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祖国取得的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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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方面的成就：
1、一带一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
2、亚洲投行，由中国主导，打破日本美国控制的亚洲开发银行对亚洲基建方面的垄断；
3、杭州G20峰会，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4、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
5、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
体育方面的成就：
1、2008年举办北京奥运；
2、男足实现历史性突破，闯入2002年韩/日世界杯赛；
3、跳水从梦之队时代到里约奥运会中国队的金牌第一的超级梦之队；
4、中国女排东山再起，两夺世界冠军，更夺得了里约奥运金牌。
科技方面的成就：
1、中国天眼，世界最大的望眼镜；
2、北斗卫星，世界排名第二位；
3、神舟飞船，载人航天；我国是世界第三个把飞行员送入太空的国家；
4、嫦娥工程，把飞船发射到月球；
5、天舟货运飞船，为太空站提供补给；
6、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太空进行试验；
7、神威·太湖之光计算机，计算能力世界第一。
8、探索一号深海科考探测器船，探寻水下五千米的秘密
9、雪龙号极地考察船，31次赴南极，踏遍世界五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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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阶段。世纪之交的中国，面临跨越世纪、走向未来的伟大使命。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取得了更快的发展，工业经济进一步强化，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并以加入WTO为标志完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重归世界经济体系。
21世纪伊始，中国就面临经济和谐持续发展的难题。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资源紧张、生态恶化、市场过剩、失业增加、人口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地区差距扩大等问题随着时间积累变得日益突出，并集中表现出来。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新的发展战略，力图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实践证明，试图在工业经济结构下解决工业经济的本质缺陷是做不到的，这些问题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剧，中国经济发展长期难以和谐持续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进入21世纪，北京在结构增长和服务经济理论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转向服务经济，资源、环境、就业得到较好解决，但“三农问题”没有解决。四川遂宁发展原生态农业、可循环工业、可持续服务产业的绿色经济发展道路，全面地解决了资源、环境、就业和“三农问题”，中国已经有了通向未来的美好发展之路。
3、中国改革开放30年十大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仅建立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国际地位不断上升。
(1)建立全面物质生产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证了和平稳定就，建立起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中国已经由初级工业经济转变为高级工业经济，包括钢铁、家用电器在内的许多工业产品生产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不断扩大。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猛增到246619亿元，30年间增加了67倍。2007年中国每天创造的GDP为675亿元，1978年的GDP现在只用6天时间就可以完成。
(2)国际地位持续不断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快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82321亿元人民币，按2005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1:8.1917计算，中国GDP总量约折合为22248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5.6%，排在世界第四位（见图1）。[2]如按人民币对美元购买力平价（PPP）转换系数1.8 水平计算，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GDP现价182321亿元人民币折合为101289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排在全球第2位。[3]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币快速升值，中国以美元衡量的经济总量还将快速增加。
(3)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已经完成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数据表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同步性。1978-2007年中国经济
与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步系数是3.4，即世界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3.4百分点（见图2），中国经济影响世界，世界经济影响中国。
(4)社会经济取得全面进步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全面进步。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WERCCN）和首都流通研究基地中国经济指数中心（BCEIC）主任季铸教授主持编制的《全球100个国家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ITIRI2007），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政策风险、支付风险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全球100个国家国际贸易投资风险状况，中国综合风险指数0.8341，从第38位上升到第36位。排在埃及之前，秘鲁之后。政治风险指数0.8513，排在第42位。经济风险指数0.8064，排在第51位。政策风险指数0.7902，排在第76位。支付风险指数0.8937，排在第23位。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充实，经济总体安全。然而，宏观经济管理水平较低，有待进一步提高。
(5)经济增长变得更加稳健
中国的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政府主导、大力投资和不断强化的工业经济使中国经济增长一直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1978-2007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4%，中国同期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8%，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2.8倍，是同期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3.2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稳健。1978-1995年期间，中国经济发展还不够完善、不够成熟，经济增长波动性和周期性都比较显著。此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周期性明显减弱，表明中国经济体系日趋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日渐成熟。
(6)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1元，按照1980年1美元兑换1.53元人民币汇率计算，约合149美元。2007年中国人均GDP上升到2640美元，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17倍。这其中有价格上涨的因素，也有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因素。
(7)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57.5%，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67.7%。那时的中国相当贫困，人们吃粮、吃肉还要凭粮票、肉票。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5.8%，下降了37.7%。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43%，下降了36.4%。
(8)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教育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1978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只有16.5万，占当时中国人口总量96259万的0.0171%。2006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达到377.5万，占当年中国人口总量131448万的0.2871%，30年间增长了16.7倍。
(9)国民预期寿命明显提高
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预期寿命提高不但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也意味着社会保障能力的提升。根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67.77岁，200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71.40岁，增加了3.63岁。
(10)人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中国人民在这30年里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空调、汽车、电脑、网络、电话、手机、音乐、电影、旅游、奥运，如此等等，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经进入一个与世界同步的时代。
3、改革开放30年十大思想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社会经济思想理论也发生了积极转变。
第一、毛泽东思想转向邓小平理论。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南。邓小平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并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形式变化，提出了改革开放新的发展理论。
第二，阶级斗争理论转向经济建设理论，经济建设成为党的基本路线。随着时代变化，社会主义建设取代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今天，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思想的主流。
第三，国际战争理论转向国际和平理论，中国进入和平发展的年代。对于世界形势的判断决定一个国家的基本战略，20世纪前中期是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国际战争危险依然存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政治发生重要变化。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正确提出和平是世界主流的判断。从而为中国和平发展、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第四，计划经济理论转向市场经济理论，中国开始全面的市场经济改革。新中国建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由于计划经济缺乏市场竞争，也缺乏市场灵活性，加上帝国主义封锁，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许多困难。计划经济理论转向市场经济理论使中国经济变得更有活力，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五、自力更生理论转向对外开放理论，中国经济全面走向世界。自力更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也使中国建立起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然而，一个国家的资源和市场总是有限的，转向开放无疑会增加发展的资源与空间，对外开放理论使中国走向世界。以往，中国对跨国公司抱有敌意，把跨国公司看作帝国主义的工具。随着改革开放，敌视跨国公司理论转向国际合作理论，跨国公司开始大量进入中国。
第六、社会公平理论转向社会竞争理论，社会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重要基础之一是公平理论，然而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候，强调分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由公平理论转向竞争理论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需要，也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逻辑基础。
第七，农村化理论转向城市化理论，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中国曾一度出现农村化理论，大量城市人口随着上山下乡从城市流向农村。随着改革开放，城市化理论成为主流，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
第八，均衡发展理论转向非均衡发展理论。毛泽东时代，中国比较注意社会经济发展的均衡性，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转向非均衡发展理论，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和“以人为本”，导致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环境恶化、社会失业增加、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社会经济发展失衡。
第九，平衡人口理论转向非平衡人口理论。以往中国的人口结构是自然增长，尽管一段时期内由于长期战争后的补偿性增长和经济结构引起的社会性增长叠加，造成人口增长较快，但“正三角形”人口结构基本是基本合理的、可持续的（中国距离人口饱和上限还有相当距离，且会像其他国家那样进入自然下降过程，呈正态分布）。相反，非平衡的计划生育人口政策使今天的中国人口结构呈现“倒三角形”，贫困老龄化的中国逻辑上难以持续。
第十，工业经济理论向服务经济、绿色经济理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工业化发展理论和增长方式有效率，但是没有和谐持续，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以人力资本为主要增长来源的服务经济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主要问题，北京开辟了服务经济发展的新路，这也是目前所有先进发达国家的发展之路。不过，服务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域在城市，“三农问题”仍未解决。以原生态农业、可循环工业和可持续的服务产业为特征的四川遂宁的绿色经济道路，不但解决了“三农问题”、中国西部发展问题，也解决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问题
21世纪伊始，中国就面临经济和谐持续发展的难题。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资源紧张、生态恶化、市场过剩、失业增加、人口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地区差距扩大等问题随着时间积累变得日益突出，并集中表现出来。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新的发展战略，力图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实践证明，试图在工业经济结构下解决工业经济的本质缺陷是做不到的，这些问题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剧，中国经济发展长期难以和谐持续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进入21世纪，北京在结构增长和服务经济理论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转向服务经济，资源、环境、就业得到较好解决，但“三农问题”没有解决。四川遂宁发展原生态农业、可循环工业、可持续服务产业的绿色经济发展道路，全面地解决了资源、环境、就业和“三农问题”，中国已经有了通向未来的美好发展之路。
3、中国改革开放30年十大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仅建立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国际地位不断上升。
(1)建立全面物质生产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证了和平稳定就，建立起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中国已经由初级工业经济转变为高级工业经济，包括钢铁、家用电器在内的许多工业产品生产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不断扩大。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猛增到246619亿元，30年间增加了67倍。2007年中国每天创造的GDP为675亿元，1978年的GDP现在只用6天时间就可以完成。
(2)国际地位持续不断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快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82321亿元人民币，按2005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1:8.1917计算，中国GDP总量约折合为22248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5.6%，排在世界第四位（见图1）。[2]如按人民币对美元购买力平价（PPP）转换系数1.8 水平计算，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GDP现价182321亿元人民币折合为101289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排在全球第2位。[3]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币快速升值，中国以美元衡量的经济总量还将快速增加。
(3)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已经完成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数据表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同步性。1978-2007年中国经济
与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步系数是3.4，即世界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3.4百分点（见图2），中国经济影响世界，世界经济影响中国。
(4)社会经济取得全面进步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全面进步。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WERCCN）和首都流通研究基地中国经济指数中心（BCEIC）主任季铸教授主持编制的《全球100个国家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ITIRI2007），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政策风险、支付风险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全球100个国家国际贸易投资风险状况，中国综合风险指数0.8341，从第38位上升到第36位。排在埃及之前，秘鲁之后。政治风险指数0.8513，排在第42位。经济风险指数0.8064，排在第51位。政策风险指数0.7902，排在第76位。支付风险指数0.8937，排在第23位。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充实，经济总体安全。然而，宏观经济管理水平较低，有待进一步提高。
(5)经济增长变得更加稳健
中国的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政府主导、大力投资和不断强化的工业经济使中国经济增长一直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1978-2007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4%，中国同期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8%，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2.8倍，是同期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3.2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稳健。1978-1995年期间，中国经济发展还不够完善、不够成熟，经济增长波动性和周期性都比较显著。此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周期性明显减弱，表明中国经济体系日趋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日渐成熟。
(6)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1元，按照1980年1美元兑换1.53元人民币汇率计算，约合149美元。2007年中国人均GDP上升到2640美元，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17倍。这其中有价格上涨的因素，也有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因素。
(7)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57.5%，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67.7%。那时的中国相当贫困，人们吃粮、吃肉还要凭粮票、肉票。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5.8%，下降了37.7%。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43%，下降了36.4%。
(8)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教育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1978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只有16.5万，占当时中国人口总量96259万的0.0171%。2006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达到377.5万，占当年中国人口总量131448万的0.2871%，30年间增长了16.7倍。
(9)国民预期寿命明显提高
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预期寿命提高不但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也意味着社会保障能力的提升。根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67.77岁，200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71.40岁，增加了3.63岁。
(10)人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中国人民在这30年里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空调、汽车、电脑、网络、电话、手机、音乐、电影、旅游、奥运，如此等等，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经进入一个与世界同步的时代。
3、改革开放30年十大思想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社会经济思想理论也发生了积极转变。
第一、毛泽东思想转向邓小平理论。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南。邓小平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并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形式变化，提出了改革开放新的发展理论。
第二，阶级斗争理论转向经济建设理论，经济建设成为党的基本路线。随着时代变化，社会主义建设取代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今天，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思想的主流。
第三，国际战争理论转向国际和平理论，中国进入和平发展的年代。对于世界形势的判断决定一个国家的基本战略，20世纪前中期是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国际战争危险依然存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政治发生重要变化。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正确提出和平是世界主流的判断。从而为中国和平发展、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第四，计划经济理论转向市场经济理论，中国开始全面的市场经济改革。新中国建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由于计划经济缺乏市场竞争，也缺乏市场灵活性，加上帝国主义封锁，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许多困难。计划经济理论转向市场经济理论使中国经济变得更有活力，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五、自力更生理论转向对外开放理论，中国经济全面走向世界。自力更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也使中国建立起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然而，一个国家的资源和市场总是有限的，转向开放无疑会增加发展的资源与空间，对外开放理论使中国走向世界。以往，中国对跨国公司抱有敌意，把跨国公司看作帝国主义的工具。随着改革开放，敌视跨国公司理论转向国际合作理论，跨国公司开始大量进入中国。
第六、社会公平理论转向社会竞争理论，社会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重要基础之一是公平理论，然而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候，强调分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由公平理论转向竞争理论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需要，也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逻辑基础。
第七，农村化理论转向城市化理论，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中国曾一度出现农村化理论，大量城市人口随着上山下乡从城市流向农村。随着改革开放，城市化理论成为主流，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
第八，均衡发展理论转向非均衡发展理论。毛泽东时代，中国比较注意社会经济发展的均衡性，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转向非均衡发展理论，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和“以人为本”，导致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环境恶化、社会失业增加、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社会经济发展失衡。
第九，平衡人口理论转向非平衡人口理论。以往中国的人口结构是自然增长，尽管一段时期内由于长期战争后的补偿性增长和经济结构引起的社会性增长叠加，造成人口增长较快，但“正三角形”人口结构基本是基本合理的、可持续的（中国距离人口饱和上限还有相当距离，且会像其他国家那样进入自然下降过程，呈正态分布）。相反，非平衡的计划生育人口政策使今天的中国人口结构呈现“倒三角形”，贫困老龄化的中国逻辑上难以持续。
第十，工业经济理论向服务经济、绿色经济理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工业化发展理论和增长方式有效率，但是没有和谐持续，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以人力资本为主要增长来源的服务经济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主要问题，北京开辟了服务经济发展的新路，这也是目前所有先进发达国家的发展之路。不过，服务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域在城市，“三农问题”仍未解决。以原生态农业、可循环工业和可持续的服务产业为特征的四川遂宁的绿色经济道路，不但解决了“三农问题”、中国西部发展问题，也解决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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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汪海波同志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社科院研究生院原副院长、教授、博导，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年鉴总编辑，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教学顾问，他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见证者、研究者。值此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热烈纪念、回顾、总结、反思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及不足之际，汪海波同志也特为本报撰写了题为《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及其根本动力——兼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的长文，阐述了他作为一个改革开放亲历者的剀切体会。兹将其长文分三次刊出，以飨读者。新标题系编者所加。
宏观经济指标全线飘红
第一，在经济增长方面，破天荒地实现了长期、持续、快速、平稳增长。1979年－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在基数大大提高的情况下，比1953年－1978年年均增速6．1％要高出3．7个百分点，年均增速提高了60％。2008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为10．4％。据国外有的学者计算，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有11个国家和地区在长达25年的时间内，年均经济增速达到7％以上。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有29年实现了年均增速9．8％。看来，中国经济增速达到9％左右，还要延续一段时间。所以，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在中外经济发展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改革以来，我国经济不仅实现了长期、持续、快速增长，而且实现了平稳增长。这里所说的经济平稳增长，主要就是指经济周期实现了由建国以来多次发生的超强波周期（波谷年与波峰年经济增速落差在20个百分点以上）、强波周期（落差在10个百分点以上）、中波周期（落差在5个百分点以上）到轻波周期（落差在5个百分点以下）的转变。
第二，在物价方面，实现了经济高增长条件下的低度通胀（多数年份）或中度通胀（少数年份）。为了说明这一点，先对这个问题涉及的一个前提做些说明：经济冷热的概念和衡量经济冷热的总体指标。首先要明确经济冷热是一个经济全局概念，而不是经济局部概念。因为经济冷热是指的社会总需求小于或大于社会总供给；其冷热程度就是前者小于或大于后者的程度。因此，从总体上反映经济冷热的指标，必须是反映经济全局的指标，而不能是反映经济局部的指标。在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的条件下，社会的生产潜力就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表明现实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反之，在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条件下，就表明现实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从上述相互联系的意义上，也可以说经济冷热就是现实经济增长率小于或大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冷热的程度就是现实经济增长率小于或大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程度。正是这一点，使得经济增长率成为从总体上衡量经济冷热的唯一的、无可替代的反映经济全局的指标。
对潜在的经济增长率简单的估算方法，就是按一个较长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计算。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主要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因而它是动态的概念，而不是静态的概念。这样，潜在经济增长率不仅在改革以来的一个长时期内比改革以前大大提高了。而且在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年代，改革不同阶段的潜在增长率也会有很大的提高。1953年－1978年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3．4％，1979年－1990年年均提高4．8％；1991年－2007年年均提高9．2％。据此分析，可以设想分三个时段来确定各个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1953年－1978年，1979年－1999年和1991年－2007年这三个时段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6．1％、9．0％和10．3％。大体上说来，这三个数字也就是这三个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如果以上估算是适当的，那么，这一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波峰年份，只能看作经济偏热。我国改革以来经济增长历史表明：年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两个百分点以上，就造成经济过热。1978年、1984年、1987年和1992年四个波峰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1．7％、15．2％、11．6％和14．2％；分别高于潜在增长率的5．6个、6．2个、2．6个和3．9个百分点。2003年－2007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10．1％、10．4％、11．6％和11．9％，均是处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顶峰或在1个百分点左右的范围内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可以认为只是经济偏热。当然，如果宏观经济调控失当，也很可能转变为经济过热。
第三，在就业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在改革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下，曾经形成了数以亿计的潜在失业大军。而且，我国每年新的劳动力也是数以千万计。还有，伴随改革的进展，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仅不能新增加就业人员，还要释放出数以千万计的冗员。这样，在改革以后，就业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尖锐的社会问题。
但改革以来，我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1）就业总量几乎成倍增长。（2）在农村大量潜在失业人口实现就业，公有企业大量释放冗员，城乡新增劳动力大量增加和就业弹性系数大幅下降等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从总的趋势看，不仅控制了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上升，而且在2003年－2007年连续5年实现了失业率的下降。197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5．3％，2003年下降到4．3％，2007年下降到4．0％。（3）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人们最为忧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实现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并且原来设想实现这种转移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改革以来，实践已经为这种转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并缩短了比人们原来预想的时间，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完成转移的前景。这就意味着我国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供给，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实现由过去长期存在的大量供过于求的状态转变到供求基本平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据有学者估算，改革以来农村需要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约有3亿人左右。到目前为止，有1．2亿人已转移到乡镇企业，有1．1亿人已进城务工，还要转移的约7000万人左右。依据这个情况，再考虑到城乡新增劳动力的增加，以及由城乡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引致的就业弹性系数的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基本实现这种转移，大约还要10年左右的时间，即到2015年前后。上述三方面的情况表明：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在解决就业这个极重要而又极困难的问题上，改革以来，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当然，今后这方面的任务还是很艰巨、很繁重的。
第四，在国际收支方面，实现了飞跃式的增长。在经济改革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部分地由于实行封闭、半封闭政策的影响，部分地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的限制，我国国际收支不仅规模很小，增长速度也很慢。1952年末，国际收支顺差只有2．94亿美元，到1978年也只有8．68亿美元；按美元当年价格计算，26年间只增长了1．95倍，年均增长4．2％。改革以来，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条件下，由于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国际收支顺差呈现出飞跃式的增长。由1982年的62．91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2470．25亿美元；按当年美元价格计算，24年增长了38．3倍，年均增长16．5％。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全面提升
第一，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这是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来源。1978年－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长到1378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长到4140元；二者分别增长了6．4和6．2倍。2008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65元，增长6．3％；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528元，增长10．3％。但需说明：这些收入并不是居民的全部收入。它只是包括了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并没有包括各单位对居民的补贴和居民的其他合法收入，更没有包括数量相当大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所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低估了。还要提到：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实际上也提高了居民收入。1989年我国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800元，2006年调高为1600元，2008年再调高为2000元。
第二，居民消费水平迅速提高。1978年，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由1952年的91元增长到184元；其中，农村居民由65元增长到138元，城镇居民由154元增长到405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这期间三者年均增速分别为2．3％、1．8％和3．0％。但2006年居民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84元迅速增长到6111元，其中农村居民由138元增长到2848元，城镇居民由405元增长到10359元。这期间，三者年均增速分别为7．5％、5．9％和6．3％；三者比前一个时期分别高出2．26倍、2．28倍和1．1倍。还要着重提到：1978年－200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由2．5亿下降到1479万人。
第三，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的提高，是居民物质生活提高的重要指标。1978年－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到43．1％，城镇居民家庭由57．5％下降到36．3％；二者分别下降了24．6个百分点和21．2个百分点。
第四，住宅水平有所提高。1978年－2006年，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由6．7平方米增长到27．0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由8．1平方米增长到30．7平方米；二者分别增长到了3．0倍和2．8倍。
第五，现代交通通讯的广泛运用以及交通通讯支出在消费支出中比重的提高，是居民生活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比如，到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达到了152．88部；农村也达到了62．05部。到2007年，我国宽带用户数已达1．22亿户，居世界首位。与此相联系，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交通通讯支出在人均消费支出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1．20％提高到13．19％，农村由2．24％提高到11．95％。
第六，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的增长，是人民文化生活提高的最重要标志之一。1978年－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由16．5万人增加到448万人；研究生毕业人数由9人增长到31万人；二者分别增长了26．1倍和34443．4倍。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构成中也明显地反映出来。1990年－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由11．12％上升到13．83％，农村由8．36％提高到12．63％。
第七，国内旅游的蓬勃发展。1994年－2006年，仅国内旅游就由524万人次增加到1394万人次，其中城镇居民由205万人次增加到576万人次，农村居民由319万人次增加到818万人次；三者分别增长了1．66倍、1．81倍和1．56倍。在这期间，人均旅游花费由195．3元增长到446．9元，其中，城镇居民由414．7元增长到766．4元，农村居民由54．9元增长到221．9元；三者分别增长了1．29倍、0．85倍和3．04倍。
第八，闲暇时间大幅增加。改革以来，我国开始实行由改革前的每周单休日改为双休日。后来又实行“五一”节、国庆节和春节三个长假（每节放假三天）。从2008年1月1日起，又调整和增加了假日。即取消了前两个长假，但增加了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每节一天假日）。这样，我国法定节假日和周末休息日再加上职工带薪年休假，一年中平均休假时间就超过了一年的三分之一的时间。
第九，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是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提高的一个综合指标。1978年－2006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由68岁提高到72．4岁。
经济大国地位总体确立
第一，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6452亿美元；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十位上升到2005年、2006年和2007年的世界第四位，居美国、日本、德国之后。与此相联系，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增长。2003年－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3．8％，居世界第二位；估计2007年将达到16％，居世界第一位。
第二，作为主要农产品的谷物、肉类和籽棉1978年分别居世界的第二、第三和第二位，1990年以后三者均居世界第一位。作为主要原材料的钢和水泥1978年分别居世界第五位和第四位，2000年以后一直居世界第一位。作为主要能源的煤、原油和发电量1978年分别居世界第三位、第八位和第七位。其中，煤在1990年以后一直居世界第一位，原油在1990年以后上升到第五位或第六位，发电量在2000年以后一直居世界的第二位。当前制造业规模已居世界的第四位。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规模已居世界第二位。
第三，2007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生达到1855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7000万人。我国已成为高等教育大国和人力资源大国。依据2007年9月科技部发布的“中国科技实例研究”项目成果，当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5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2006年我国研究开发人员总量为142万人，居世界第二位。此其一；其二，2006年，全社会科技支出经费总额4500亿元，全社会研究开发支出总额3003．1亿元，居世界第五位；研究开发投入强度达到1．42％。其三，目前专利申请受理总量突破400万件，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3年超过国外申请量，2006年达到53．4％，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四位。
第四，我国进出口贸易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1738．0亿元，按当年美元价格计算，增长了105．3倍。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世界位次1978年为二十七位，2004年以后一直居世界第三位。另据2007年8月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报告称，中国有958种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排名第一，是拥有占有率位居第一的商品种类最多的国家。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由1979年－1980年的181．87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748亿美元，多年来均居世界前列。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87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我国的外汇储备由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15282亿美元，按当年美元价格计算，增长了9149．9倍，居世界第一位。2008年6月末，又增加到18088亿美元，同比增长35．7％。
第五，据国外有的单位测算，2006年我国消费额占世界消费额的5．4％，居世界第五位。但在这里也需说明：第一，上述中国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是从总体上说的。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中国在有些领域（比如第三产业的某些领域）还没有成为经济大国；另一方面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不只是经济大国，还是经济强国。其突出表现，就是继人造卫星上天、航天飞船发射成功之后，2007年又实现了嫦娥一号探月工程，这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它表明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处于强国地位。第二，如果对衡量经济大国地位的指标做更全面的比较，中国经济居世界的位次就没有那么高。比如，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国在2005年列世界第四。如果按国民总收入（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来自国外的要素净收入）计算，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是22867亿美元；当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经济总量分别为145039亿美元、49418亿美元、36309亿美元、35796亿美元、27910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排位不是第四，而是第六。又如，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4221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但综合考虑外资对外贸的贡献等因素，2005年中国实际外贸总额为8741亿美元。而当年德、日、法、英的外贸总额分别为17448亿美元、11119亿美元、9550亿美元、8781亿美元，都比中国多。但即使考虑上述各项因素，中国经济大国地位的总体确立，仍然是肯定无疑的。
概括以上所述，宏观经济指标全线飘红，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和经济大国地位总体确立，是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
当然，像任何事物都具有二重性一样，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正如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所总结的，突出的表现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还要指出：2008年经济增速虽有下降，但仍处于偏热状态；特别是通胀还由去年低通胀的上限区间演变为中通胀下限区间，而且压力还在增大。
宏观经济指标全线飘红
第一，在经济增长方面，破天荒地实现了长期、持续、快速、平稳增长。1979年－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在基数大大提高的情况下，比1953年－1978年年均增速6．1％要高出3．7个百分点，年均增速提高了60％。2008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为10．4％。据国外有的学者计算，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有11个国家和地区在长达25年的时间内，年均经济增速达到7％以上。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有29年实现了年均增速9．8％。看来，中国经济增速达到9％左右，还要延续一段时间。所以，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在中外经济发展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改革以来，我国经济不仅实现了长期、持续、快速增长，而且实现了平稳增长。这里所说的经济平稳增长，主要就是指经济周期实现了由建国以来多次发生的超强波周期（波谷年与波峰年经济增速落差在20个百分点以上）、强波周期（落差在10个百分点以上）、中波周期（落差在5个百分点以上）到轻波周期（落差在5个百分点以下）的转变。
第二，在物价方面，实现了经济高增长条件下的低度通胀（多数年份）或中度通胀（少数年份）。为了说明这一点，先对这个问题涉及的一个前提做些说明：经济冷热的概念和衡量经济冷热的总体指标。首先要明确经济冷热是一个经济全局概念，而不是经济局部概念。因为经济冷热是指的社会总需求小于或大于社会总供给；其冷热程度就是前者小于或大于后者的程度。因此，从总体上反映经济冷热的指标，必须是反映经济全局的指标，而不能是反映经济局部的指标。在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的条件下，社会的生产潜力就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表明现实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反之，在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条件下，就表明现实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从上述相互联系的意义上，也可以说经济冷热就是现实经济增长率小于或大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冷热的程度就是现实经济增长率小于或大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程度。正是这一点，使得经济增长率成为从总体上衡量经济冷热的唯一的、无可替代的反映经济全局的指标。
对潜在的经济增长率简单的估算方法，就是按一个较长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计算。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主要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因而它是动态的概念，而不是静态的概念。这样，潜在经济增长率不仅在改革以来的一个长时期内比改革以前大大提高了。而且在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年代，改革不同阶段的潜在增长率也会有很大的提高。1953年－1978年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3．4％，1979年－1990年年均提高4．8％；1991年－2007年年均提高9．2％。据此分析，可以设想分三个时段来确定各个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1953年－1978年，1979年－1999年和1991年－2007年这三个时段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6．1％、9．0％和10．3％。大体上说来，这三个数字也就是这三个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如果以上估算是适当的，那么，这一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波峰年份，只能看作经济偏热。我国改革以来经济增长历史表明：年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两个百分点以上，就造成经济过热。1978年、1984年、1987年和1992年四个波峰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1．7％、15．2％、11．6％和14．2％；分别高于潜在增长率的5．6个、6．2个、2．6个和3．9个百分点。2003年－2007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10．1％、10．4％、11．6％和11．9％，均是处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顶峰或在1个百分点左右的范围内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可以认为只是经济偏热。当然，如果宏观经济调控失当，也很可能转变为经济过热。
第三，在就业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在改革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下，曾经形成了数以亿计的潜在失业大军。而且，我国每年新的劳动力也是数以千万计。还有，伴随改革的进展，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仅不能新增加就业人员，还要释放出数以千万计的冗员。这样，在改革以后，就业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尖锐的社会问题。
但改革以来，我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1）就业总量几乎成倍增长。（2）在农村大量潜在失业人口实现就业，公有企业大量释放冗员，城乡新增劳动力大量增加和就业弹性系数大幅下降等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从总的趋势看，不仅控制了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上升，而且在2003年－2007年连续5年实现了失业率的下降。197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5．3％，2003年下降到4．3％，2007年下降到4．0％。（3）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人们最为忧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实现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并且原来设想实现这种转移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改革以来，实践已经为这种转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并缩短了比人们原来预想的时间，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完成转移的前景。这就意味着我国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供给，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实现由过去长期存在的大量供过于求的状态转变到供求基本平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据有学者估算，改革以来农村需要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约有3亿人左右。到目前为止，有1．2亿人已转移到乡镇企业，有1．1亿人已进城务工，还要转移的约7000万人左右。依据这个情况，再考虑到城乡新增劳动力的增加，以及由城乡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引致的就业弹性系数的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基本实现这种转移，大约还要10年左右的时间，即到2015年前后。上述三方面的情况表明：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在解决就业这个极重要而又极困难的问题上，改革以来，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当然，今后这方面的任务还是很艰巨、很繁重的。
第四，在国际收支方面，实现了飞跃式的增长。在经济改革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部分地由于实行封闭、半封闭政策的影响，部分地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的限制，我国国际收支不仅规模很小，增长速度也很慢。1952年末，国际收支顺差只有2．94亿美元，到1978年也只有8．68亿美元；按美元当年价格计算，26年间只增长了1．95倍，年均增长4．2％。改革以来，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条件下，由于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国际收支顺差呈现出飞跃式的增长。由1982年的62．91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2470．25亿美元；按当年美元价格计算，24年增长了38．3倍，年均增长16．5％。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全面提升
第一，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这是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来源。1978年－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长到1378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长到4140元；二者分别增长了6．4和6．2倍。2008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65元，增长6．3％；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528元，增长10．3％。但需说明：这些收入并不是居民的全部收入。它只是包括了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并没有包括各单位对居民的补贴和居民的其他合法收入，更没有包括数量相当大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所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低估了。还要提到：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实际上也提高了居民收入。1989年我国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800元，2006年调高为1600元，2008年再调高为2000元。
第二，居民消费水平迅速提高。1978年，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由1952年的91元增长到184元；其中，农村居民由65元增长到138元，城镇居民由154元增长到405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这期间三者年均增速分别为2．3％、1．8％和3．0％。但2006年居民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84元迅速增长到6111元，其中农村居民由138元增长到2848元，城镇居民由405元增长到10359元。这期间，三者年均增速分别为7．5％、5．9％和6．3％；三者比前一个时期分别高出2．26倍、2．28倍和1．1倍。还要着重提到：1978年－200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由2．5亿下降到1479万人。
第三，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的提高，是居民物质生活提高的重要指标。1978年－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到43．1％，城镇居民家庭由57．5％下降到36．3％；二者分别下降了24．6个百分点和21．2个百分点。
第四，住宅水平有所提高。1978年－2006年，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由6．7平方米增长到27．0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由8．1平方米增长到30．7平方米；二者分别增长到了3．0倍和2．8倍。
第五，现代交通通讯的广泛运用以及交通通讯支出在消费支出中比重的提高，是居民生活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比如，到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达到了152．88部；农村也达到了62．05部。到2007年，我国宽带用户数已达1．22亿户，居世界首位。与此相联系，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交通通讯支出在人均消费支出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1．20％提高到13．19％，农村由2．24％提高到11．95％。
第六，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的增长，是人民文化生活提高的最重要标志之一。1978年－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由16．5万人增加到448万人；研究生毕业人数由9人增长到31万人；二者分别增长了26．1倍和34443．4倍。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构成中也明显地反映出来。1990年－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由11．12％上升到13．83％，农村由8．36％提高到12．63％。
第七，国内旅游的蓬勃发展。1994年－2006年，仅国内旅游就由524万人次增加到1394万人次，其中城镇居民由205万人次增加到576万人次，农村居民由319万人次增加到818万人次；三者分别增长了1．66倍、1．81倍和1．56倍。在这期间，人均旅游花费由195．3元增长到446．9元，其中，城镇居民由414．7元增长到766．4元，农村居民由54．9元增长到221．9元；三者分别增长了1．29倍、0．85倍和3．04倍。
第八，闲暇时间大幅增加。改革以来，我国开始实行由改革前的每周单休日改为双休日。后来又实行“五一”节、国庆节和春节三个长假（每节放假三天）。从2008年1月1日起，又调整和增加了假日。即取消了前两个长假，但增加了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每节一天假日）。这样，我国法定节假日和周末休息日再加上职工带薪年休假，一年中平均休假时间就超过了一年的三分之一的时间。
第九，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是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提高的一个综合指标。1978年－2006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由68岁提高到72．4岁。
经济大国地位总体确立
第一，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6452亿美元；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十位上升到2005年、2006年和2007年的世界第四位，居美国、日本、德国之后。与此相联系，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增长。2003年－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3．8％，居世界第二位；估计2007年将达到16％，居世界第一位。
第二，作为主要农产品的谷物、肉类和籽棉1978年分别居世界的第二、第三和第二位，1990年以后三者均居世界第一位。作为主要原材料的钢和水泥1978年分别居世界第五位和第四位，2000年以后一直居世界第一位。作为主要能源的煤、原油和发电量1978年分别居世界第三位、第八位和第七位。其中，煤在1990年以后一直居世界第一位，原油在1990年以后上升到第五位或第六位，发电量在2000年以后一直居世界的第二位。当前制造业规模已居世界的第四位。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规模已居世界第二位。
第三，2007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生达到1855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7000万人。我国已成为高等教育大国和人力资源大国。依据2007年9月科技部发布的“中国科技实例研究”项目成果，当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5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2006年我国研究开发人员总量为142万人，居世界第二位。此其一；其二，2006年，全社会科技支出经费总额4500亿元，全社会研究开发支出总额3003．1亿元，居世界第五位；研究开发投入强度达到1．42％。其三，目前专利申请受理总量突破400万件，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3年超过国外申请量，2006年达到53．4％，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四位。
第四，我国进出口贸易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1738．0亿元，按当年美元价格计算，增长了105．3倍。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世界位次1978年为二十七位，2004年以后一直居世界第三位。另据2007年8月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报告称，中国有958种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排名第一，是拥有占有率位居第一的商品种类最多的国家。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由1979年－1980年的181．87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748亿美元，多年来均居世界前列。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87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我国的外汇储备由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15282亿美元，按当年美元价格计算，增长了9149．9倍，居世界第一位。2008年6月末，又增加到18088亿美元，同比增长35．7％。
第五，据国外有的单位测算，2006年我国消费额占世界消费额的5．4％，居世界第五位。但在这里也需说明：第一，上述中国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是从总体上说的。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中国在有些领域（比如第三产业的某些领域）还没有成为经济大国；另一方面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不只是经济大国，还是经济强国。其突出表现，就是继人造卫星上天、航天飞船发射成功之后，2007年又实现了嫦娥一号探月工程，这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它表明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处于强国地位。第二，如果对衡量经济大国地位的指标做更全面的比较，中国经济居世界的位次就没有那么高。比如，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国在2005年列世界第四。如果按国民总收入（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来自国外的要素净收入）计算，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是22867亿美元；当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经济总量分别为145039亿美元、49418亿美元、36309亿美元、35796亿美元、27910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排位不是第四，而是第六。又如，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4221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但综合考虑外资对外贸的贡献等因素，2005年中国实际外贸总额为8741亿美元。而当年德、日、法、英的外贸总额分别为17448亿美元、11119亿美元、9550亿美元、8781亿美元，都比中国多。但即使考虑上述各项因素，中国经济大国地位的总体确立，仍然是肯定无疑的。
概括以上所述，宏观经济指标全线飘红，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和经济大国地位总体确立，是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
当然，像任何事物都具有二重性一样，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正如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所总结的，突出的表现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还要指出：2008年经济增速虽有下降，但仍处于偏热状态；特别是通胀还由去年低通胀的上限区间演变为中通胀下限区间，而且压力还在增大。
参考资料：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75446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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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 神7 2008年面对十几个省份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地震
2003年“神五”升天，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 2003年成功应对让人闻风丧胆的非典疫情，
2005年神舟六号载人航天卫星顺利返回，中国航天人在摸索中让祖国一跃成为航天科技强国 ，2007年《物权法》出台
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 神7 2008年面对十几个省份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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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日18时59分57秒,在全国人民的翘首盼望与热切注视下,“嫦娥二号”冲破夜空成功发射,从而标志着中国探月工程二期拉开了序幕.那一瞬间,对于钱卫平和他的同事们来说,心中奔涌的不仅仅是欣慰与自豪,更多的是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作为2007年“嫦娥一号”、2008年载人飞船以及如今“嫦娥二号”任务测控系统总设计师,钱卫平见证了我国航天事业在“十一五”期间的飞速发展.而这不过是近年来我国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的一个缩影.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国在“十一五”时期宏观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经济总量跻身世界前三,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变,新型工业化道路引领中国工业实现新跨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持续改善.更令人惊喜的是,在收获这些成就的同时,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也取得积极进展,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十一五’期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90%以上的目标都实现了或者超额实现了.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经济依然取得高增长,非常不简单.”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评价说.
可以说,“十一五”的五年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夯实基础的时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五年.
奋进的五年：在国际金融危机与自然灾害的双重挑战下,中国经济再次实现新跨越
让我们先看一组数字的对比——
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根据规划,“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目标确定为年均增长7.5%,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
此刻,回望“十一五”,虽然2010年尚未落幕,但前四年我国GDP已实现年均增长11.4%,比“十五”平均增速9.8%快了1.6个百分点,更比世界同期水平快8.2个百分点.而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又取得了11.1%的增长.专家预计,今年全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应不低于9.5%,这意味着“十一五”期间经济年平均增速超过10%,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也将超额实现.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高速增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世界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以及国内一连串自然灾害的双重挑战下取得的.2008年,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而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西南大旱、舟曲泥石流、洪涝灾害等突如其来的严重自然灾害,也令经济运行一次次承受严峻的考验.从当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迅速下滑,到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一度跌至6.1%.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以及接连不断的各种重大挑战,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出台并实施了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从而使国民经济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经济增速逐季回升,全年实现8.7%的增幅,超额完成“保8”目标.在世界经济一片惨淡之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量.”
“十一五”的五年,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速度领先全球,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09年,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的位次由2005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8.5%,比2005年上升3.6个百分点.进入2010年,这一格局再次被重写：二季度中国GDP超过日本,从而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不仅如此,2009年,我国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分别达到2.4万亿美元和6.9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在全世界500种工业产品中,220种产品我国产量世界第一,装备和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当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2072.7亿美元,是2005年的1.5倍,世界排位从2005年的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额从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
面对挑战和考验,中国经济再次实现新的跨越,交出一份精彩的答卷.
提升的五年：节能减排力度前所未有,四大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有望全部实现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但粗放式发展也带来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并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并明确规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10%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20%、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10%.目标之具体、约束性之强在以往10个五年规划中不曾有过.这些指标不仅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涵,也对增长的质量和方式有了硬性的规定,体现了政府对由量到质的科学发展模式的追求.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总结和介绍“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情况时表示,为实现“十一五”目标,我国在结构节能方面,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第二产业中,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产业内部结构进一步优化；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十一五”前四年,我国共淘汰小火电机组6000多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8712万吨、炼钢产能6038万吨、水泥产能2.14亿吨.
对此,杨宜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十一五’各项任务中,节能减排应该是最难的.但是通过加强约束,这个目标也实现了,非常值得欣喜.”事实上,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传统工业国家、“世界加工工厂”,一度消耗着世界上40%左右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60%左右的钢铁和70%左右的油气,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尽管节能减排、治污降耗、淘汰落后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但五年内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20%”依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为此,中央在此期间投资2000多亿元用于节能环保工程,进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而这些投入只占全国节能环保总投资的10%至15%.
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十一五”前四年,在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5%的基础上,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20.76%,累计实现节能量5.3亿吨标准煤.与此同时,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下降9.66%,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下降13.14%,为实现全国完成单位GDP能耗及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目前情况看,“四项指标中后三个到年底经过努力都能实现,但完成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的目标,还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解振华说.但他同时表示,“一定会努力完成节能减排目标”.
惠民的五年：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保障事业快速推进
回望“十一五”,人们不难发现,在不断推进的各项经济、社会与政治改革等方面,无不闪耀着“民生”二字.
“农村改革使广大农民普遍受益,基本公共服务改革也有重大突破.民生建设得到各级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十一五’也被誉为‘民生五年’.”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谈到“十一五”期间各项改革措施取得的成果时说.
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理念在“十一五”期间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越来越充分地得以体现——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广大农民从此走上减负增收的致富之路；同年,中央财政拿出1859亿元投向困难群体.此后,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逐年递增,2008年突破万亿元,2010年更是超出1.6万亿元.与此同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2008年起覆盖到了全国全部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提前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此外,“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新医改方案惠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已覆盖全国92%以上的人口.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五年,也是政府惠民、利民政策不断发力、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的五年.2006年到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760元增长到17175元,年均实际增长10.2%,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0.6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3587元增长到5153元,年均实际增长8.3%,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3个百分点.
如今,在各大中城市以及部分农村,汽车已经快步走进家庭,电脑、手机的普及率也在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娱乐的需求日益增长.数据表明,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从2006年的2333万辆,增加到2009年的4575万辆；移动电话用户从2006年末的4.6106亿户增加到2009年末的7.4721亿户,今年上半年更突破了8亿户.与此同时,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2005年的36.7%下降到2009年的36.5%,农村居民家庭由2005年的45.5%下降到41.0%.这一切都表明,广大人民群众在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生活质量也日益提高.
今年是“十一五”收官之年,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还需清醒地看到,尽管“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制约经济平稳运行的矛盾依然突出,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还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资源环境约束逐渐加大,收入分配机制改革面临重重阻力.也正因为此,对于即将来到的“十二五”,我们充满着深切的期待,也怀有一份强烈的责任.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我们还需奋力前行.
作为2007年“嫦娥一号”、2008年载人飞船以及如今“嫦娥二号”任务测控系统总设计师,钱卫平见证了我国航天事业在“十一五”期间的飞速发展.而这不过是近年来我国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的一个缩影.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国在“十一五”时期宏观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经济总量跻身世界前三,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变,新型工业化道路引领中国工业实现新跨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持续改善.更令人惊喜的是,在收获这些成就的同时,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也取得积极进展,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十一五’期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90%以上的目标都实现了或者超额实现了.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经济依然取得高增长,非常不简单.”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评价说.
可以说,“十一五”的五年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夯实基础的时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五年.
奋进的五年：在国际金融危机与自然灾害的双重挑战下,中国经济再次实现新跨越
让我们先看一组数字的对比——
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根据规划,“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目标确定为年均增长7.5%,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
此刻,回望“十一五”,虽然2010年尚未落幕,但前四年我国GDP已实现年均增长11.4%,比“十五”平均增速9.8%快了1.6个百分点,更比世界同期水平快8.2个百分点.而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又取得了11.1%的增长.专家预计,今年全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应不低于9.5%,这意味着“十一五”期间经济年平均增速超过10%,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也将超额实现.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高速增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世界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以及国内一连串自然灾害的双重挑战下取得的.2008年,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而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西南大旱、舟曲泥石流、洪涝灾害等突如其来的严重自然灾害,也令经济运行一次次承受严峻的考验.从当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迅速下滑,到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一度跌至6.1%.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以及接连不断的各种重大挑战,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出台并实施了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从而使国民经济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经济增速逐季回升,全年实现8.7%的增幅,超额完成“保8”目标.在世界经济一片惨淡之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量.”
“十一五”的五年,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速度领先全球,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09年,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的位次由2005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8.5%,比2005年上升3.6个百分点.进入2010年,这一格局再次被重写：二季度中国GDP超过日本,从而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不仅如此,2009年,我国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分别达到2.4万亿美元和6.9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在全世界500种工业产品中,220种产品我国产量世界第一,装备和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当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2072.7亿美元,是2005年的1.5倍,世界排位从2005年的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额从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
面对挑战和考验,中国经济再次实现新的跨越,交出一份精彩的答卷.
提升的五年：节能减排力度前所未有,四大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有望全部实现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但粗放式发展也带来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并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并明确规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10%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20%、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10%.目标之具体、约束性之强在以往10个五年规划中不曾有过.这些指标不仅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涵,也对增长的质量和方式有了硬性的规定,体现了政府对由量到质的科学发展模式的追求.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总结和介绍“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情况时表示,为实现“十一五”目标,我国在结构节能方面,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第二产业中,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产业内部结构进一步优化；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十一五”前四年,我国共淘汰小火电机组6000多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8712万吨、炼钢产能6038万吨、水泥产能2.14亿吨.
对此,杨宜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十一五’各项任务中,节能减排应该是最难的.但是通过加强约束,这个目标也实现了,非常值得欣喜.”事实上,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传统工业国家、“世界加工工厂”,一度消耗着世界上40%左右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60%左右的钢铁和70%左右的油气,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尽管节能减排、治污降耗、淘汰落后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但五年内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20%”依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为此,中央在此期间投资2000多亿元用于节能环保工程,进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而这些投入只占全国节能环保总投资的10%至15%.
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十一五”前四年,在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5%的基础上,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20.76%,累计实现节能量5.3亿吨标准煤.与此同时,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下降9.66%,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下降13.14%,为实现全国完成单位GDP能耗及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目前情况看,“四项指标中后三个到年底经过努力都能实现,但完成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的目标,还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解振华说.但他同时表示,“一定会努力完成节能减排目标”.
惠民的五年：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保障事业快速推进
回望“十一五”,人们不难发现,在不断推进的各项经济、社会与政治改革等方面,无不闪耀着“民生”二字.
“农村改革使广大农民普遍受益,基本公共服务改革也有重大突破.民生建设得到各级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十一五’也被誉为‘民生五年’.”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谈到“十一五”期间各项改革措施取得的成果时说.
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理念在“十一五”期间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越来越充分地得以体现——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广大农民从此走上减负增收的致富之路；同年,中央财政拿出1859亿元投向困难群体.此后,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逐年递增,2008年突破万亿元,2010年更是超出1.6万亿元.与此同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2008年起覆盖到了全国全部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提前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此外,“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新医改方案惠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已覆盖全国92%以上的人口.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五年,也是政府惠民、利民政策不断发力、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的五年.2006年到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760元增长到17175元,年均实际增长10.2%,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0.6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3587元增长到5153元,年均实际增长8.3%,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3个百分点.
如今,在各大中城市以及部分农村,汽车已经快步走进家庭,电脑、手机的普及率也在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娱乐的需求日益增长.数据表明,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从2006年的2333万辆,增加到2009年的4575万辆；移动电话用户从2006年末的4.6106亿户增加到2009年末的7.4721亿户,今年上半年更突破了8亿户.与此同时,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2005年的36.7%下降到2009年的36.5%,农村居民家庭由2005年的45.5%下降到41.0%.这一切都表明,广大人民群众在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生活质量也日益提高.
今年是“十一五”收官之年,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还需清醒地看到,尽管“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制约经济平稳运行的矛盾依然突出,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还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资源环境约束逐渐加大,收入分配机制改革面临重重阻力.也正因为此,对于即将来到的“十二五”,我们充满着深切的期待,也怀有一份强烈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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