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孔子为什么被历代帝王推崇

Answer 1

史说，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高祖刘邦经过鲁地曲阜，“以太牢祠孔子”。所谓“太牢”是指用牛来祭祀（以牛、羊、豕三牲作为“太牢”是后来的事），这是当时祭祀的最高规格。于是，后儒们就用这些事来说事了。然而，“太牢”虽高，也只是一次祭祀而已。在西汉之初，迄至文、景二代，崇尚的都是“黄老之术”，孔子和儒学尚未达到至尊的地位。
我们知道，当然后儒们也应该知道：刘邦原来是瞧不起儒生的。刘邦也是最看不起儒生的人，他见了儒生后，居然将他们的帽子拿下来撒尿，史书上是有记载的。
可是到汉武帝时，中国开始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到了统治地位以后，帝王们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了，这是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实质上是愚弄百姓，建立专制体系。
自从博士叔孙通会同鲁地儒生，曾为刘邦设计过“君君、臣臣”的朝仪，一改昔日朝廷上群臣“饮酒争功，拔剑击柱”的乱象，朝觐时诸般礼仪完备森严，“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刘邦于是龙颜大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从此刘邦不仅对儒生刮目相看，而且深感儒家的纲纪伦常的精妙之至，可以让天下所有的人驯顺地由他掌控，他的专制行为不再受制约了。天下没有一个帝王不希望自己才是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者。于是，他就以最高规格的“太牢”祭祀，来表达对儒家祖师孔子的礼敬，刘邦成了中国帝王中的第一个。
直到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竭力主张“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进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获得汉武帝的采纳，儒家学说从此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孔子也由此得到空前的尊崇。
借孔之魂欺骗百姓还不够，于是又将孔子进行神化，后儒们给孔子抹上重重神化色彩的纬书也应运而生了。纬书中编造了有关孔子的故事，可谓是荒诞不经，光怪陆离，别的且不说，就孔子诞生之事，纬书上说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赤雾于空中以沐徵在（孔子母）”；又说孔子母徵在“游与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往，梦交，语曰：''汝乳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惑，生丘于空桑”云云。（按：“空桑”即曲阜，傅斯年有言：“曲阜一带，即空桑之地”。）孔子成了其母与黑帝“梦交”之子，那把他的老爹叔梁纥置于何地？所以，学者顾颉刚曾感叹说，看了纬书上这些荒诞无稽的话，“真要使人心痛，痛的是孔子受了委屈了，他们把一个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浸入怪力乱神的酱缸里去了。”
在这之后，孔子的封号、头衔也多起来了——
西汉末，王莽托古改制，自立新朝，以伪托孔子预言的谶纬大造舆论，为此王莽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
北魏孝文帝谥孔子为“文圣尼父”。
唐初，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孔子）为“先圣”。唐玄宗时，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封孔子后裔为“文宣公”。
宋真宗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又改谥为“至圣文宣王”。宋仁宗封孔子后嗣为“衍圣公”——这个封号一直沿袭到民国，至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为止。
到了元代，孔子根本就没有任何地位，儒生被子视为最低等的贱者。元代曾曾流传民谚：“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按此说法，儒生之地位可以想象了。但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他为了推行“汉法”，稳定统治，也就有意识地利用名儒，并修造孔庙，以示尊礼孔子。元武宗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孟子被封为“亚圣”，也是自元代开始的。从这段历史，也可以看清，孔子思想只不过是统治者用来欺骗百姓的工具。
在推翻蒙古人统治的斗争中，徐达是朱元璋最亲密的战友；而且在朱元璋被敌军俘虏时，曾经是他的代理人。皇帝本人是来自华中安徽的农村孤儿。他曾在佛寺里待了几年，在那里学会了读书，并且有机会接触儒家经典。他个儿高、鼻子又大又扁，戽斗，举止严肃而紧张，让人一见到他立刻就肃然起敬。几年之后，朱元璋成为反抗元朝的一分子，他与其它叛军领袖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不抢、不杀平民，反而寻求学者的建言。
朱元璋认为他抗元的军事行动能够成功，大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他所虔诚祈祷的山神及河神的保佑。他相信他那曾是巫者的祖父有能力说服水神降雨。因此，不久之后，当他登基而为新王朝冠上“明”(意指前途光明或照亮世界)的国号时，他把对自然神灵的崇信立为国教，地位在佛教和道教之上。但也就因为他相信不管是在护城河、在城墙，或者是在河流，到处都有无所不在的神灵，所以他也相信某人、某个地方总是在密谋反对他。他不信任任何人，甚至连他最亲密的伙伴也不例外。他坐上龙椅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布下层层的监视网来查探他的部属，并且实施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每一户人家必须列出住在同一户里面所有人的姓名、年龄和职业。而相邻的各户，彼此奉命互相监视。
当朱元璋权力逐渐高涨时，他纳入为数众多的妃嫔，有些是蒙古人，有些是高丽人，并且成为26个儿子和16个女儿的父亲。马皇后仅育有四子，虽然谣传她不孕，并未产下任何皇子。她确实不是后来篡夺皇位的燕王朱棣的生母。据传朱棣是元朝最后一个皇帝的儿子。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当朱元璋进入蒙古的京城大都时，他发现一个年轻的公主——元顺帝的妃子之一，蒙古人可能在撤退时抛弃了她或者根本遗忘了她的存在，而把她留在大都。朱元璋收她为妃，而她也从没说过自己在当时已怀了身孕。当她产下朱棣之后，不知情的朱元璋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事实上，朱棣可能是太祖一个地位较低的妃嫔所生的早产儿。
这件不幸的意外事件，对皇帝来说是个羞辱，因此这位妃嫔被处以一种叫做穿“铁裙”的中国酷刑。这位年轻的女子先前已经因为难产而体质虚弱，又在寒冷的户外穿着“铁裙”而动弹不得，最后终于饱受风霜而死。
为了下定决心要建立合乎正统的朝廷，来克服自己卑微的出身，朱元璋邀请了4位著名的儒者来到南京，除了为这个毫无经验的新兴革命政权服务之外，并负责教育皇子与内廷官员各种礼仪。当时一座道教的寺院，就临时被改成小型的宫殿，官员们在此学习宫廷礼仪，并且在扮演皇帝的测试者面前演练3天。
明代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并且派遣朝廷特使到曲阜致祭。府县庠学皆设“至圣先师孔子”神位，以为礼敬祀拜。
清代顺治时，诏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康熙亲书“万世师表”，悬于文庙大成殿；雍正诏定文庙春秋二祀由皇帝亲祭，到咸丰时，祭孔“升为大祀”，行三跪九叩之礼。
纵观以上给孔子层层叠加的封号、头衔，可以明白地看出，它们都是出自钦封御谥，一般无权的读书人只有跟着崇仰的份，至于平民百姓就更没有什么关系。
帝王们用封谥以示尊崇，当然是有着深刻的动机的，且举两位帝王的衷曲之言：
一位是元仁宗，其全名是“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这名讳实在拗口），他说：“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儒者守纲常如握拳然”。知儒者如此精深，难怪元王朝要加封儒者祖师孔子最阔的头衔了。
另一位是明太祖朱元璋，据孔府档案记录，朱元璋有一次召见“衍圣公”孔希学时说：“尔祖（孔子）明纲常，兴礼乐，正彝伦，所以为帝者师，为常人教，传至万世，其道不可废也。”崇圣与纲常紧密相系，两千余年历朝历代一以贯之。
所以，鲁迅说得很透彻：“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在“五四”时期，鲁迅始终以人的精神解放为出发点来考虑一切社会和政治问题，充分显示出启蒙主义的特色。他看到人们处于封建主义思想罗网中的无限痛楚，甚至连痛楚都快消失殆尽而只剩下麻木和冷漠，他们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苟且偷生；鲁迅十分急切地要改变这种状况，渴望出现“真的人”、“完全的人”和“将来的人”。他痛心于“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渴望改变人们那种不及牛马的生活，要求人具有人的特有价值。而“吃人”的封建礼教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
后儒们总是宣扬：孔子具有人本主义思想，要求尊重人、重视人；人具有人本主义精神，要求“立人”。那为什么孔子的思想会演化为封建礼教，而被鲁迅等启蒙思想家坚决批判呢？虽然鲁迅吸收了孔子人本主义思想的合理成分，但二人的思想毕竟是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基础之上，具有巨大的差异。
由孔子的“爱人”走到封建礼教的“吃人”，既有孔子理论的自身原因，也有后人的原因。孔子的“仁”植根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以孝悌为本，构成了极其细密的宗法制度的图谱；张爱有着差异，要受等级名分的约束，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自由是格格不入的。它维系着父系家长世袭传递所扩大的邦国统治，它的基本格局是维系宗法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以建立等级特权与专制主义政治模式的“仁政”为最高目标。“仁”成了替当权者统治民众的手段。
另外，由于孔子的言论都带有高度的抽象和思辩色彩，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可供想像的空间，演绎出不同时代不同派别的儒学。这些派别大多是禁锢人民思想、维护统治者的护身符，排斥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发展，滋养和培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沉重的奴性主义，形成了独断、狭隘、驯服和盲目的文化氛围，儒学也就从孔子的尊重人、重视人走向了“吃人”。
所以孔子和后儒提倡的那套东西，与鲁迅等先驱者在平等原则基础上实现人的解放、社会解放的启蒙目标，是根本对立的。
鲁迅以人的解放为出发点，来考虑一切社会和政治问题，他要冲破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树立自由平等的现代观念。他着意吸取西方启蒙主义者的思想。西方社会的现代观念诞生于冲击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对于人性束缚的时刻，启蒙主义思想家提倡人的觉醒和尊严，重视人的存在与价值，注意人的意志和愿望得到满足，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的政治口号，要求人在政治上平等，并直接抨击了不平等的非人有封建等级制度。在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的著作里，理性成为“人的本性”，“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而自由则是“天赐的东西”。孔子们打出的“君权神授”的招牌，也就被“主权在民”的车轮碾得粉碎了。只有批判孔子及其后儒的愚民思想，才能确立平等思想，而平等思想正是现代观念的核心。只有在平等思想的催化下，才能形成富于开拓性、独创性及容许多元化的开放局面，人们的智慧和才能被尽可能地释放出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的批判里，孔子只是作为构成历史阻力的陈旧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出现的，他批判的主要是被历代统治者利用了的孔子。我们今天批判孔子，也只是批判那个被“圣”化了的符号。
孔子哲学中更多的是在君臣父子的社会中的“生存感”，而非生命感。孝悌、忠信、恭敬、仁义……更让人体验到一种“听命感”，而不是生命感。而且从听命到宿命，毫无反抗的色彩，正所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谁愿意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依旧安然地梳理着自己的羽毛？以“温良恭俭让”去退出市场、退出人生的舞台？你想退也退不了，你必须找工作、你必须赚钱，房子、孩子、学业、医保……面对一大堆的生存压力，你能“温良恭俭让”吗？当你吃不饱的时候，有人劝你要相信这是命；当别人大吃大喝时，却又对你说，富人吃饱后会恩赐于你的……你相信吗？当你发出不满的声音时，有人又教训你，应该懂得孔子礼仪，你接受吗？
毛主席说过，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那种复杂的矛盾他都处理不了，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废话屁话！
历代帝皇是真的信孔子那一套吗？看看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吧——
毛主席说，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得违背，违背孔夫子儒学理论，他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
宋太祖赵匡胤他搞陈桥兵变，军事政变，发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他肯定不符合。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造反的时候批孔，治国时尊孔，都是这样。
成吉思汗他读过论语吗？他的铁蹄杀遍欧亚大陆，见人就杀，简直是要把所有的农业区都变成牧区、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后边皇帝，到山东去祭孔啊，给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象元朝皇帝给孔子封的帽最高。
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吗？没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后，要到曲阜祭孔。
清朝也一样，努尔哈赤读过什么书，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符合孔子的理论吗？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请出来。
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又要尊孔。
毛远新说过这样一些话——
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也好，陈独秀、李大钊也好，“五四”运动就是批孔开始的，是不是这样？等到蒋介石坐上了宝座以后去尊孔、祭孔。蒋介石把孔家的后代请到台湾，现在还在那里。中国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当要起来造反的时候，都要批孔，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为什么？这是什么道理？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席说到现在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丘本人，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给他梳妆打扮，根据统治者的需要。用鲁迅的话说，后边讲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经过梳妆打扮过的孔夫子，他们就是以这套思想来束缚统治人，是思想专制的工具，回顾中国历史是不是这样？
毛远新又说，你说蒋介石真正相信孔夫子吗？对共产党员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孔夫子什么时候教过他这一条？
有些后儒又不卖账，说鲁迅自己的很多思想就是来自孔子。
鲁迅确实说过“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但这是决然的否定，否定之中又带着鄙夷；“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因此下笔格外无情，批判鞭辟入里。对孔子其人，鲁迅却有着更复杂些的情感，一方面认为孔子“伟大”，是一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另一方面又对这位圣人有着深刻的隔膜，尤其厌恶那一尊被历史雕刻而成的圣人形象，于是鲁迅笔下的孔子就被形象化了，喜剧化了。正是在喜剧化了的孔子形象中，鲁迅揭示了孔子的悲剧性历史命运；正是在深刻的隔膜中，显示了鲁迅对孔子的深刻理解。
鲁迅笔下的孔子形象，就印象而言，首先是一位道貌岸然的圣人，又是一位“摩登圣人”。无论世事怎样沉浮，孔子都坐定了圣人的位子，拥有“阔得可怕的头衔”。鲁迅把孟子的“圣之时者也”的赞颂曲解为“摩登圣人”，可谓神似。摩登又有油滑世故与没有定则的含义。六岁开蒙熟读《十三经》的鲁迅是很容易从那半部《论语》中发现诸多矛盾之处的，因此勾勒出的孔子的性格就内涵着一种贬义。圣人之能摩登永久，是因他有“敲门砖”的功用。“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事的”。权势的大门紧闭着，热衷人若想进去，就得用孔子敲门，一旦门被敲开，这“砖”也就无用。圣人就是这样被一群无特操的人塑造出来。这样塑造出来的圣人不能不辉煌而摩登，然而究其实不过是一件工具罢了。孔子以王道敲门，其徒以孔子敲门，敲来敲去，内容倒转为形式，信仰蜕变为手段，圣人成了工具。这不仅是透底之说，而且是诛心之论了。道貌岸然的圣人，摩登的圣人，做“敲门砖”的圣人，没有人如此深刻和犀利地为孔夫子造像。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形象神似而逼真，有着高度的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