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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由来
西汉时期，学校的负责人不是叫校长或教官，而是称“文学”，即负责人称为张文学、李文学等。
汉武帝为选拔人才，特设“贤良文学”科目，由各郡每年举荐人才上京考试，被举考者便叫“贤良文学”。“贤良”是指品德端正、道德高尚之人；“文学”则指精通儒家经典的人。
魏晋后期，“文学”一词成为语言艺术的专用名词。史书上记载的曹丕“好文学”，以著述为务，即是现今所指的文学含义。
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意味着一连串无法说清楚的问题在排队，但这并不影响很多人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形成不同的文学理论，一代又一代。
当我们从“没有疑问”的意识形态文学概念中艰难走出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文学
”有问题了，更多出现的词汇是“文本”，并且，“文学”已经被一些学者宣布为正在消亡的艺术。后现代性直接把我们带入一个到处飘着“后”的空间，文学也“后”了，变得支离破碎。可是，文学不只存在，而且越来越近，就如随身穿的衣服，不管什么花色，就是贴在自己身上；文学的概念却越来越远，越来越不清晰，有时候，干脆就不存在。
作家对“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也越来越不感兴趣，尽量远离理论的是非，只面对作品就足够。不过，有一些问题还是无法回避，比如语言、想像力、虚构等等，作家摆脱不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它们也逃脱不掉作家的纠缠。李锐在获得“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后，对国内的文学评论颇有微词，从作家的语言角度来评论作品的人不多，从作品外部开始的评论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我们的传统中没有文学的概念，这个概念的确定应该是在意识形态的统一以后，“文学”被确定为，“用语言文字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这个曾经被确定无疑的概念其实什么都没说，里面的词汇充满了疑问，再加上一个“艺术”，很容易让人陷入无底的深渊。另一方面，它又让我们完全陷入在功用性质的文学里面去，文学只是一个工具，艺术，变成了挂在锄头铁锹上的皇冠，耀眼罢了。
但是，文学是什么？由谁来评价？怎么去评价？这些问题始终没有逃离我们的视线。“后现代性”的冲击，使我们的文学理论直接进入了一个“细微阅读”的状态，许多问题被搁置，或者是，暂时性忽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飞跃的过程中，一个时空丢失了，中间少了一段从经典进入后现代性的衔接，断裂，使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变得混乱。
勒内·韦勒克(1903-1995)是衔接这个断裂时空的重要人物，他与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已经被纳入世界经典作品之林。从亚里斯多德开始，文学与社会、历史、哲学、时代的关系就构成了文学研究的基本套路，这被韦勒克称为“外部研究”的方式延续了数千年。韦勒克并没有简单抛弃“外部研究”的文学理论，而是将它们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学说一一列出，逐一加以分析和批判；另一方面，他加入了“内部研究”的方式，这样就将文学研究分成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两个部分，这也是他对文学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内部研究”才是他的文学研究的重点，既然“文学”是独立存在的一种东西，那就应该通过文学作品本身来研究文学是什么，也就是纯粹的文学(“纯文学”)研究，从作品的材料和结构中去回答“文学是什么？”。
文学是什么？韦勒克并没有给出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从本质、作用、与各学科的联系以及内部结构、意象、隐喻、象征、文学史等各方面收集罗列大量的材料，一个一个扒皮抽筋，给出分析的结果，建构起一个新的文学理论体系，这无疑和他关注康德与黑格尔有关。无论结论如何，他将文学带入了“纯文学”的领域，从被动的工具性质的状态中解放了出来。虽然“后现代”要摧毁他这“保守”的大厦，却无法颠覆其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巅峰地位
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材料来构筑艺术形象的，并以渗透着情感的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感情，具有审美特质的社会意识形态。
简单地说，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文学具有形象的间接性、意象性、概括性、模糊性。因此，它更易于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具有意识性、社会性、和独特性。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从社会生活到文学作品，须经过作家心灵的中介加工。在这个问题上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大致可归结为“再现说”、“表现说”和“能动反映论”。
文学作为人的精神创造产品，带有目的和意义，具备着某种价值。其最为直接和独特的作用是它的美悦作用。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得到情绪上、感觉上和精神上的满足。其次是认识作用。可以从中认识历史和人生，提高观察和理解生活的能力。最后是教育作用。文学作品能影响人的心灵和行为，帮助人提高思想境界，净化灵魂，增强生活的信心和力量。
西汉时期，学校的负责人不是叫校长或教官，而是称“文学”，即负责人称为张文学、李文学等。
汉武帝为选拔人才，特设“贤良文学”科目，由各郡每年举荐人才上京考试，被举考者便叫“贤良文学”。“贤良”是指品德端正、道德高尚之人；“文学”则指精通儒家经典的人。
魏晋后期，“文学”一词成为语言艺术的专用名词。史书上记载的曹丕“好文学”，以著述为务，即是现今所指的文学含义。
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意味着一连串无法说清楚的问题在排队，但这并不影响很多人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形成不同的文学理论，一代又一代。
当我们从“没有疑问”的意识形态文学概念中艰难走出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文学
”有问题了，更多出现的词汇是“文本”，并且，“文学”已经被一些学者宣布为正在消亡的艺术。后现代性直接把我们带入一个到处飘着“后”的空间，文学也“后”了，变得支离破碎。可是，文学不只存在，而且越来越近，就如随身穿的衣服，不管什么花色，就是贴在自己身上；文学的概念却越来越远，越来越不清晰，有时候，干脆就不存在。
作家对“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也越来越不感兴趣，尽量远离理论的是非，只面对作品就足够。不过，有一些问题还是无法回避，比如语言、想像力、虚构等等，作家摆脱不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它们也逃脱不掉作家的纠缠。李锐在获得“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后，对国内的文学评论颇有微词，从作家的语言角度来评论作品的人不多，从作品外部开始的评论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我们的传统中没有文学的概念，这个概念的确定应该是在意识形态的统一以后，“文学”被确定为，“用语言文字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这个曾经被确定无疑的概念其实什么都没说，里面的词汇充满了疑问，再加上一个“艺术”，很容易让人陷入无底的深渊。另一方面，它又让我们完全陷入在功用性质的文学里面去，文学只是一个工具，艺术，变成了挂在锄头铁锹上的皇冠，耀眼罢了。
但是，文学是什么？由谁来评价？怎么去评价？这些问题始终没有逃离我们的视线。“后现代性”的冲击，使我们的文学理论直接进入了一个“细微阅读”的状态，许多问题被搁置，或者是，暂时性忽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飞跃的过程中，一个时空丢失了，中间少了一段从经典进入后现代性的衔接，断裂，使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变得混乱。
勒内·韦勒克(1903-1995)是衔接这个断裂时空的重要人物，他与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已经被纳入世界经典作品之林。从亚里斯多德开始，文学与社会、历史、哲学、时代的关系就构成了文学研究的基本套路，这被韦勒克称为“外部研究”的方式延续了数千年。韦勒克并没有简单抛弃“外部研究”的文学理论，而是将它们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学说一一列出，逐一加以分析和批判；另一方面，他加入了“内部研究”的方式，这样就将文学研究分成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两个部分，这也是他对文学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内部研究”才是他的文学研究的重点，既然“文学”是独立存在的一种东西，那就应该通过文学作品本身来研究文学是什么，也就是纯粹的文学(“纯文学”)研究，从作品的材料和结构中去回答“文学是什么？”。
文学是什么？韦勒克并没有给出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从本质、作用、与各学科的联系以及内部结构、意象、隐喻、象征、文学史等各方面收集罗列大量的材料，一个一个扒皮抽筋，给出分析的结果，建构起一个新的文学理论体系，这无疑和他关注康德与黑格尔有关。无论结论如何，他将文学带入了“纯文学”的领域，从被动的工具性质的状态中解放了出来。虽然“后现代”要摧毁他这“保守”的大厦，却无法颠覆其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巅峰地位
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材料来构筑艺术形象的，并以渗透着情感的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感情，具有审美特质的社会意识形态。
简单地说，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文学具有形象的间接性、意象性、概括性、模糊性。因此，它更易于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具有意识性、社会性、和独特性。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从社会生活到文学作品，须经过作家心灵的中介加工。在这个问题上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大致可归结为“再现说”、“表现说”和“能动反映论”。
文学作为人的精神创造产品，带有目的和意义，具备着某种价值。其最为直接和独特的作用是它的美悦作用。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得到情绪上、感觉上和精神上的满足。其次是认识作用。可以从中认识历史和人生，提高观察和理解生活的能力。最后是教育作用。文学作品能影响人的心灵和行为，帮助人提高思想境界，净化灵魂，增强生活的信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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