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徐氏始祖陵的详细内容
中华徐氏始祖陵，也称、大墩、六里墩，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南宋淳熙乙巳年（公元1185年）由西山蔡元定作序修订的《徐氏宗谱》记述：“按，伯益公以前荒邈难稽，史传互异，罔所适从，而皋陶生伯益尤经书未载，出于杂记，今不敢漫宗，故谱牒自伯益公始。伯益，名大费，佐禹平水土，封嬴邑侯，娶姚氏生二子。长大廉，封陆氏后为嬴；次若木，夏仲康封徐国君，食邑东海，生四子，分四姓，长征国、次终黄氏、三季胜马氏、四简赵氏。征国，夏袭徐国君，徐氏得姓始祖，生子房。房，一作王房，夏袭徐国君，生子仁。仁，夏袭徐国君，生子豹。豹，夏袭徐国君。以上皆葬东海郯城北七里……”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徐豹是夏朝徐国的第五代国君，由封地得姓，其以上几代，因世封徐国君，“食邑东海”，故死后葬于“食邑”之地的“东海郯城北七里”。对于以上的说法，江西临川草坪《徐氏宗谱》、福建南城龙溪《徐氏宗谱》、安徽歙州《徐氏宗谱》、贵州铜仁《徐氏宗谱》等均有大致内容相同的记载，至今未有二说。 关于郯城县为什么称“东海郯城”？查阅一下史料便可明了。
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修订的《郯城县志》载：“郯城县唐虞时为徐州之域……
春秋时为郯子国……
秦易封建为郡县，以是城为郯郡地。汉改为东海郡，置县十二，治郯县。……
东汉分东海郡，置琅琊国，东海领县六。晋，东海郡领县三，皆治郯县……”
由此可见，至少在西汉时期，郯城县就属东海郡地，且长期为郡、县的治所。因此，宋代学者在修订《徐氏宗谱》记述郯城时，冠“东海”二字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徐国的历史十分悠久。《史记?秦本记》载：“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辞海》关于“徐”的第三义项解释为：“古国名。亦称徐夷或徐方，东夷之一，……在东夷中最称强大……周敬王八年（前512年）为吴国所灭。”著名历史学家李白凤先生在其专著《东夷杂考》中也说：“徐夷所处一带，北邻大彭、郯、莒诸国，东南与淮夷毗邻。在商代时，一度强大到威胁成汤播迁。在周穆王时，徐偃王的势力强大到几乎席卷东南，弄得穆王也只好半公开的承认其为东方霸主。”可见当时徐国的影响及势力之大。而关于早期徐国的地理位置和活动范围，山东省学者李常松先生曾有专文考证：“古代徐国，人们习惯认为它一直处于徐州一带。而临沂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徐子氽鼎等却以确凿的证据证明，西周早期徐国原位于今蒙山西麓的费县、平邑一带。位于今徐州一带的徐国，是西周中期徐人南迁后重建的。”（见1993年10月10日《临沂大众》报）。
山东泗水学者赵宗秀先生在其专著《试论商末周初徐国之所在》（载《东南文化》1995年第1期）一文里，也表达了对此说相同的观点。由此，专家们推断，从史料上看，郯城为早期徐国的活动区域之一；从地理上看，郯城位于山东的费县、平邑与安徽的泗县之间，距离费县、邳州、徐州很近，到泗洪也不远，始终处于徐夷的活动范围之内。因而徐氏始祖发祥于郯城并在这一地区繁衍生息，确如前引《徐氏宗谱》所述。徐氏始祖葬于“东海郯城北七里”这片开阔的平原地带应为事实。至今“豹公墩”虽经历数千年，但名称仍为徐氏及当地人代代相沿，陵墓的封土虽经风雨沧桑，保存仍大致完好。据世居豹公墩附近的郯城镇城后村81岁的徐祗法老人介绍，“徐氏族人，世居此地，代代相传。豹公墩为徐氏始祖的陵寝，安葬着豹公以上五代先祖。”他解释说，“豹公，姓徐，单名‘豹’，豹是****的‘豹’，‘公’是对他的尊称。”
清代《郯城徐氏宗谱》纂修者徐嗣爱的裔孙、郯城镇龙门村78岁的修谱专家徐祗湘老人也说，他小的时候，他的爷爷就带着他于每年的清明节前到豹公墩祭祖扫墓，并告诉他，豹公墩葬着徐氏开基始祖，应该永世纪念。 郯城在徐氏的发祥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史上涌现出许多杰出的郯籍徐姓名人。如：徐宁、徐湛之、徐羡之、徐孝嗣、徐凭道、徐勉、徐摛（摛音持chi)、徐陵、徐俭、徐伯阳、徐旷、徐有功等。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候，郯籍徐姓人士至为发达。子孙数辈，位居高官，连绵延续，声名显赫。有千古名相，有一代重臣，有皇宫贵戚，还有被称为“一代文宗”的文学巨匠。如南朝宋著名宰相徐羡之，“起自布衣，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庙，朝野推服。”南朝宋武帝刘裕逝世后，徐羡之“与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同被顾命”，受遗诏辅政。“少帝失德”，徐羡之等计议“废而杀之”，另立新主，表现了以国家大计为重，不顾身名的大无畏风范。又如南朝梁文学家、中书令徐勉，知识渊博，修身慎行，很重操守。他任吏部尚书时，一次与朋友晚间聚会，有人借机向他托情要官。他严肃地说：“今晚只可谈谈风月，不宜叙及公事。”自此以后，他的嫡传后人为了缅怀继承徐勉的高风亮节，将他这支徐氏堂号称之为“风月堂”。
再如梁、陈年间著名文学家徐扌离、徐陵父子。他们在为官从政的同时，“通览经史”，文学功底很深。他们写的诗华美艳丽，为世人所重，与当时著名文人庾肩吾、庾信父子齐名。其创作的宫体诗被称为“徐庾体”，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徐陵，在文帝、宣帝时，“国家有大手笔，皆陵草之”，“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被称为“一代文宗”，极具盛名。（以上几例均见清《郯城县志?人物志》和《二十五史?南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