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战争的胜利取决于主将单挑结果吗？
古代战争的胜利取决于主将单挑结果吗？
在古典名著以及一些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幅场景：两军交战时，敌我双方往往会各派出一员大将进行单挑；几（十）个回合后，若有一将翻身落马，另一位单挑赢了的大将，便会大吼一声“随我进军”，然后带着麾下大军冲入敌军阵营……
按此说法，两军交战，主要就靠主将单挑；若无意外发生，主将单挑胜利的一方，便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在民间流传甚广、且影响力很大的《封神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等名著，在描绘战争时，也多采取这种方式。
那么，古代战争的胜利与否，难道真是取决于主将的个人武力值吗？
单挑赢了，打仗却输了
以一人之力，扭转战局。这个场景，虽然看上去挺“爽”的，却不太符合常理与史实。须知，影响古代战争的因素实在太多：敌我双方的兵力差距、采取的不同战术、统帅的指挥才能、军令的传达与实施、卫生医疗条件、以及后勤部队与基础设施的准备……都能对战争走向产生不小的影响。
在此情形之下，主将单挑取得胜利，虽说可以起到振奋人心、鼓舞三军气势的作用，但它却并非是影响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如吕布与郭汜的单挑。
汉孝献帝初平三年（192年），王允巧施连环计，终于借吕布之手杀死董卓。时贾诩“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便劝说李傕、郭汜二将反攻长安。于是，吕布与郭汜在长安城北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单挑。
据《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记载：“郭汜在城北。布开城门，将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决胜负’。汜、布乃独共对战，布以矛刺中汜，汜后骑遂前救汜，汜、布遂各两罢。”
按此记载，吕布不愧“飞将”之名，轻松胜过了郭汜。只可惜，这场单挑却并未改变长安之战的结局。不过两月光景，李傕、郭汜便进入长安；反观吕布，在战败以后仓皇逃窜，投入了袁术麾下。
可见，“阵前单挑”的结果与战争的胜负确实没有太大关系。既然如此，为何许多名著以及影视剧还要采取这种说法呢？
小说及影视作品的用意
众所周知，小说及影视作品并非严肃的正史。因此，为增强故事的趣味性和传播性，小说作者和影视编剧有权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对故事进行合理改编，从而让它看起来更加精彩。
那么，用“主将单挑的结果”来决定“战争的胜负”，便有这么几点好处：
首先，它突出人物个性，有利于“个人英雄主义”的塑造。《水浒传》之所以能成为四大名著之一，便是因为书中对梁山好汉的精彩刻画。梁山武将尚武，因此个人武力值的高低，是体现其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通过让他们在两军交战中的杰出表现，读者才能眼前一亮。
又如小说《三国演义》中的第一个高潮——“三英战吕布”，便一举奠定了刘关张三人的“主角”地位，后来赵云、马超、黄忠等猛将的加入，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在“阵前单挑”的英姿勃发，才能借此“圈粉”无数。
其次，它也能简化战争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小说与影视剧毕竟是一种娱乐方式，是以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看小说和影视剧，只是为消遣、娱乐，并不用多做深究。考虑到这一点，作者在描写战争之时，便不用详尽改编，只需突出几个比较重要的片段。
如《三国演义》中的官渡之战，这场改变三国日后格局的重要战役，绝非短短几个章回就能说清楚的，但罗贯中却很聪明的将重点放到白马之战、延津之战、乌巢之战等关键节点，并以关羽为主角展开了刻画。在关羽一刀一个，解决掉袁绍大将颜良、文丑后，其个人武艺之高强，更加深入人心，与此同时，读者对于官渡之战的大概过程，也能轻松了解。
最后，用“单挑胜负”来代指“战争胜负”，可以让读者或观众更有代入感。一方面，单挑过程中的打斗名场面，其实非常精彩，这不仅令读者印象深刻，还能增强小说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另一方面，武将以一己之力改变战争走向，这个“爽点”简直令人上头。
当然，小说中的这些描写，绝非是空穴来风。在中世纪骑兵战术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单骑作战这种方式，的确是影响古代战争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单挑战术的源头：单骑作战
恩格斯说过，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的主要兵种”。在中国，早在先秦时期，便能看到中原政权组建、使用骑兵的案例，如“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然而，这一时期对骑兵的运用，还尚未成熟。
战国兵书《六韬》曾总结骑兵的特点：“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可见，先秦时期的骑兵多用于侦查、骚扰敌军，尚未用其充当主力部队。
秦汉以降，草原上最强大的游牧部落——匈奴，多次南下劫掠边境百姓，成为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为此，秦汉王朝采取“以夷制夷”的手段，对骑兵建设多有重视。然而，正如晁错对汉文帝所言：“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骑射之术毕竟是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技能，从小就练习，所以在这个方面，中原骑兵难免要吃不少亏。
至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在与匈奴的连年交战中，结合中原步军作战时“横冲直撞”的特点，创造性地改进了中原骑兵的战术方向，将重心由传统的骑射改为“肉搏式”的冲击。霍去病能屡战屡胜，最终“封狼居胥”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得益于这种改良后的骑兵战术。
其作战特点是迅猛、快捷，在开战后快速冲击到敌军阵前，与他们“贴脸”厮杀。要知道，匈奴擅长的骑射之术，属于远程攻击，而霍去病带人冲到他们“脸上”，便可让匈奴骑兵无法发挥出自身优势。这么一来，反倒成全了霍去病“冠军侯”的威名。
那么，这与单骑作战又有什么关系呢？
中原骑兵的冲击战术，是处在高速运动中的。正因如此，主将想要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之上得心应手地指挥骑兵，便需要亲自战斗在第一线，带头冲击。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高桥鞍与马镫的出现，大大提高了骑兵在战马上的稳固性与安全性，昔日霸王项羽以二十八骑对阵汉军五千骑的壮烈场景，也被照进了现实。东晋永和十年（354年），桓温北伐，与前秦军队展开交战，景明帝苻健之子苻生列为先登，单骑冲入晋军之中，“杀温将应庭、刘泓，死伤千数”，“搴旗斩将者前后十数”。在苻生的指挥下，其麾下骑兵亦“能离能合”，“能集能散”，在晋军之中“砍瓜切菜”，生生破灭了桓温的北伐大业。
由此可见，在中世纪骑兵战术趋向于成熟的时代，一员优秀的骑兵统帅，的确有很大机会左右一场战争的胜负。于是，这种作战方式逐渐在魏晋至隋唐年间战场上占据主流地位。
基于此，主将一马当先、以单骑指挥作战的作用更为突出，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出现，而后世小说中所见“千万伟力归于主将一身”的描写，将战争胜负归结于“单挑结果”，又何尝不是受到了这种现象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