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巴菲特的个人经历
彼得的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每星期工作6天，母亲是民权运动支持者，彼得从小就接触到多种思想和文化。
巴菲特当时还未成为“股神”，但他对工作认真钻研的态度，让儿子感同身受。彼得将父亲钻研金融的情景比为僧侣研究经文。“他是那样精力旺盛，那样纯粹。有点夸张地说，当父亲工作时，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简直入迷了。”
彼得在书中写道：“金钱其实是副产品，是身外之物。真正重要的是工作的实质。他(父亲)拥有无尽的好奇，用事实检验他的预测，享受探寻的乐趣。”
彼得上高中期间，父亲开始在行业内显山露水并结交了一些有权势的朋友。后来，巴菲特的朋友、《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帮助彼得进入斯坦福大学。彼得在这所高等学府学到了他感兴趣的课程。
“如果我想投机取巧，我父亲是不会帮我的，”他说，“因为这不是在行使特权，而是在削减特权。”
彼得认为，有钱人家的孩子常会遇到类似情况，甚至会出现心理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父母只是想到奉献金钱而非关爱，就会使问题变得更糟。
彼得大学二年级时发现自己对音乐很感兴趣。一次，他欣赏完一名吉他手的演奏，回家后即兴写了一首曲子并录制到磁带中。第二天，他和朋友开车去海边，车里播放着这首曲子。彼得意识到自己的未来究竟在何方。
大学3个学期后，彼得从祖父那里获得9万美元遗产。这笔钱是出售一座农场的收益，后转成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份。如果这些股票留到今天，差不多能升值到7200万美元。不过，彼得当时将股票变卖，为追求音乐梦想打下经济基础。
“这笔遗产算是特权，是我没花代价就得来的礼物，”他说，“如果我肩负谋生的压力，我就无法继续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前行。”
在父亲的帮助下，彼得做了一份预算。他搬到旧金山，住进一所小公寓，买下一辆二手车，过起简朴的生活。他购买了一些设备，建立了一个工作室。彼得每天埋头钻研，做着有偿或无偿的工作。
彼得事业的转折点出现在1981年。他的一个邻居的女婿从事动画制作，急需音乐作品。这名制作人聘请彼得为一条时长10秒钟的广告配乐。
从此，彼得的音乐事业不断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期，彼得凭借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他与一家名为“奈良田”的唱片公司签约，计划出音乐专辑。
后来，彼得卖掉洛杉矶的公寓，在密歇根湖畔买了一座别墅，新房子的面积是小公寓的5倍。彼得有了足够的空间录制音乐和接待同行。
他的第一张曲集《等待》在业内颇受好评，也很畅销，但彼得一直希望电影制片人能注意到自己。后来，一个朋友送给他一本埃文·康奈尔的小说《晨星之子》，书中描写了美国印第安人和美国政府军作战的故事。彼得读完后很受震动，这种感情直接影响到他1989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一个接一个》。
与此同时，他听说好莱坞名导凯文·科斯特纳正在筹拍一部有关印第安人的电影。彼得将《一个接一个》寄给科斯特纳。科斯特纳邀请他为电影写配乐。彼得接受后发现自己根本不会写配乐，只能作罢。
不过，彼得通过这次机会获得科斯特纳的认可，后来又争取到为电视连续短剧《500国家》配乐的机会，并因此获得艾美奖。
彼得现在与第二任妻子珍妮弗居住在纽约。1999年老巴菲特夫妇为每个孩子拨款1000万美元成立慈善基金会，彼得从此走进一个全新领域。
巴菲特2006年宣布，他将陆续把85%的个人股份捐赠给子女的慈善基金会和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及其妻子梅林达·盖茨创立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彼得的“诺沃”基金会最终可拥有资产10亿美元。
起初，经营基金会给彼得带来不少烦恼。因为这意味着他将走进公众视野，而他已经习惯了“安宁的”生活，喜欢阅读或和妻子待在一起。
不过，彼得很快认识到慈善的价值，“一旦我摆脱障碍，全身心投入慈善事业，所获得的满足感超出想象。”
彼得和珍妮弗将基金会的工作定位为帮助女童，特别是那些来自贫困国家的女孩。例如，“诺沃”基金会在非洲投资建学校，让女孩子接受综合教育并学习使用缝纫机等技能。
慈善也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彼得的音乐事业发展。
最近，彼得与另一名著名作曲家安杰莉克·基德乔合作，创作了一首《献给每个人的歌》，旨在帮助非洲女童。他们把网友下载这首歌曲交纳的费用捐献给非洲贫困女童。据统计，5次下载就可以为一个非洲女孩买一身新校服或一个新书包；下载1000次的费用就可以解决45名女孩一年的学费。
彼得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真正的满足感，这是父母的财产无法给予的，“我正在从事我热爱的事业，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