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林是希特勒的助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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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戈林是希特勒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比那个呆头呆脑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莆不同,戈林才华出众,宣传和组织能力尤为突出.为纳税集团的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军事才能和经济开发头脑并不出众,在最后还有严重背叛希特勒的行为.他生活奢侈,通过掠夺收集了无数的艺术品.不过，最后没有逃过历史制裁,通过自杀而了此一生
下面是对其一生的简介
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Göring，1893年1月12日—1946年10月15日），纳粹德国空军元帅，德国纳粹党的二号人物，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在纽伦堡审判中，戈林被控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并被判处死刑，但他在执行死刑前数小时在狱中自杀。
早年
戈林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罗森海姆，其父海因里希·欧内斯特·戈林是律师和地方官僚，母亲是Franziska。幼年的戈林经常与父母分居两地，在家中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此后先后就读于卡尔斯鲁厄的空军士官学校和著名的柏林Lichterfelde军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戈林先在陆军服役，后成为一名飞行员。他先后执行过侦察机和轰炸机等任务，最后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战争结束后，戈林成为一名著名的王牌飞行员，并担任著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的指挥官。
1915年中，戈林开始在弗莱堡参加飞行训练，之后被分配到第5飞行中队。不久他的座机被击落，于是1916年的大部分时间，戈林都不得不在后方养伤。1916年11月，戈林回到空军部队，并来到第26飞行中队。1917年，戈林被授予普鲁士功绩勋章。1918年7月7日，在著名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牺牲后，戈林担任了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Jasta 11）的队长。最后，他凭借击落22架敌机的骄人战绩成为德国的王牌飞行员。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戈林是唯一未被邀请参加Jasta 11中队的战后联谊会的队员。
1917年6月，在一场持久激烈的空战中，戈林击落了一名经验不足的澳大利亚飞行员弗兰克·斯里。这场战斗在后来被夸张地称为“赫尔曼·戈林的崛起”。戈林在战斗结束后，与对手会面，并把自己的铁十字勋章送给了对方。若干年后，斯里将这枚勋章送给了一个朋友，而这位朋友就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死在海滩上。
一战后，戈林继续在空军服役，主要在福克飞机公司工作，是一名特技飞行的试飞员。1920年，他进入瑞典的航空公司Svenska Lufttrafik工作。同时，他也是一战后德国国防部队的一名军官，在1933年他被提升为少将，193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不久，德国空军成立，戈林便成为空军上将。
在斯德哥尔摩工作期间，戈林遇到了Karin von Kantzow (1888年-1931年)，不久两人便正式结婚。1931年，在妻子去世后不久，戈林便与女演员Emmy Sonnemann结婚。
政治生涯
早在1922年，戈林就加入了纳粹党，并成为纳粹冲锋军的指挥者（德语：Oberste SA-Führer）。之后，他离开这个职务后，仍然保持了冲锋军中将的军衔直到1945年。
1928年，戈林成为德国国会议员，1932年至1933年间，他担任了国会议长。他在纳粹党确立统治地位的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早期，戈林还担任了普鲁士及帝国的数个部长职务，主管经济和军队建设等事务。1935年，戈林担任德国空军总司令。1939年，他成为历史上首位德国空军元帅。1941年6月29日，希特勒颁布法令，指定戈林为其继任者，并授予其纳粹德国的最高军衔——帝国元帅。帝国元帅是专门为戈林而创制的军衔，这使得戈林的地位超出了德国所有军种的元帅。
根据纽伦堡审判中弗兰兹·哈德尔上将的供述，1933年的柏林国会大厦纵火案是戈林一手策划的，而并非共产党人的煽动。哈德尔的供词称“在1942年希特勒生日午餐会上，戈林兴奋地拍着自己大腿说‘只有我真正了解国会大厦，因为我放火烧过它。’”。但是戈林在纽伦堡审判中否认了这一说法。
在纽伦堡审判中的戈林“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要拿起我的勃朗宁（著名手枪品牌）”这句话作为戈林的名言被世人熟知。然而事实上，不管戈林是否说过这句话，他并不是这句话的原创者。德国剧作家汉斯·约斯特在剧作《斯拉格特》第一幕中写道“一听到"文化"，我马上伸手拨枪。”另外，除了戈林，鲁道夫·赫斯也经常说这句台词。
戈林对奢侈的生活和华丽衣着的癖好也非常有名。戈林在与瑞典男爵遗孀Karinhall 结婚后，建造了一座以她命名的普鲁士风格的庄园。戈林对贵族风格的工艺品也非常痴迷，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他从各国搜刮了许多珍贵的工艺品据为己有。尽管青年时期的戈林非常英俊和健康，在啤酒馆事件中受伤的戈林不得不在后半生依赖吗啡等麻醉性止痛剂。这也是戈林后来日益肥胖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二战爆发后，戈林极力推动德国空军与英国展开空战。结果不列颠空战的结果不仅没有使得英国投降，反而大大削弱了德国空军的力量。加之此后在苏德战争中和反轰炸中德国空军的失败，戈林在纳粹领导层的影响力大大减弱。另外戈林奢侈糜烂的个人生活习惯也使得他在德国高层中不受欢迎。
由于戈林在对法国和低地国家作战期间成功的领导了德国空军，戈林成为二战中唯一被希特勒授予大十字勋章的将领。跟仅仅佩带在一战时期获得的勋章的希特勒相反，戈林对于勋章有着超常的嗜好。
此外，戈林也是德国陆军中赫尔曼·戈林师团的支持者，这个师团多次在前线作战，胜负参半。戈林也是纳粹地下电话和无线电通讯组织Forschungsamt的指挥官。这个组织与 党卫队、SD(党卫队)、Abwehr等谍报机构有着联系。
戈林同时也负责开发利用苏联等被占领地区的工业资源，但是并不成功。许多本该被充分利用的战争资源并没有对纳粹的战争机器起到很大的作用。与此相对的是，他本人却积极从被占的欧洲各国搜刮掠夺了大量珍贵的艺术品和财富。
戈林是在《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上签字的纳粹党内最高级别官员。当时他向党卫队领导之一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发出了组织具体行动步骤的备忘录。
1945年4月23日，戈林从贝希特斯加登向正在柏林的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希望希特勒能够授权他掌管国家一切事务，并建议与盟军进行谈判。希特勒恼羞成怒，将之视为最严重的叛国罪，于是在他自杀前的遗愿中声明，撤销戈林和希姆莱的所有官职。4月25日，戈林便被逮捕。
纽伦堡审判和自杀
1945年5月8日，身处奥地利的戈林宣布投降。他也是参加纽伦堡审判的德国官员中级别最高的将领。尽管他竭力为自己辩护，但依然被判处死刑。法庭宣称他的行为罪大恶极，实无可赦。宣判之后，戈林委托他的兄弟埃尔伯托·戈林照顾他的妻子和女儿。由于他不愿意被他的敌人处以死刑，因此他在执行绞刑前一晚选择了服氰化钾自杀。至今仍无法查明戈林是从何处获得并且如何能够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保藏这些致命的毒药。1950年代，党卫军军官埃里希·冯·巴赫宣称是他在戈林的行刑日前将毒药交给戈林的，但是他的说法并没有得到许多认同。现代的历史研究推测当时戈林与看守的一名美军军官结识，后者帮助其隐瞒了藏在随身行李中的毒药。2005年，一位名叫Herbert Lee Stivers的美军退役士兵宣称他当时与一位德国女性坠入情网，并帮助她将一支自来水笔交给了戈林，而毒药就藏在笔中。这位士兵当时在负责纽伦堡审判守卫工作的美军第一步兵师第26连队服役。他声称直到戈林自杀成功后，才知道自己带进去的钢笔藏着毒药。[1]
戈林的尸体后来被火化，其骨灰被撒入伊萨河中。
戈林的最后时光
在监狱中度过的最后岁月，戈林一直与一名懂德语的谍报人员和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在一起，后者担任审判人员与纽伦堡审判的战犯的沟通。后来吉尔伯特根据他在审判过程中的观察和回忆，出版了《纽伦堡审判》一书。下面的文章节选自该书，记录了吉尔伯特在1946年4月18日夜间所观察到的戈林的表现。当时审判活动因为复活节而休庭三天。
“戈林在自己的房间里显得焦躁不安，他不断地擦汗，显得非常警惕和消沉，并且对正在进行的审判十分不满。他曾说过自己对于纳粹所作的一切无法控制，也否认自己是个反犹太主义者，更否认自己参与了这些暴行。然而一些犹太人提出要揭穿他的谎言。”
但是艾尔伯特·斯皮尔报告说，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幸存者做完证言之后，他听到戈林说到“天呐。怎么还会剩下犹太人？我以为我们已经清除掉他们了。看来有些人又溜走了。”
戈林的名言
“枪炮会使我们强壮，而黄油只会使我们肥胖。”
下面是对其一生的简介
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Göring，1893年1月12日—1946年10月15日），纳粹德国空军元帅，德国纳粹党的二号人物，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在纽伦堡审判中，戈林被控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并被判处死刑，但他在执行死刑前数小时在狱中自杀。
早年
戈林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罗森海姆，其父海因里希·欧内斯特·戈林是律师和地方官僚，母亲是Franziska。幼年的戈林经常与父母分居两地，在家中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此后先后就读于卡尔斯鲁厄的空军士官学校和著名的柏林Lichterfelde军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戈林先在陆军服役，后成为一名飞行员。他先后执行过侦察机和轰炸机等任务，最后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战争结束后，戈林成为一名著名的王牌飞行员，并担任著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的指挥官。
1915年中，戈林开始在弗莱堡参加飞行训练，之后被分配到第5飞行中队。不久他的座机被击落，于是1916年的大部分时间，戈林都不得不在后方养伤。1916年11月，戈林回到空军部队，并来到第26飞行中队。1917年，戈林被授予普鲁士功绩勋章。1918年7月7日，在著名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牺牲后，戈林担任了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Jasta 11）的队长。最后，他凭借击落22架敌机的骄人战绩成为德国的王牌飞行员。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戈林是唯一未被邀请参加Jasta 11中队的战后联谊会的队员。
1917年6月，在一场持久激烈的空战中，戈林击落了一名经验不足的澳大利亚飞行员弗兰克·斯里。这场战斗在后来被夸张地称为“赫尔曼·戈林的崛起”。戈林在战斗结束后，与对手会面，并把自己的铁十字勋章送给了对方。若干年后，斯里将这枚勋章送给了一个朋友，而这位朋友就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死在海滩上。
一战后，戈林继续在空军服役，主要在福克飞机公司工作，是一名特技飞行的试飞员。1920年，他进入瑞典的航空公司Svenska Lufttrafik工作。同时，他也是一战后德国国防部队的一名军官，在1933年他被提升为少将，193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不久，德国空军成立，戈林便成为空军上将。
在斯德哥尔摩工作期间，戈林遇到了Karin von Kantzow (1888年-1931年)，不久两人便正式结婚。1931年，在妻子去世后不久，戈林便与女演员Emmy Sonnemann结婚。
政治生涯
早在1922年，戈林就加入了纳粹党，并成为纳粹冲锋军的指挥者（德语：Oberste SA-Führer）。之后，他离开这个职务后，仍然保持了冲锋军中将的军衔直到1945年。
1928年，戈林成为德国国会议员，1932年至1933年间，他担任了国会议长。他在纳粹党确立统治地位的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早期，戈林还担任了普鲁士及帝国的数个部长职务，主管经济和军队建设等事务。1935年，戈林担任德国空军总司令。1939年，他成为历史上首位德国空军元帅。1941年6月29日，希特勒颁布法令，指定戈林为其继任者，并授予其纳粹德国的最高军衔——帝国元帅。帝国元帅是专门为戈林而创制的军衔，这使得戈林的地位超出了德国所有军种的元帅。
根据纽伦堡审判中弗兰兹·哈德尔上将的供述，1933年的柏林国会大厦纵火案是戈林一手策划的，而并非共产党人的煽动。哈德尔的供词称“在1942年希特勒生日午餐会上，戈林兴奋地拍着自己大腿说‘只有我真正了解国会大厦，因为我放火烧过它。’”。但是戈林在纽伦堡审判中否认了这一说法。
在纽伦堡审判中的戈林“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要拿起我的勃朗宁（著名手枪品牌）”这句话作为戈林的名言被世人熟知。然而事实上，不管戈林是否说过这句话，他并不是这句话的原创者。德国剧作家汉斯·约斯特在剧作《斯拉格特》第一幕中写道“一听到"文化"，我马上伸手拨枪。”另外，除了戈林，鲁道夫·赫斯也经常说这句台词。
戈林对奢侈的生活和华丽衣着的癖好也非常有名。戈林在与瑞典男爵遗孀Karinhall 结婚后，建造了一座以她命名的普鲁士风格的庄园。戈林对贵族风格的工艺品也非常痴迷，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他从各国搜刮了许多珍贵的工艺品据为己有。尽管青年时期的戈林非常英俊和健康，在啤酒馆事件中受伤的戈林不得不在后半生依赖吗啡等麻醉性止痛剂。这也是戈林后来日益肥胖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二战爆发后，戈林极力推动德国空军与英国展开空战。结果不列颠空战的结果不仅没有使得英国投降，反而大大削弱了德国空军的力量。加之此后在苏德战争中和反轰炸中德国空军的失败，戈林在纳粹领导层的影响力大大减弱。另外戈林奢侈糜烂的个人生活习惯也使得他在德国高层中不受欢迎。
由于戈林在对法国和低地国家作战期间成功的领导了德国空军，戈林成为二战中唯一被希特勒授予大十字勋章的将领。跟仅仅佩带在一战时期获得的勋章的希特勒相反，戈林对于勋章有着超常的嗜好。
此外，戈林也是德国陆军中赫尔曼·戈林师团的支持者，这个师团多次在前线作战，胜负参半。戈林也是纳粹地下电话和无线电通讯组织Forschungsamt的指挥官。这个组织与 党卫队、SD(党卫队)、Abwehr等谍报机构有着联系。
戈林同时也负责开发利用苏联等被占领地区的工业资源，但是并不成功。许多本该被充分利用的战争资源并没有对纳粹的战争机器起到很大的作用。与此相对的是，他本人却积极从被占的欧洲各国搜刮掠夺了大量珍贵的艺术品和财富。
戈林是在《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上签字的纳粹党内最高级别官员。当时他向党卫队领导之一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发出了组织具体行动步骤的备忘录。
1945年4月23日，戈林从贝希特斯加登向正在柏林的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希望希特勒能够授权他掌管国家一切事务，并建议与盟军进行谈判。希特勒恼羞成怒，将之视为最严重的叛国罪，于是在他自杀前的遗愿中声明，撤销戈林和希姆莱的所有官职。4月25日，戈林便被逮捕。
纽伦堡审判和自杀
1945年5月8日，身处奥地利的戈林宣布投降。他也是参加纽伦堡审判的德国官员中级别最高的将领。尽管他竭力为自己辩护，但依然被判处死刑。法庭宣称他的行为罪大恶极，实无可赦。宣判之后，戈林委托他的兄弟埃尔伯托·戈林照顾他的妻子和女儿。由于他不愿意被他的敌人处以死刑，因此他在执行绞刑前一晚选择了服氰化钾自杀。至今仍无法查明戈林是从何处获得并且如何能够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保藏这些致命的毒药。1950年代，党卫军军官埃里希·冯·巴赫宣称是他在戈林的行刑日前将毒药交给戈林的，但是他的说法并没有得到许多认同。现代的历史研究推测当时戈林与看守的一名美军军官结识，后者帮助其隐瞒了藏在随身行李中的毒药。2005年，一位名叫Herbert Lee Stivers的美军退役士兵宣称他当时与一位德国女性坠入情网，并帮助她将一支自来水笔交给了戈林，而毒药就藏在笔中。这位士兵当时在负责纽伦堡审判守卫工作的美军第一步兵师第26连队服役。他声称直到戈林自杀成功后，才知道自己带进去的钢笔藏着毒药。[1]
戈林的尸体后来被火化，其骨灰被撒入伊萨河中。
戈林的最后时光
在监狱中度过的最后岁月，戈林一直与一名懂德语的谍报人员和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在一起，后者担任审判人员与纽伦堡审判的战犯的沟通。后来吉尔伯特根据他在审判过程中的观察和回忆，出版了《纽伦堡审判》一书。下面的文章节选自该书，记录了吉尔伯特在1946年4月18日夜间所观察到的戈林的表现。当时审判活动因为复活节而休庭三天。
“戈林在自己的房间里显得焦躁不安，他不断地擦汗，显得非常警惕和消沉，并且对正在进行的审判十分不满。他曾说过自己对于纳粹所作的一切无法控制，也否认自己是个反犹太主义者，更否认自己参与了这些暴行。然而一些犹太人提出要揭穿他的谎言。”
但是艾尔伯特·斯皮尔报告说，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幸存者做完证言之后，他听到戈林说到“天呐。怎么还会剩下犹太人？我以为我们已经清除掉他们了。看来有些人又溜走了。”
戈林的名言
“枪炮会使我们强壮，而黄油只会使我们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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