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北宋军队为什么弱

Answer 1

宋朝的军事力量到底有多强？按照原来的说法，在历代大一统王朝里，宋朝几乎是军事上最弱的，简直一塌糊涂乏善可陈。但是这个观点最近有被翻案的倾向。这个案翻得也对，因为宋朝的军事实力确实被低估了。其实综合看起来，它没有以前说的那么差，至少在防御方面表现的还不错，相当有韧劲。但翻案有时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有人说宋朝军事不输汉唐，这就过分了。宋朝的军队确实是偏弱的，和它的经济潜力完全不相称。而且宋军缺乏主动进攻的能力，中国各王朝至少在初期大多有一个武力强大、外向扩张的阶段。可是宋朝连这个阶段都跳过去了，第一次北伐就吃了大亏，皇帝中箭，乘驴车而逃。
宋朝军事偏弱当然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没有占领幽云诸，军事地形上就吃了亏；比如没有了养马基地，骑兵上就吃了亏；还有碰上了女真、蒙古这样强大敌人，运气上也吃了亏等等。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它的军事制度有关。这个制度非常奇特，结构上叠床架屋，运转起来僵化笨重，效率低得吓人。它之所以会搞出这样一套制度来，当然有深层次的原因。要探究这个原因，就要追溯到它诞生之前的那段岁月，也就是五代时期。
五代的背景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混乱的一个时期，可能仅次于两晋。放下南方的那些割据国家不说，单说中原政权，五十三年间就换了五个朝代，出了十四个皇帝。这些皇帝有千奇百怪的死法，有被砍死的，有被射死的，有被勒死的，有自焚的，有被外国人抓走客死异乡的，还有扒灰的时候嘴不严，对着儿媳妇说儿子坏话，最后被儿子杀死的。总之，这是一个极端高危的职业，很没有安全感。
这个时代将军们最威风。节度使安重荣就说：“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天子都不在他们眼里，更别说文官了。当时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在一次酒宴上，禁军将领史弘肇说：“安朝廷，定祸乱，只需要长枪大剑，要毛锥子有什么用？”这里毛锥子就是笔的意思。掌管财赋的三司使王章听见不乐意了，反驳说：“没有毛锥子，哪来的军费？”史弘肇沉默不语。大家不要误会，以为王章是提拿笔的读书人说话。不是的，他是在替财务会计们说话。他说毛锥子有用，是因为毛锥子能拿来算账，不是能拿来写文章。对于读书人，王会计和史将军的态度是一样的。王章说过：“这些读书人，给他们个算盘，都不知道颠倒，要他们有什么用？”大家看到宋朝文官在武将前的骄横态度，多少会有些不平，但是在不久前的五代时期，情形是反过来的。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报还一报吧。
将横于上，兵骄于下，陵夷文士，破残百姓，庙堂帝杀帝，民间人食人，五代时期就是这样混乱不堪。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片混乱之中渐渐能看到一种秩序在萌芽。读史者往往觉得五代的循环动荡之中，赵匡胤的宋朝横空出世，结束了这段混乱期。其实这是一种错觉。五代到了后期，已经出现了权力越来越集中的趋势，大一统王朝已经呼之欲出。宋朝是它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一种忽然的中断。
以军队而言，五代前期各地藩镇还能拥兵自重，到了后期，禁军已经占据了压倒性优势。所谓禁军，并不单指皇帝身旁的御林军，而是指和地方镇军相对的中央军。五代时期的皇帝多是内战的胜利者，这些胜利者往往收编失败一方的军队，纳入自己的禁军系统。所以整个五代时期，禁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发展到后来，它已经成了王朝唯一算数的军事力量。谁控制禁军，谁就能夺得皇位。这个发展趋势非常重要，如果地方化武装强大，这就是一种结构性的分裂，很难短期内解决，就像唐朝的藩镇割据能维持上百年。但如果武力已经集中到中央，大家所争的无非是谁来掌控这种武力，那这种混乱是有望在短期内终结的。
禁军力量太强，如果不在它内部做一个权力制衡，对皇帝来说也不安全。到了五代末期的后周，皇帝们已经开展了禁军结构的改革。原本的禁军的核心叫侍卫亲军司。它的都指挥使权力太大，皇帝郭威为了制衡，创立了一个级别较低的殿前司。到了郭威的义子柴荣登基后，又进一步把殿前司变成了侍卫司的平级机构。当时的军事分配大约是这样，整个中央禁军大约有将近20万军队，对地方军有压倒性优势，其中殿前司士兵大约有3万人，侍卫司大约有6万人，这两支军队最为精锐，对整个禁军又占据压倒性优势。
陈桥兵变
地方军队已经没有反叛能力，侍卫司和殿前司又互相制衡，这个布局比较合理。此外，后周皇帝柴荣又极其能干。整个五代时期，柴荣可以说是最杰出的一个皇帝，很有希望结束战乱，开创一个类似宋朝那样的时代。但是他命不好，做皇帝做到第五年的时候就去世了。这是一个很关键也很尴尬的时刻。一套稳定的权力结构已经大致布好，但是动乱的惯性还没有消失。将军和士兵已经被罩上了笼头，但野性还没有驯服，一切都需要时间，但柴荣却没有时间了，结果赵匡胤挺身而出，接管了后周的江山。
当时，赵匡胤刚当上殿前都点检，掌控了殿前司。在此之前，他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成绩，谈不上功高震主。宋朝人写的史书拿了放大镜找赵匡胤的功勋，但也没凑出多少来。王夫之就评论说：赵匡胤哪有什么军功？柴荣的几次大战都没他的事儿，翻来翻去也就在滁关立了点无关大局的功，不要说和刘邦、李世民比，就是和曹操、刘裕比起来，也是“百不逮一”啊。可能正因为这个原因，柴荣才没有特别猜忌他。再说侍卫司并不在他手上。侍卫司都指挥使李重进是柴荣的表兄弟，不但功勋卓著，而且对朝廷很忠心。看上去，赵匡胤并没有太大的机会。但赵匡胤有两个很大的优势，一个是他从基层做起，是个兵油子，把兄弟特别多，号称“义社十兄弟”，其中好多人都当上了禁军高级将领。不光殿前司有赵匡胤的把兄弟，侍卫司里也有好几个。但是光有这些兄弟还不行。侍卫司一把手李重进树大根深，在上头压着，把兄弟们也没法乱动。但赵匡胤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弟弟赵光义跟皇上柴荣是连襟。也就是说，现在的皇太后是赵匡胤的弟媳妇。赵匡胤多半是搭上了这条线，弄了一道圣旨，把李重进撵到外地当节度使去了。侍卫司原来的二把手韩通成了一把手，新官上任，镇不住场面，赵匡胤的阻力就小了很多。
但是柴荣留下的制衡制度还是起作用的。赵匡胤终究不能越过韩通去调侍卫司的兵。那怎么办呢？正巧，这时北方传来辽国进犯的消息。这只是边境的小规模冲突，但赵匡胤他们故意制造紧张气氛，弄得朝廷如临大敌，派赵匡胤带禁军抵御辽国。这样一来，赵匡胤就能合法地把韩通的侍卫司禁军带出京城。当然不会全部带走，但留给韩通的士兵终究很少了。赵匡胤并没有一出门就杀个回马枪，因为北边还有一支慕容延钊的军队就驻扎在澶州，离京城只有一天的路程。所以赵匡胤让慕容延钊当先锋，自己帅大军跟着他慢慢地走。等慕容延钊老老实实地渡过了黄河，赵匡胤也就到了陈桥。现在时机正好，赵匡胤带着军队杀回首都，殿前司的兄弟们里应外合打开城门。侍卫司的韩通试图抵抗，但是兵败被杀。只要掌握了首都的侍卫司和殿前司，地方上的军队不足为虑。两个节度使先后起兵反抗，但是赵匡胤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把他们镇压下去。赵宋政权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种种不放心
尘埃落定之后，胜利者当然要总结经验教训，而最大的一条教训就是：一支无法控制的军队比一支无能的军队更糟糕。所以赵匡胤上台以后就开始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当然，他的很多做法并不是自己的发明，后周的君主已经开始有意识的这么做了。从某个角度上说，赵匡胤是柴荣政策的继承者。具体怎么做呢？当然要削弱藩镇。这个倒比较容易。五代后期，藩镇的力量已经很弱了，没什么抵抗能力。赵匡胤一步步取消节度使的权力，剥夺了他们的兵权、财权、用人权，像拔毛一样把节度使拔成了秃鸡。如果早几十年，赵匡胤这么做一定会引发可怕的叛乱。但经过多年的演变，中央禁军已经掌控了局面，节度使们毫无抵抗能力，乖乖地变成了秃鸡。换上柴荣这么干，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更重要的是对付禁军。大家都知道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有的读者会误以为这是去掉节度使们的兵权，其实恰恰相反，赵匡胤是把禁军高级将领撵去当节度使，其中就包括他的一批把兄弟。赵匡胤这么做是要把位高权重的人赶出禁军，把禁军将领们换成一批品级不高的新人，以方便他控制。但是这么做还不够，这只是一种权术，虽能取效于一时，但要想长治久安还得更改军事制度。
于是，赵匡胤永久性的改变了禁军制度。后周已经把禁军核心拆分为侍卫司和殿前司，赵匡胤更进一步将侍卫司拆分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这样禁军就割裂为不相统属的三部分，二司就变成了“三衙”。这样做赵匡胤还不放心，他进一步降低了三衙领导的品级。像殿前都点检、侍卫司都指挥使这样高级别的官职都空着不任命，三衙最高领导至多是从二品，甚至是四品官、五品官。所谓“位低则易使”，级别低了总是听话些。这样就能让赵匡胤放心么？还是不踏实，还要再分权。三衙里有好多高级将领，赵匡胤蓄意降低他们之间的权位差距，让他们彼此牵制，总之是防范一元化领导，防止三衙长官翘尾巴。但是光这样就够了么？终究三衙里是一帮子武将，有共同语言，碰到特殊情况说不定会勾结起来？赵匡胤又让枢密院帮助三衙一起领导禁军。枢密院的领导叫枢密使，基本由文官担任。禁军的领导权在枢密院和三衙之间做了分割。三衙有管理权，枢密院有调度权。按后来李纲的说法，就是“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这个制度在后周时期已有苗头，赵匡胤将其进一步固化，持续了整个宋朝。
这样赵匡胤总可以放心了吧？还是不太放心，赵匡胤武将出身，根据切身经验意识到了一件事：如果一个将领长期带领某支军队，那么将士之间就会有某种感情联系，这对作战当然有帮助，但也带来造反的可能！要不怎么说只有叛徒才能真正理解叛徒呢，赵匡胤就是比李世民想的细。所以赵匡胤推行了“更戍制“。按照惯例，禁军也要到各地驻防，不可能都屯在首都吃闲饭。以前这些禁军往往长期驻扎在当地。现在赵匡胤规定禁军在一个地方驻扎不能超过三年，往往一两年一换防。而且除了极个别例外，全体禁军都要参加轮换，这样一来，整个宋朝大地上布满了频繁换防的禁军，像蚂蚁搬家一样来回跑。司马光夸奖这种制度，说它能让士兵“均劳逸、知艰难、识战斗、习山川”。士兵可能确实借机领略了祖国的大好风光，熟悉了不少山川，但问题是他们不太熟悉自己的将领。这样当然也有好处，守边大将手下的军队虽然不少，但一两年一换，你怎么培植个人势力？你又怎么可能带着一群半熟脸去造反？
制度上的变革也需要文化上的配合。赵匡胤大力崇尚文化教育，反复让将军们“多读书”，以前被看不起的“毛锥子”们开始神气活现，到了他弟弟赵光义的时代，这个趋势更加明显，文化人坚定地爬到了武将的头上。五代时期的格局出现了大翻盘。
走向衰弱
赵匡胤剥夺了藩镇的地方权力，割裂了禁军的管理体系，切断了将军和士卒的联系，又将文官放置在了武将之上，终于解决了困扰中国上百年的大问题。它的成果是非凡的，宋朝政治高度稳定，经济非常繁荣，文化极其昌明。但反过来说，高效的军事体系就是需要地方上的灵活反应能力，需要作战上的一元化领导，需要将军和士兵的紧密联系，需要一种尚武好战的文化氛围。而赵匡胤的这些制度安排，几乎都是以牺牲军事效率为代价的。
那宋初的军事实力到底如何呢？其实还不算差。很多制度的弱点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反映出来的，宋军的战斗力并没有马上收到影响，而后周留给赵匡胤的军队，本来就相当强大。整个五代时期，中原王朝的军力都不弱。比如后唐主力军和后梁缠斗，在北边还能抵抗住辽国的进攻。后晋也曾多次击败辽国，最后虽被辽国灭亡，也不是因为战斗力不足，而是内部叛变导致。后周柴荣更是北伐辽国，收复三关，打的相当漂亮。赵匡胤的军队当然也自不弱，而且他坚持“先南后北”，并没有和强敌辽国正面交手，所以军事上的弱点即便已经存在，也没有真正暴露。
暴露出来是在宋太宗赵光义时代。他和哥哥赵匡胤不同，赵匡胤虽然在制度框架上削弱了军事系统，但他是个优秀的军人，处理具体军事问题终究有分寸。比如他虽然推行了“更戍制”，但很少更换边将，让他们长期驻守同一个地方，还享有相当的财政自由。赵匡胤也很少对前线军事指手画脚，“所用之将专而不疑“。但是赵光义不一样，他全方位的深化了哥哥的政策，做了一系列他哥哥出于理性常识没敢做的事。赵光义频繁更换边将，设置监军，对武将的猜忌比哥哥更严重。而且他还有一个幻觉，就是认为自己是杰出的军事家，兼通文武，手下的将领都不如他。
赵光义非要御驾亲征，收复幽燕，结果在高粱河战役中惨败，身中三箭，乘驴车而逃。吃了这一次亏，赵光义的肉身就不再御驾亲征了，但在精神上还要御驾亲征。
以后宋军作战时，赵光义经常不设最高指挥官，将军们互不隶属。那么谁是最高指挥官呢？当然是在大后方的赵光义军事家。他会谆谆教导将领们交战后如何设埋伏，如何搞夹击，还经常赐“阵图”，要求将军们按照阵图排兵布阵。宋朝以步兵为主，面对骑兵摆成稳定的阵列，这个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哪有出发前就决定阵型的道理？只有《三国演义》那种小说，才会让诸葛亮给出征的大将弄个妙计锦囊，现实战争怎么能这么搞？赵光义的部署经常执行不通。在满城之战中，将军们逼急了，决定不按皇上的阵图作战，监军李继隆激动地说：“违诏之罪，继隆独当之！”结果打赢了。赵光义后来也赏赐了这些将领，但估计心里头还是不够欢喜的。
赵光义最得意的一张阵图是他御制的“平戎万全阵”，又大又对称，画在图上非常好看，但不知道是不是将军们没领会阵图的精髓，反正戎最后也没平掉。宋太宗刚上台的时候，一心要收复燕云，到了晚年，燕云之地注定收不回来了，面对辽国也被迫采取守势。都这时候了，赵光义还在吹：”朕每出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丁宁喻之，不听者多至败事。”顺便说一句，这种遥控指挥的办法，包括御赐阵图，在宋太宗死后还延续了好几代，给辽国和西夏和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种儿戏般的作战方式，其实反应了一种深刻的心理变化。宋朝的皇帝和大臣倾向于把战争看成一种程序化的，甚至书面化的东西，他们用沙盘代替沙场，用后方的规划代替现场的判断，骨子里是否认将领们的自主能动性，贬低军事的技术复杂性，拒绝武将们的不可替代性。这种心理最终在几十年后产生了文官带兵的风气。
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制定的制度规划，决定了宋朝未来的军队状况，它注定是一个条块分割、体系复杂、指挥紊乱、不被信任的武装力量。它忠诚、稳定、老实，但是战斗力偏弱。但是，我们无法全盘否定这套体制。我们可以拿宋朝和唐朝做个对比，唐朝军事机器强大而灵活，给了边镇很大的主动性，但却尾大不掉，导致了安史之乱，此后再也没能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宋朝军事机器效率低下，高度僵化，最终酿成了靖康之变的惨祸，但是它的军队从未变成私人武装，从未失去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南宋就是在靠着这种忠诚在一片废墟上建立了起来。
赵匡胤对军事机器的弱化，背后是他深深的恐惧，而这种恐惧绝不是没有道理，只是他用挖掘另一个陷阱的方式来躲避一个陷阱。我们会批评这种行为不明智。但这无非是我们的后见之明，事实上这种行为不是一代又一代的被重复么？
我们畏惧我们所见到，却不知道畏惧我们还没有见到的，这真的是再寻常不过了。