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菲茨杰拉德的写作风格是怎么样的

Answer 1

菲茨杰拉德述评

题记：
“美国是一个精神幼儿园，在那里，千千万万困惑的儿童正试图用错误的积木来拼
写‘上帝’这个词。”
—美国诗人E. A. 罗宾逊

在美国喧嚣嘈杂的二十年代，菲茨杰拉德是位名副其实的“金童”。

他创造了真正的一文千金的神话—在鼎盛时期，他每一篇短篇小说的身价是四千美元，几乎是一个字一美元。一贯矜持稳重的T. S. 在读完他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后，甚至断言，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是“自亨利. 詹姆士后,美国小说向前跨出的第一步”。那个时候的他，更是香车美人，应有尽有，辗转于欧美两地的豪门酒会，成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代言人和偶像。他的同龄挚友海明威这时还不过是籍籍无名的文学青年。 然而仅仅二十多年后，当海明威站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上时，菲茨杰拉德的书已经被人们悄悄的忘却。今天，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海明威的名字已经成为了普通的文学常识，而知道菲茨杰拉德的中国读者却很少。大概是早就预见到了这种反差，多愁善感的菲茨杰拉德曾在与海明威绝交后不久，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我与失败这一权威对话，厄内斯特则是与成功这一权威对话。我们永远不会再次面对面的坐在同一张桌前了。”然而，如果说海明威的文学品格是无可比拟的话，菲茨杰拉德后来的“失败和潦倒”在文学史上却也有海明威无可替代的意义。透过海明威，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人类雄性力量的张扬；透过菲茨杰拉德，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美国当时整个的社会。

F. Scott 菲茨杰拉德1896年9月24日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首府圣保罗。他的外祖父彼. 弗. 麦奎林是圣保罗的商人。他具有当地中产阶级商人的典型特点：诚实，敏锐，精明。他一手创办的杂货批发业在他辞世时已经拥有了价值一百多万美元的资财。他在遗嘱中将二十五万美元分给了菲茨杰拉德的母亲和他的另外四个孩子。所以，菲茨杰拉德能称得上出身于乡村贵族阶级，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母亲家族背景。当菲茨杰拉德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小有名气的剧作家和运动员时，圣保罗的地方报纸还详尽的报道了他在那儿的一举一动，由此可见当时麦奎林的名字在圣保罗还是响当当的。他的父亲爱德华. 菲茨杰拉德也是个商人。在儿子出生不久，他就带领孩子们举家迁往纽约的包法罗。但是他父亲在东部混得并不好，不久又灰溜溜的搬回了圣保罗，在那里菲茨杰拉德度完了自己的童年。虽然此时菲茨杰拉德的父母已经年过半百，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似乎走入了穷途末路，但是他们对小菲茨杰拉德的宠爱是无以复加的。

为了让小菲茨杰拉德不至于失去昔日贵族的风光，父亲将他送入了最好的私立圣保罗中学学习。少年菲茨杰拉德也是在这里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他开始在校刊上发表小说，还记下了内容丰富的日记。1911年，菲茨杰拉德转入新泽西州哈根塞克的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纽曼私立中学，为时两年。在此其间，他去过几次纽约，看了几场戏，同时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尝试，包括几个剧本。十七岁时，菲茨杰拉德如愿考入著名的贵族大学普林斯顿，在那里他结识了初恋女友吉诺娃.金，并在1915年圣诞节开始了自己的罗曼史。这个富有的芝加哥女孩造就了菲茨杰拉德日后独特的女人观—对那些让人勾魂而实质浅薄的女性的迷恋和恐惧。他们很快分手，而菲茨杰拉德就象他父亲当年一样，灰溜溜的逃回了圣保罗。在家乡他百无聊赖的度过了九个月，然后于1916年重返普林斯顿，重新拾其那些支离破碎的校园梦想。在他后来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天堂》里，他用华丽的辞藻再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这个迷惘的少年在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幻想，对文学创作若即若离，只是茫然的相信路会在前方。1917年普林斯顿秋季开学时，菲茨杰拉德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诱惑，选择放弃了学业，应召入伍。此时，他已经与可爱的亚拉巴马豪门闺秀珊尔达.赛瑞订婚，又即将开始军旅探险。生活似乎给他情感和理智上的彷徨带来了某种转机。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梦想都不约而同的破灭了。菲茨杰拉德的部队还没有走出国门，战争就结束了，而他与珊尔达的婚约也随着一大叠退稿信而告吹。原来，在菲茨杰拉德1915年退伍以后，他一边设法保住了一份月薪90美元的广告工作，一边创作自己的长篇小说，以期尽快迎娶他的玉女过门。但杂志社毫不客气的拒绝了他的书稿，而珊尔达也拒绝了菲茨杰拉德这个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连滚带爬”的回到了圣保罗。在家乡，他继续写作，等待时机重新杀回纽约，赚取他的美人和社会地位。

上帝这次终于朝他微笑了。当1919年，《人间天堂》的手稿被《作家杂志》录用时，人生的鸿运向他奔来，美国梦就象一张彩票，一下子被兑换成了滚滚的美元。美国文坛开始疯抢这个天才的作品，《时髦阶层》《星期六邮报》以及《作家杂志》一次性的接受了他九篇短篇小说。珊尔达也冲昔日被她抛弃的未婚夫笑了。1920年，他们在纽约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举行了圣大的婚礼，向世人宣布，“金童”与“玉女”开始结合。

这次失而复得的婚姻对于菲茨杰拉德是有着决定性意义的。从此，他终于相信金钱就是能将废墟变成圣殿的魔杖，而珊尔达就是他的童话公主，纤纤的薄翅上挂着标价牌。菲茨杰拉德本人也描述了自己退伍后满脑子里强烈的金钱意识，他的小说是他手中的黑桃A，而赌注就是珊尔达。菲茨杰拉德后来在日记中写到，“我爱上了一阵旋风，而我必须从脑海中织出一张能抓住它的大网。当时我的脑子里满是银元铜币的叮当声，就象穷人身边响个不停的八音盒。”

但是菲茨杰拉德确实抓住了这个“旋风”。他和爱妻在美酒，香槟，热吻，一掷千金的狂欢中往返于纽约最豪华奢侈的派对，并用他的打字机印出钞票，来支付自己惊人昂贵的生活排场。他在这一段日子里写出了相当多的短篇佳作，还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长篇《美丽的不幸者》，1921年以连载的形式在《大都市杂志》发表，并于1922年出版单行本。1921年后，菲茨杰拉德夫妇又将享乐的战场搬到了欧洲，在那里，菲茨杰拉德又成为了巴黎文艺沙龙的座上宾，其中当然包括斯泰因女士的客厅，那里出入的都是庞德，乔伊斯，海明威这类的硕士鸿儒。回到圣保罗后，珊尔达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弗朗西斯，然后他们又重返纽约，开始新一轮的狂欢。他们在纽约长岛的格里特耐克区租了一栋大房子，正是这个地方提供了后来写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背景。在追求艺术与美元的同时，此时的菲茨杰拉德还得向他脾气乖张的妻子不停的贡上各种稀奇古怪的小玩意，以此来巩固她对自己的爱。菲茨杰拉德甚至后来说，珊尔达“要求我为她工作，不能只顾我自己的梦想。”

1924年，凭借小说再版带来的丰厚收入，菲茨杰拉德一家再度出国旅游，此次远行将历时两年。《了不起的盖茨比》于1925年出版，尽管菲茨杰拉德个人认为他总算是写出了一部力作，尽管评论家爱德蒙德.威尔逊和艾略特都对该书报以极高的评价，但是读者对此书却褒贬不一。从经济效益上看，它也远不如头两部小说那样大获丰收。事实上，菲茨杰拉德以后再也没有暴富过。无论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是他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夜色温柔》，都没有能成为畅销书。

在欧洲的这几年中，菲茨杰拉德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度假胜地。他们出入高级旅馆，俾昼作夜，挥霍无度。菲茨杰拉德也开始酗酒，并且与珊尔达开始永无休止的争吵。珊尔达此时整天想入非非，一会儿想在芭蕾上干出一番事业，一会儿又想靠自己的本事当个作家。在这种精神迷惘中，珊尔达的精神崩溃了。而菲茨杰拉德也感到灵感在枯竭，才华在流逝，将会变的默默无闻的预感开始袭击他沉重的心。他发觉自己越来越难以继续写作，年仅三十岁边认定自己已经江郎才尽了。

菲茨杰拉德夫妇于1931年回到美国，不久后，珊尔达的父亲去世。1932年，珊尔达再次精神崩溃。于是一家人搬到了巴尔地摩。在这里，珊尔达一边复原休养，一边开始创作《为我留下华尔兹》。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据她自己说，她写这本书只是想进行自我治疗。但是敏感的菲茨杰拉德却认为，他妻子之所以要写这书，是为了把自己的丈夫贬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甚至在文学创作上都败给了她。

珊尔达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面对一塌糊涂的个人生活，菲茨杰拉德更加无可救药的向酒杯滑去。尽管再也没有了昔日一文千金的气派，甚至缺乏稳定的稿酬收入，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写作。这段时期他创作出了他最后一部重要的作品《夜色温柔》。这本书是菲茨杰拉德在疾病发作的间隙，在自己半醉半醒的午后，在眼睁睁的看着妻子病入膏肓的床前断断续续的写下的，它戏剧性的再现了他与他妻子之间的感情纠葛，可以说也是对他前半生的忏悔和总结。自杀未遂的珊尔达于1934年最后一次复发精神崩溃，被送进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诊所。

1936年，菲茨杰拉德从去世的母亲那里继承到了一笔不小的财产，但依然是债台高筑。为了维持生计，为了他的宝贝女儿，为了能让他妻子住在最好的精神疗养院，他开始为好莱坞撰写剧本。疾病，酗酒，动荡笼罩了他的余生。除了于女儿相依为命外，这个昔日习惯声色犬马生活的花花公子再也无力维持任何社会交流了。

1939年，菲茨杰拉德开始新作《最后一个大亨》。这部小说最终没有完稿。用菲茨杰拉德自己的话说，在这部小说里，他在“逃向一个奢华浪漫，一去不复返的过去”。1940年，菲茨杰拉德死于第二次心脏病突发。七年后，珊尔达. 菲茨杰拉德在一家疗养院中被火烧死。菲茨杰拉德夫妇的金色传奇就此结束。然而菲茨杰拉德的“失败”，就其悱恻的哀婉，蓬勃的朝气，绚丽的辉煌来说，却是在其他作家身上罕见的。因为在他去世后，评论家和读者都已经渐渐的意识到，他的作品和他的一生不仅是整个“二十年代”戏剧性的再现，更是这样美国文化本身的再现。正是以他的种种弱点，以他的想象力和那缺乏“理智控制”（爱德蒙得.威尔逊语）的浪漫主义气质，菲茨杰拉德生动的描绘出了美国二十年代上流社会的“清明上河图”。他对芸芸众生惊人的深刻洞察，在今天看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意味深长。

纵览作家的一生，最具有忏悔意义的无疑是菲茨杰拉德对那个用美元堆砌的“美国梦”的迷恋。整个二十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平凡，最动荡的十年。整个社会到处都是物欲横流，人们对货币的准宗教狂热丝毫不亚于现在中东的原教旨主义者。好莱坞的电影，《花花公子》的裸体女郎，街头广告牌的煽动口号让数不清的年轻人醉心在新的世界里憧憬无限的机遇，憧憬一个完美得令人窒息的伊甸园，然后坐着硕大的肥皂泡飘然飞越大峡谷，在某个睁开眼睛的早晨抵达满是黄金的海岸。象海明威这样的作家，忍受不了美洲大陆这种物质至上主义的烟熏火缭，便转而投向非政治领域，在非洲乞力马扎罗的壮美雪山下，悠然骑马打猎。而菲茨杰拉德却是微笑着—–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向这个海市蜃楼走去。海明威曾经轻蔑的形容富人为“有钱的穷人”，而菲茨杰拉德却坚信“富人”的确不同于你我。在这种根深蒂固的信仰的浸淫下，菲茨杰拉德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功利主义色彩。事实上，写作只是菲茨杰拉德获取社会地位和“领导权”的诸多手段之一而已。青年时代的他还以同样的热情把自己置身于俱乐部政治和体育运动中，尤其是“舞蹈课”，以此作为一种手段来获取他自儿时就梦寐以求的地位。即使在中学时代，菲茨杰拉德也不曾感觉自己在文学方面有什么特殊才能，只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他才被迫以自己的创作为钥匙，去开启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打开的大门。这一点，成为了他以后文学生涯的最大硬伤。

美国梦的另一半，在菲茨杰拉德看来，当然就是女人了。他对女人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双重人格。当他是个一无是处的穷小子的时候，他的“爱情女神”对他嗤之一鼻。两次被恋人抛弃，两次连滚带爬的回到圣保罗家乡，都没有让他对自己追求的那种“爱情”产生怀疑。他还更加努力的创作，用金钱和社会地位来赢得美人的芳心。无论是珊尔达，还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女主人公黛西，都是菲茨杰拉德世界里的那种典型女性–—轻薄，虚荣，神经质，有寄生本质。当然，菲茨杰拉德从来没有忘记他身边的这些红颜给他带来的伤害。当菲茨杰拉德还在创业的路上苦苦奋斗时，珊尔达却中断了与他的婚约，只是在他功成名就的时候才同意以身相许。《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的整体思路就是围绕这穷小子不能娶富丫头这一不公平的现象。但是爱情的背叛没有让他意识到他所追求的爱情的虚伪和廉价—-也许他意识到了，但他仍然没有停止追求—–反而让他直到死时，对财富和财富带来的特权更加念念不忘。这种精神上的自我催眠使他终于成为了女人的牺牲品，当然程度上也许不如盖茨比。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这么说，菲茨杰拉德的一生绝大部分精力倾注在了如何“飞黄腾达”上。但是这一点，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菲茨杰拉德的文学作品和人生经历的特质。“菲茨杰拉德作为一个作家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正如评论家阿瑟.米兹勒在《一个作家的后半生》中写道的那样，“就是其自我意识的双重性。他以自己的奇特方式把完全置身于事内的那种忘我投入和近乎科学精神的冷静观察结合起来。”也许另一位评论家麦尔克姆.考莱的比喻更加形象化一点。他说，菲茨杰拉德就象“一个没有受到邀请的小男孩，脸紧贴窗户，看着里面的聚会，想知道谁将去付帐。”

所以，透过他那本半自传体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就能深深的感受到这种奇妙的矛盾。一方面，他以近乎外科大夫般的冷静把“美国梦”的皮下组织血淋淋的割开来给读者看，一方面他又激情澎湃的向并不存在的价值顶礼膜拜。他一方面异常的清醒的看到了那些他所爱的女人的庸俗本质，一方面又甘愿象孩子一样为了博红颜一笑而烽火十里。尽管他本人极易迷恋上自己极为鄙视的那些如精神橡皮糖的幻象，同时他自己又有着一种雪亮的目光，一种理性上和艺术上的客观状态，这又使他能够认识到这种迷恋本身的荒诞不经，就好象一个人一边在忏悔自己的罪过，一边在继续的堕落。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菲茨杰拉德意识状态的这种两面性常常导致叙述上的自相冲突。他几乎不能调解这两种在自己体内扭打着的势不两立的看法：一方面认为要遵循某种道德准则，保存那份超越一切庸俗价值观的自尊，另一方面，却又极其痛苦的意识到庸俗和感伤已经完全取代了这种道德准则。当这种忏悔意识日趋强烈的时候，他干脆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采用了“二元主角”的手法。用尼克来代表自己的道德观来审视盖茨比，而盖茨比本人则更多是他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缩影。

爱尔兰旅法小说家詹姆士.乔伊斯曾宣称自己“在我灵魂的工场中铸造我的民族所没有的道德心。”菲茨杰拉德虽然不是高举批判民族精神的大旗，但是他的作品却远远超越了个人的范畴，成为了一种人类及文化现实的戏剧象征。菲茨杰拉德之所以能够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天才的再现美国的上流社会繁华下掩盖的腐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本人几乎完全的就是那个时代和那个文化的产儿。

幸运的是，菲茨杰拉德没有在书架上被遗忘太久。到了1945年爱德蒙得.威尔逊编辑出版了《崩溃者》并附上严肃的评论文章后，整个批评界开始重新关注起菲茨杰拉德和他的作品来。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研究和评论文章在近二十年中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该书已经成为了任何一个文选家在为美国二十世纪的文学作结时都不可不提的重要作品。但是这次“再发现”的过程还远没有完成。

如果说海明威这样的作家因为漠视社会现实，仅仅从人类社会边缘以外的主题上获得成功的话，那么菲茨杰拉德的成功正是得自于他晚年的“失败”。归根到底，菲茨杰拉德更多的向我们读者讲述了美国的文化和传统。菲茨杰拉德笔下的那个终身天真幼稚，象堂.吉诃德似的挥舞着金制的长矛向风车冲去，而且象捻珠默祷似的把他那真丝衬衫数来数去的“盖茨比”，正是美国爵士时代最值得纪念的精神骑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