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为什么轻而易举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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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耀六年夏,曹魏大将邓艾偷渡阴平,后主刘禅不战而降,丢人外加现眼。“扶不起的刘阿斗”从此不但成为后世人们口中的笑柄,刘禅也成为一代昏君的代名词。
中国的主流文化是崇尚气节的儒家文化。打赢打不赢是一回事,打不打则是另一回事。从当时蜀汉的情况看,似乎是完全可以与魏军有一拼的。
一、蜀汉有足够能力与邓艾作战
蜀汉后期,除汉中丢失外,国力并没有太大的损耗。邓艾虽突破阴平,但部队数量有限,据西晋史学家袁准估计,邓艾的部队不会超过1万人。《三国志·魏书·邓艾传》中记载“四年秋,乃下诏使邓艾、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馀人。”当时邓艾一共不过统兵3万。邓氏父子为涉险出奇,把人员又进行了精减,所以邓艾入蜀的兵力为1万是可信的。
从正常情况看,因为防守一方有城垣为依托,兵力完全可以少于进攻方,而进攻一方在城中无内应的情况下,要想攻下城池,至少要有3到5倍的兵力。当年刘备刚取西川时,霍峻率几百人在葭萌关竟然能挡住刘璋1万人的进攻,且坚守1年,攻守比达到了1千比1,而且守方最后获胜。我们在赞叹霍峻的同时,也可见当时军队攻坚能力的一斑。成都虽不比葭萌关,但如果坚持顽守,是能够守住成都的。
同时,阴平小道山路崎岖,不仅有七百里的无人区,有的地方还需要魏军凿山开路,最险要的地方要“攀木缘崖”才能通过,战马和攻城用重装备是无论如何带不进来的。魏军失去了骑兵,与蜀军相比也就不再有明显的优势了,如果组织得当,不但防守成都是可能的,甚至还有可能瓮中捉鳖,全歼孤军深入的邓艾所部。
二、刘禅不战而降的真实原因
那么蜀汉为什么不战而降呢?刘禅是否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窝囊吗?
显然不是。
《三国志·蜀书·谯周传》中记载:“后主使群臣会议,计无所出”。
是说:当时听到邓艾兵临城下的时候,大家都没了主意。而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臣英勇,唯独皇帝贪生怕死。
《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还记载了这样一段话:“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
是说:有的人主张流亡东吴,有的人主张逃往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没有谁说一定要坚守待援。
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蜀汉的高层一致认为坚守成都是万难成功的。
堂堂一国之都为何如此有城无防呢?
首先,由于诸葛瞻绵竹战役指挥失误,蜀汉心理受到了空前打击。
绵竹是拱卫成都的最后屏障,魏军进攻江由,守将马邈投降,邓艾所部直指涪县。刘禅派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和黄权的儿子黄崇两位“官二代”弛援。我们这里说的官二代只是个中性词。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中记载:“瞻督诸军至涪停住,前锋破,退还,住绵竹。”是说诸葛瞻率部队到达涪县,因为先头部队战败,率大军退还绵竹。
《三国志·蜀书·黄权传》中记载:“权留蜀子崇,为尚书郎,随卫将军诸葛瞻拒邓艾。到涪县,瞻盘桓未进,崇屡劝瞻宜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瞻犹与未纳,崇至于流涕。会艾长驱而前,瞻却战至绵竹,崇帅厉军士,期於必死,临陈见杀。”
这段话是说:黄权留在蜀国的儿子黄崇(黄权彝陵之战败后,投降曹魏),当时官拜尚书郞,随诸葛瞻阻击邓艾。到达涪县的时候,诸葛瞻犹豫不前,黄崇多次劝诸葛瞻前行,占领有利地形,诸葛瞻却没有采纳,黄崇因此而痛哭流涕。等到邓艾长驱直入,诸葛瞻边打边撤,退到绵竹。黄崇报着必死的决心,率部拼杀,最后死于阵前。
以上两段话描述了同样的内容。就是说诸葛瞻没有及时占据险要地形,死守涪县,而是退守绵竹。是因为诸葛瞻的决策错误,导致涪县和绵竹失守,最后战败而亡。绵竹一失,成都门户就被打开了。从前的蜀国,不是六出祁山就是九伐中原,全都是主动打别人,这次换成别人打自己,攻守角色转变得太突然,挨打防守的心理准备不足,导致国人信心崩溃。无法组织抵抗。
第二,敌情不明,造成判断失误。
魏军骤至,兵力情况蜀国并不知晓。因为信息不明,甚至以为魏军大部队已经彻底地摧毁了蜀军防线。由于蜀军主力远在剑阁,人们心中自然鹤唳风声,无心恋战。如果刘禅知道进攻成都的只是魏国一支少量轻装部队,则一定会誓死抵抗的。
当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曾经说过,我们自己不能“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看来,蜀汉集团长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高估对手,低估自己”的心理。等到魏军兵临城下时,这个长期潜伏的心理问题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集中爆发了。而且一旦爆发,局势就无法收拾了。
第三,自刘备时期以来,成都的防务就一直脆弱。
《三国志·蜀书·杨洪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刘备临死卧病永安的时候,汉嘉太守黄元与诸葛亮一直相处得不好。黄元听说刘备重病,害怕刘备死后诸葛亮加害自己,便起兵造反,当时成都防务就很空虚,政府军一方最害怕的就是黄元进攻成都。黄元虽然没有进攻成都,但是我们通过这件事是可以看出成都防守力量的薄弱的。
刘备死后,后主刘禅并未吸取黄元造反的教训,而是从自身安全考虑,将军队外调:李严长期屯兵永安,诸葛亮久驻汉中,成都防务更加空虚。
“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城守调度,及闻艾已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这段话是说:蜀国认为敌人是不容易攻进来的,便没有进行必要的城防准备,等听到邓艾进入阴平,老百姓都跑到山里了,官府也禁止不住。
第四,蜀国长期实行严刑峻法,已经失去民心。
上面说过,老百姓听说魏军来了,都跑到山里去了,如果蜀汉的政治清明,大家应该是同仇敌忾,背城一战。可是长期以来,蜀汉税役繁重,连年征战,而且毫无成果,百姓已经不愿再为国家出力了。
所以当时在蜀汉群臣们看来,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逃跑,要么投降。所以大投降派——谯周出场了。
谯周劝刘禅说,逃跑是不行的,如果逃往东吴,在人家地盘上组建流亡政府的滋味不好受,并且魏强吴弱,如果魏国攻破东吴,最后还得让魏国捉住,可能要二次受辱。如果逃往南方,魏军可能尾随而至,并且南方少数民数还有造反的可能。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开城降魏,并且说,因为魏国还没有攻下吴国,魏国人为了诱降东吴,肯定会优待蜀国降君的。
三、谯周的结论并不正确
后来的事实证明,刘禅一家虽然保全了性命,并在魏国也受到了一定的优待,但谯周的预见却并不完全正确。
一是降吴的问题。如果刘禅真的投降东吴,是并不存在二次受辱问题的。历史上刘禅死于泰始七年,即公元271年,而东吴灭亡是在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晋军攻陷东吴已经是刘禅死后9年的事了。
二是刘禅南下的问题。如果刘禅真的南下,完全有可能在南方建立一个新的地方性政权。其实我们整个华夏文明向外传播的过程也正是一个由内向外推挤的过程:中原地区的内乱往往将一部分人打到边境四夷,与那样的少数民族相互融合,最终成为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
如果当时刘禅真的南下,几百年后,彩云之南也许就不会出现什么大理政权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大汉血脉早已在苍山洱海间流淌生息了……
中国的主流文化是崇尚气节的儒家文化。打赢打不赢是一回事,打不打则是另一回事。从当时蜀汉的情况看,似乎是完全可以与魏军有一拼的。
一、蜀汉有足够能力与邓艾作战
蜀汉后期,除汉中丢失外,国力并没有太大的损耗。邓艾虽突破阴平,但部队数量有限,据西晋史学家袁准估计,邓艾的部队不会超过1万人。《三国志·魏书·邓艾传》中记载“四年秋,乃下诏使邓艾、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馀人。”当时邓艾一共不过统兵3万。邓氏父子为涉险出奇,把人员又进行了精减,所以邓艾入蜀的兵力为1万是可信的。
从正常情况看,因为防守一方有城垣为依托,兵力完全可以少于进攻方,而进攻一方在城中无内应的情况下,要想攻下城池,至少要有3到5倍的兵力。当年刘备刚取西川时,霍峻率几百人在葭萌关竟然能挡住刘璋1万人的进攻,且坚守1年,攻守比达到了1千比1,而且守方最后获胜。我们在赞叹霍峻的同时,也可见当时军队攻坚能力的一斑。成都虽不比葭萌关,但如果坚持顽守,是能够守住成都的。
同时,阴平小道山路崎岖,不仅有七百里的无人区,有的地方还需要魏军凿山开路,最险要的地方要“攀木缘崖”才能通过,战马和攻城用重装备是无论如何带不进来的。魏军失去了骑兵,与蜀军相比也就不再有明显的优势了,如果组织得当,不但防守成都是可能的,甚至还有可能瓮中捉鳖,全歼孤军深入的邓艾所部。
二、刘禅不战而降的真实原因
那么蜀汉为什么不战而降呢?刘禅是否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窝囊吗?
显然不是。
《三国志·蜀书·谯周传》中记载:“后主使群臣会议,计无所出”。
是说:当时听到邓艾兵临城下的时候,大家都没了主意。而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臣英勇,唯独皇帝贪生怕死。
《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还记载了这样一段话:“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
是说:有的人主张流亡东吴,有的人主张逃往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没有谁说一定要坚守待援。
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蜀汉的高层一致认为坚守成都是万难成功的。
堂堂一国之都为何如此有城无防呢?
首先,由于诸葛瞻绵竹战役指挥失误,蜀汉心理受到了空前打击。
绵竹是拱卫成都的最后屏障,魏军进攻江由,守将马邈投降,邓艾所部直指涪县。刘禅派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和黄权的儿子黄崇两位“官二代”弛援。我们这里说的官二代只是个中性词。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中记载:“瞻督诸军至涪停住,前锋破,退还,住绵竹。”是说诸葛瞻率部队到达涪县,因为先头部队战败,率大军退还绵竹。
《三国志·蜀书·黄权传》中记载:“权留蜀子崇,为尚书郎,随卫将军诸葛瞻拒邓艾。到涪县,瞻盘桓未进,崇屡劝瞻宜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瞻犹与未纳,崇至于流涕。会艾长驱而前,瞻却战至绵竹,崇帅厉军士,期於必死,临陈见杀。”
这段话是说:黄权留在蜀国的儿子黄崇(黄权彝陵之战败后,投降曹魏),当时官拜尚书郞,随诸葛瞻阻击邓艾。到达涪县的时候,诸葛瞻犹豫不前,黄崇多次劝诸葛瞻前行,占领有利地形,诸葛瞻却没有采纳,黄崇因此而痛哭流涕。等到邓艾长驱直入,诸葛瞻边打边撤,退到绵竹。黄崇报着必死的决心,率部拼杀,最后死于阵前。
以上两段话描述了同样的内容。就是说诸葛瞻没有及时占据险要地形,死守涪县,而是退守绵竹。是因为诸葛瞻的决策错误,导致涪县和绵竹失守,最后战败而亡。绵竹一失,成都门户就被打开了。从前的蜀国,不是六出祁山就是九伐中原,全都是主动打别人,这次换成别人打自己,攻守角色转变得太突然,挨打防守的心理准备不足,导致国人信心崩溃。无法组织抵抗。
第二,敌情不明,造成判断失误。
魏军骤至,兵力情况蜀国并不知晓。因为信息不明,甚至以为魏军大部队已经彻底地摧毁了蜀军防线。由于蜀军主力远在剑阁,人们心中自然鹤唳风声,无心恋战。如果刘禅知道进攻成都的只是魏国一支少量轻装部队,则一定会誓死抵抗的。
当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曾经说过,我们自己不能“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看来,蜀汉集团长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高估对手,低估自己”的心理。等到魏军兵临城下时,这个长期潜伏的心理问题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集中爆发了。而且一旦爆发,局势就无法收拾了。
第三,自刘备时期以来,成都的防务就一直脆弱。
《三国志·蜀书·杨洪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刘备临死卧病永安的时候,汉嘉太守黄元与诸葛亮一直相处得不好。黄元听说刘备重病,害怕刘备死后诸葛亮加害自己,便起兵造反,当时成都防务就很空虚,政府军一方最害怕的就是黄元进攻成都。黄元虽然没有进攻成都,但是我们通过这件事是可以看出成都防守力量的薄弱的。
刘备死后,后主刘禅并未吸取黄元造反的教训,而是从自身安全考虑,将军队外调:李严长期屯兵永安,诸葛亮久驻汉中,成都防务更加空虚。
“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城守调度,及闻艾已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这段话是说:蜀国认为敌人是不容易攻进来的,便没有进行必要的城防准备,等听到邓艾进入阴平,老百姓都跑到山里了,官府也禁止不住。
第四,蜀国长期实行严刑峻法,已经失去民心。
上面说过,老百姓听说魏军来了,都跑到山里去了,如果蜀汉的政治清明,大家应该是同仇敌忾,背城一战。可是长期以来,蜀汉税役繁重,连年征战,而且毫无成果,百姓已经不愿再为国家出力了。
所以当时在蜀汉群臣们看来,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逃跑,要么投降。所以大投降派——谯周出场了。
谯周劝刘禅说,逃跑是不行的,如果逃往东吴,在人家地盘上组建流亡政府的滋味不好受,并且魏强吴弱,如果魏国攻破东吴,最后还得让魏国捉住,可能要二次受辱。如果逃往南方,魏军可能尾随而至,并且南方少数民数还有造反的可能。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开城降魏,并且说,因为魏国还没有攻下吴国,魏国人为了诱降东吴,肯定会优待蜀国降君的。
三、谯周的结论并不正确
后来的事实证明,刘禅一家虽然保全了性命,并在魏国也受到了一定的优待,但谯周的预见却并不完全正确。
一是降吴的问题。如果刘禅真的投降东吴,是并不存在二次受辱问题的。历史上刘禅死于泰始七年,即公元271年,而东吴灭亡是在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晋军攻陷东吴已经是刘禅死后9年的事了。
二是刘禅南下的问题。如果刘禅真的南下,完全有可能在南方建立一个新的地方性政权。其实我们整个华夏文明向外传播的过程也正是一个由内向外推挤的过程:中原地区的内乱往往将一部分人打到边境四夷,与那样的少数民族相互融合,最终成为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
如果当时刘禅真的南下,几百年后,彩云之南也许就不会出现什么大理政权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大汉血脉早已在苍山洱海间流淌生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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