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汉唐时期中国哲学发展的特点

Answer 1

中国哲学史（汉唐部分）汉至唐代的哲学汉初的哲学思想从总体来说，汉初哲学在形式上表现出两大鲜明特点：一是继续了战国晚期以来的百家思想融会、综合的趋势，体现出思想杂糅、兼采众说的特征；二是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往往将总结秦亡教训、提出治国方略作为立论的基础，表现出学术与政治结合、思想为政治服务的特点，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政论性的文章即是其集中体现。汉初的黄老思想黄老道家思想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战国中期。在齐国的稷下学宫，以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老子的道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保留了老子的天道观念和柔顺、无为思想，同时又吸纳了诸子百家、特别是法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形成了“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强调人君南面之术的新的道家学派，集中表现了道家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新发展。为了托名自重以与其他学派相抗衡，这个新的学派假借了黄帝和老子的名义，称自己的学说是从黄帝、老子一直传下来的，故而名为“黄老道家”。又称“道法家”、其理论精旨比较集中保存在《论六家要旨》和《黄帝四经》中。《论六家要旨》是司马谈所作的一篇评论六家短长的精彩论文。从他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出，黄老道家在思想资源上兼取了儒、墨、名、法诸家之长，并以道家的虚无来加以统摄。具体来说，黄老道家崇尚清静无为、因循变化，希望以“无为”的形式来做到“无不为”。因此，它将道家的“虚无”精神与法家的某些思想糅合在一起，从而建构起一种更具有自然法意味的政治哲学。《黄帝四经》更加系统化地阐发了汉初黄老道家思想的理论实质。首先，《黄帝四经》的作者继承了老子的自然天道思想，认为恒无之初，惟有太虚；太虚浑蒙一体，无形无名，天不能覆，地不能载，而万事万物得之以成。这里的“太虚”正是“道”。接着，道生法。“法”的确立是“因循”的基础。而“形名”则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落实。“形名”也是整个黄老道家思想的核心。所谓“形名”，实际上就是“因形循名”，即：在外顺应其形而变化流转，在内执守其名而推究其理。法度已成，形名已立，则君王可以借之以行南面之术。黄老道家的旨趣在建构一套政治哲学，形名法度成了君王操纵天下的权柄，一旦全社会都老老实实地因形循名、遵法守度，君王自然可以双手笼袖、垂拱而治了。黄老道家思想能够在西汉初期盛行并成为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是由汉初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一，这是由汉初窘迫的经济现状决定的，战乱之后只能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其二，这也是对秦王朝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的极端政策的反动；其三，这还与汉代初期有远见的统治者的大力推动分不开。主要代表人物有曹参和窦太后。“萧规曹随”。在巧妙地取得汉惠帝理解和支持后，曹参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因循、清静的黄老思想。司马迁评论道：“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另一个关键人物是窦太后。影响：“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烂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镔而不得聚会”。
陆贾、贾谊陆贾（约前224——约前170），楚人，西汉初期著名思想家。其著作有《楚汉春秋》和《新语》。《新语》的产生，据说源于陆贾与刘邦的一次争论。汉已定天下，刘邦志得意满。不料陆贾不识趣，“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知，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之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新语》总结了秦亡的教训，指出治国须施以仁义，而在仁义之上，还有“道”、“德”。而“道”、“德”就是应该归属于道家的黄老学派。贾谊贾谊（前200——前168），西汉初期著名政论家、思想家。因“颇通诸子百家之书”，贾谊弱冠之年便被举荐为文帝的博士。他上谏文帝请求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却被元老们抨击为“年少初学，专于擅权，纷乱诸事”。结果，一生坎坷，不得重用，年仅33岁便抑郁而终。其主要作品：《治安策》、《鵩鸟赋》、《过秦论》、《大政》等，后人将其著作合编为《新书》。《过秦论》，贾谊总结了秦亡教训，指出其关键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的高杆之处就在于他并不是全盘否定法家思想的价值。他承认在攻取天下的形势下，以诈力、进取为特点的法家主张是必不可少的。但“安定者贵顺权”。就是要采取儒家的仁义政策。贾谊集中选取了儒家“仁义”思想中的“崇礼”和“重民”二者加以发挥。贾谊的另一个独到的理论贡献是他深入地比较了“礼”和“法”的关系。礼在邪恶发生之前，通过礼仪规范、道德教化来加以引导和化解；而“法”则是邪恶发生之后，制定法令刑律来对之进行惩罚。贾谊的重民思想，其将老百姓视作“万世之本”、“国之本”、“君之本”、“吏之本”。《淮南子》淮南子是由汉高祖的孙子、淮南王刘安召集门下宾客集体创作而成。据《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记载：“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名《淮南鸿烈》。
关于《淮南子》一书的主旨，高诱注曰：“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兼综各家而归于黄老。《淮南子》的自然天道观“道”是《淮南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天地的根源和万物的始祖。在宇宙生成论方面，《淮南子》形成了以“元气”为核心的理论。《淮南子》对黄老道家的继承。《淮南子》认为“无为”并非无所作为、一动不动。“无为”是“不妄为”，不使人为做作强加在自然之上；而应该“因物之所为”，主张在因顺自然的前提下有所作为。“形神关系”问题的理解和关于“天人感应”现象的思考。董仲舒“成也仲舒，败也仲舒”，一方面，由于社会政治的需要和他的努力，儒家得以在与各家的竞争中胜出，思想影响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的学说，引发了儒学的重大转向，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丢掉了儒家人文主义的真精神。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时期著名经学家、哲学家。因善治《春秋》，在景帝时被举为博士。汉武帝即位，在全国范围内举贤良文学以求治国之方。董仲舒先后三次上《天人对策》，进一步发挥了赵绾、王臧、田蚡等人的崇儒思想，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从而达到“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的目的，这就是著名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其思想深得武帝赏识，但他本人并未受到重用，只好退而修学著书。董仲舒的著作很多，除《天人三策》之外，后人合为《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说“天”是董仲舒哲学的起点和最高范畴。“天“的多重属性首先，“天”具有自然属性。其认为：天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的根源；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是由“天”产生的。而天在创生万物的过程中又具体落实为阴阳、四时、五行的运行。“五行”观念始见于《尚书?洪范》，其顺序为水、火、木、金、土。董仲舒将其顺序改变成木、火、土、金、水，使得五行具备了“比相生、间相胜”的规律。其次，天还是神性意义上的天，是神圣的主宰，是众神中的最高神。最后，天还具有道德属性。
人副天数“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天人感应”论从“人副天数”出发，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论。具体地说，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状况会影响到天道的运行；反过来，天也会通过灾异或祥瑞来体现他对人间社会治理情况的评判。这集中体现在他的“谴告”思想上。受命改制董仲舒认为，一个新王朝之所以能够建立，根本原因在于其统治者“受命”于天，成为“天子”。新王朝既已建立，必然要进行一些形式上的改变调整，以显示他受了新命。这就是“改制”因此，董仲舒又提出了“三统三正”说。每个以“德”受命的王朝都必须用合乎“德”的方式来进行统治。“三统”，就是黑统、白统、赤统；一定的“德”总是与一定的“统”相对的。在改变服制时，应该循环采用这三种颜色。所谓“三正”，就是寅正、丑正和子正。在改变历法时，轮流采用夏历的寅（一月）、丑（十二月）、子（十一月）为正月。人性论与伦理学说董仲舒主张人性是受自于天的。因此，人性“可养而不可改”的。他把人性分为三类：一类是所谓“圣人之性”，一类是所谓“斗筲之性”，剩下的是所谓“中民之性”。“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即中民）民之。”最后，董仲舒把人性的讨论落在了教化上。从总体看来，其人性理论显然没有孟子荀子深刻。董仲舒从“人副天数”的天人感应论出发，形成了以阴阳观念为核心、以纲常等级为特征的社会伦理思想。“王”是其顶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谶纬的盛行及其批判者杨雄、桓谭西汉晚期以后，今文经学发展，灾异之说蔓延，而政治上的混乱局面，也促使各方政治力量都采取伪托神意的方式为自己造势，并试图利用神意打击对手，为自身行动的合法性寻找根据。因此，谶纬之学得以登堂入室，并进一步推动了传统经学的神学化。谶纬之学与《白虎通》“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亡秦者胡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一语成谶”，就是指不小心的一句话到最后却成了应验的真事。谶语的特点：采用谜语、隐语的形式，朦朦胧胧。“谶言多应验”大体分为四种情形：其一，如“陈胜王”一类的谶言，根本就是人为地根据某一目的而炮制的，当然十分“应验”了！其二，“事后诸葛”，自然很“灵验”了！其三，谶言多采用隐语、暗语、谜语的形式，意义含糊往往具有很多种解释；在某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下，可能会诱导人们注意到谶言“灵验”的一面。其四，在当时的神秘气氛下，可能会出现数量庞大的各类谶语，不排除歪打正着可能性，岁月洗掉了绝大多数的不灵验的，只保留了为数极少的“应验”的谶语。
“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人们把不同于经典但又与经典有着密切联系的思想成果称为“纬”。围绕已有的“六经”，学者们敷衍出与之相配的“六纬”，再加上《孝纬》，编造出了所谓的“七纬”。篇名非常怪异，像《易纬?乾凿度》、《春秋纬?文曜钩》、《尚书纬?帝命验》。其共性：首先，纬书都存在将圣人神异化的趋势。其次，纬书也常常对已有的经文加以神异化解释，使圣人在形象上异于常人。最后，纬书还喜欢为一些圣人参与的重要历史事件编造种种神迹、种种征兆，以显示其行动的神圣性。借助谶纬力量上台的光武帝刘秀，为了保护统治和垄断谶纬的神圣权利，他命人将当时的图谶编校整理成八十一篇，即“河洛五九，六艺四九”。《白虎通》班固白虎观经学会议的召开和《白虎通》一书的编定，是汉代谶纬之学发展的有一个重要标志。为了调和今古文学，并确立感应之说的学术地位，公元79年，在汉章帝的亲自主持下，今古文学者共十余人在白虎观召开经学会议，史称“白虎观会议”。会后，作为与会学者之一的班固奉命整理成《白虎通》一书，又名《白虎通义》或《白虎通德论》。《白虎通主要继承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维框架和人理法天道的理论模式。确立了金字塔型的人类社会等级结构的最上一层——天子地位的神圣性。建构了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伦理纲常。所谓“六纪”指的是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扬雄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一作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末年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在思想上，扬雄沟通儒道，试图通过恢复先秦原始儒家的观念来廓清时人重谶纬、好灾异的神秘气息。“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后汉书?扬雄传》），建立了独立的哲学体系，成为两汉时期最具创造性的思想家之一。《法言》《法言》是扬雄模仿《论语》的形式创作的一部著作。扬雄认为，“学”的意义极其重大。所以，他把《学行》放在《法言》的首篇。“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学习的内容和效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最终呈现何种人性。为此，扬雄详细地规定了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既要学习正确的视、听、言、貌、思的知识，更要学以致用。“好学”必然“重师”学习的过程其实就是效法圣贤的过程。
在思想资源上，他并没有局限于儒家一家之说，而是对当时的各家都有所取、有所舍。在《法言》中，扬雄批判了谶纬之学。《太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