渡，但始终一以贯之的便是商业本身的欺诈性和伪善，自由主义者试图掩盖这一本质特征，但恩格斯在《大纲》中通过立足现实经济矛盾，揭露其理论的虚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